以声明宣言宣传民主党派的主张

《文萃》宣传民主党派人士政见主张的第三种形式是以声明、宣言、函等来表明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的主张。比如第35期的《上海文化界人士上蒋主席书》,第57期的《上海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致民主同盟政协代表函》。在这里将《文萃》登载的有关宣言与声明列举几例。

一是宋庆龄在1946年7月23日发表的《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这则声明首先在7月25日出版的《文萃》第40期以《我对当前时局的意见》为题与世人见面,强烈谴责国民党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争取建立人民民主制度。这是宋庆龄在解放战争时期公开发表的唯一有关内战问题的声明。其中指出：“目前的危机不是国共之间谁胜谁败的问题,而是中国人民以及他们的团结解放和生存的问题,因此要解决的不是党派的权利,而是人民的权利。”[1]

二是《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由于蒋介石的内战政策违背人民意愿。因而,在解放区自卫反击战胜利的鼓舞下,国统区人民掀起了反内战运动。1945年10月30日,黄炎培致函国共谈判代表,呼吁停止军事冲突,提议组织包括各方代表的军事调查团,前往冲突地点调查真相。11月2日,民盟发言人发表谈话,提出“国家一切的问题,都应该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谁要用武力来解决党争问题,谁就负内战的责任,谁要发动内战,谁就是全国的公敌”。11月19日,重庆文化、工商各界五百余人集会,由各界代表郭沫若、沈钧儒等发起成立了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提出了“内战必先停止,是非再付公论”[2]的主张,大会号召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宣言称：“武力的内战,永远不能解决内部的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必用政治的方法来解决,并且必用和平的方来解决。”[3]重庆人民的反内战呼声迅速传遍国统区各大城市。为配合民主人士反内战的政治宣传,《文萃》在第9期刊登了《陪都各界反对内战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宣传了民主人士反对内战的呼声。

三是昆明“一二·一惨案”发生后的西南联大诸教授的抗议书。《文萃》第11期刊登了《联大教授会的抗议》《傅斯年谈话》《联大教授会十二月四日之决议》。这些文章揭露国民党镇压革命的残暴行径的同时,表达了民主人士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强烈抗议。

四是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国内各党派以重庆为中心展开了空前的民主活动,这其中就有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的成立。《文萃》在第13期刊登了贺兰《职教派与民族资本家政治联盟》和《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前者介绍了民主建国会的历史沿革,交代了建立该党的原因在于没有民主政治,民族资本是无从发展的。文章指出：“民主建国会前身是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简称中华职教社。中华职教社本是一个教育团体,以从事职业教育农村改进为宗旨。”[4]由于职教社在职业教育上的成就,它几乎成为沿江沿海工商金融干部的摇篮,与中国民族资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代表着工商金融界等民族资本家这一社会阶层。所以它在政治上先天的具有民主倾向。后者提出了该党的政治主张即：“对于国内政治,我们主张和平统一,民主集中,政府必须即刻停止以武力干涉人民的政治活动,充分尊重人民身体、信仰、言论、出版、结社、集会、通信的自由、以昭大信于天下；各政治党派以国家利益为前提,提忍相让,通过政治的民主化,以达成军队的国家化。”[5]此外,第17期刊登了《民主建国会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第二次意见》,宣传民主建国会的政治主张。

五是上海杂志出版界的备忘录。1946年5月至10月,上海知名报刊《消息》《周报》等相继被查,8月9日《大公报》刊载了国民党宣传部通知社会局禁止在上海销售的10种出版物。8月31日《大公报》刊载了上海市查禁的109种书刊,包括《再生》《民主世界》《群众》《民主》和《人民世纪》等刊物,使非国民党的民间出版物完全失去了合法的出版自由。为了严重抗议国民党当局限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反动行径,《文萃》第54期刊登了《上海杂志界联谊会致政协第三方面代表备忘录》。备忘录委托政协第三方面代表直接向国民党政府递交3点要求,“第一,一切限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特别法规必须立即明令废止,登记特许制度不容存在,已经依法申请登记,并已出版多时之期刊报纸,其合法存在的地位,必须予以承认。第二,过去发布之查禁书刊命令,必须宣布无效,妨碍言论出版之种种非法手段必须立即停止,过去被没收的刊物书报,应即行发还。第三,各地方政府及党军警宪机关应严加约束,不得滥用职权,对出版物之流通散布,横加阻挠。”[6]备忘录一方面反映了文化出版界民主人士的正义要求,表达了他们要求言论出版自由的政治主张和对国民党政府限制言论自由的抗议,同时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言论自由的破坏与限制以及其采取的种种妨碍言论自由的非法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