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证化取向

互联网全面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十年前我曾预言过，互联网信息流所建构的盈利模式，依然是传统媒介的盈利模式，并不具有太大的成长性。互联网必然从信息流走向物流，走向资金流，最终走向信息流、物流与资金流的合一。阿里巴巴、京东一类购物网站的崛起，“宝”类产品的风靡，印证了我的推测。

光华君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师从钟瑛教授，其博士论文选择的是网络购物研究，具体考量的是网络口碑可信度对网络购买意愿的影响，换一种抽象一点的说法，考量的是网络信息流对物流的影响作用。

记得光华君博士论文答辩时我曾说过一段话:“我看重论文的研究结论，更看重其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光华君的论文，在大量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建构起研究的概念模型与分析构架，形成基本的研究假设，而后通过实证研究，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性分析。其研究过程是艰苦而精细的，其研究方法是科学而合理的，其形成的基本研究结论是可信且富有启示性意义的。”

于是，我想到社会科学研究的取向问题。

我曾读过一篇讨论社会科学研究发展趋向问题的文章。文章说，就我国目前的状况来看，社会科学研究呈现出两种基本趋向:一是“古鲁化”(印度佛教用语，意为“精神导师”)，一是精细化与实证化。

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一直提倡对策性研究，提倡要为国家政策的制定提供咨询，提倡相关的研究机构成为国家的“智库”。这也许就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古鲁化”导向。道理是不错的，国家为我们提供研究经费，我们没有理由不急国家之所急，不应国家之所需。不过，要成为人类的精神导师，要成为社会发展的指导者，要成为国家的“智囊”“智库”，却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应是“大师”们所为，而相对于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应走的和能走的，也许就是精细化与实证化的路线。

进而论之，“古鲁化”，绝非空疏的宏观推导，科学的“古鲁化”必须建立在大量的精细化与实证化的研究基础之上。作为社会科学两大霸权学科的社会学与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范例，传播学研究中许多经典理论命题的提出，同样是以大量的实证研究为依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精细化与实证化，应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取向。

我们习惯于对策性研究，严格地说，我们能提供对策性的解决问题方案的能力却是极为有限的。与其提供空疏的对策，还不如做点实证化研究来得实在，来得心安理得。

我们一直把广告学，甚至把广告学从属的新闻传播学都归为人文科学。不过，我却认为它应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这才引发了我上述有悖学术时尚的思考。

我和光华君有缘。他几个月大的时候，因无人照料，我的母亲曾帮助照看过一段时间。长大后，他又成了我的研究生。他聪明敏学，又颇为勤奋。其面世的博士论文，比较起答辩时的文本，尽管仍带有年轻学者暂时还未能脱尽的幼稚痕迹，但经反复修改，更多了一些成熟和精彩。我为他祝贺，不仅祝贺他现在的收获，更期待他继续踏实前行，收获更精彩的未来。

谨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