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少数“民主人士”对东北抗联的错误认识

抗战胜利后,一些民主人士由于长期不在东北居住,所以对日本占领时期东北军民的抗日情况并不十分清楚,因此其中的少数人发表了一些不符合东北人民抗击侵华日军的错误言论。这些文章被刊登在国统区有很大舆论影响的报刊上,引起了东北军民的不满,同时也错误地引导了社会舆论。上海《大公报》于1946年3月7日刊登的傅斯年《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就是一例。

众所周知,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英雄部队。在抗战时期,他们与日本侵略者周旋14年（1931年至1945年）,消灭了大量日本侵略者,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就是这样一支为抗战做出巨大牺牲的英雄队伍却遭到了代表国民党政治立场的《大公报》的歪曲报道。为了澄清对中共领导下的抗日联军的造谣污蔑,配合中国共产党在东北问题上的舆论斗争,为东北自治和建立东北人民政府制造有利的舆论氛围,《文萃》在第22期同时转载了《大公报》发表的傅孟真[55]《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和《新华日报》发表的冬梦《一个东北抗日联军战士的控诉——读大公报二月二十五日〈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一文以后》两篇代表国共两党不同政治立场的文章。其目的就是让国统区群众能了解东北抗联的真相。

傅斯年（傅孟真）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的《中国要和东北共存亡》一文对东北问题提出了“三项反对”和“两个办法”,即一是坚决反对东北政治特殊化；二是坚决反对东北经济特殊化、外倾化；三是坚决反对东北疆域分割化。他认为东北的经济必须中国本位化、和平化、均沾化、东北的政治必须统一化、无党化。其中谈到坚决反对东北政治特殊化的观点时,认为：“所谓东北的‘民主政权’‘民主联军’,来源是这样的：九一八后两三年,东北游击队失败,最后一股的李杜[56]将军所统帅之抗日联军,在事败后退入苏境,受了充足的训练,这次跟着苏军进来。他们还家是应该的,而由他们组织的‘地方武力’‘地方政权’,我实不能了解他是如何‘民主’,如何能代表地方。他们十多年住在国外,不与中国通消息,他们的国籍先须查考。南边进去的是‘八路军’与‘新八路’。总而言之都是在苏联占领下进去的。假如承认了这样局势,这样局势出来的‘地方政府’,谁来保证他的向心力？ 团结是向内的,不是向外的,统一不只是‘挂国旗的问题’。所以能‘承认’这受操纵的乌合之冒牌‘民主’,尤其是外来的！”[57]正是这段话激起了东北军民,特别是已苦战了14年的抗联战士的不满。文章的核心意思是主张不承认东北抗日联军与民主政权。

为了澄清傅斯年先生对东北抗日联军的情况的错误认识,《新华日报》东北人民抗日联军战士冬梦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对傅斯年有关“东北政治特殊化”这段文字中的错误认识作了纠正,对这段文字做了逐一解读,还原了东北人民抗日联军在东北开展艰苦卓绝斗争的真相。文中首先向国统区群众澄清了东北人民抗日联军的组成,指出东北抗日联军并不是指进入苏联的少部分国民党军队。文中说“东北人民抗日联军并不像傅先生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由几个像马占山[58]那样的英雄领导些败兵游勇在事变后乱打一阵,逃往苏联便完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东北人民抗日军一开始便是以广大的农民、士兵、学生为基础的,是在东北各省同时自发的伟大的抗日爱国运动。”[59]

接着,作者梦冬又反问傅斯年,“请问傅先生,我们为了回到祖国怀抱而战了十四年,难道还不能说明我们的向心力吗？ 那么在全国谁能向心呢？”梦冬认为傅斯年的观点不是因为“麻木不仁”便是因为他们那种地方性的排外思想是太“向内团结”了,而把东北人民当成“向外”的外人[60]。事实上,当马占山、李杜、苏炳文[61]等离开东北后不久,东北人民抗日联军在东北大地上便开始走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阶段。文章以作者经历者的身份告诉读者并没有几千人在苏联受什么训练。在东北组织地方武力,地方政权的是那些始终留在东北的坚贞战士。“他们若不能代表‘地方’,他们的政权还不‘民主’,那么谁能呢？”[62]所以作为“民主人士”,傅斯年虽然主张“与东北共存亡”,实质上是尽量在抹煞排斥真正与东北共存亡的东北抗日人民联军,破坏国内的团结,挑拨中苏关系,使国家外交内政更陷于被动的境地。《文萃》将上述两篇文章同时刊出,使读者通过两篇文章的对照阅读对东北人民抗日联军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人民政权有了正确的认识,有力驳斥了《大公报》故意曲解东北事实造谣以及对东北抗日联军的污辱,澄清了少数“民主人士”对东北抗联的错误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