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范长江新闻奖

贾培信

摘 要：本文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记述了范长江新闻奖创办的起因及过程，为我们了解和认识该奖项设立的价值意义提供了珍贵资料。

关键词：范长江新闻奖；创办过程；价值意义

Abstract：The author narrates the origin and process of the Fan Changjiang Journalism Award creation with his own experience，and provides valuable academic material to research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award．

Key Words：Fan Changjiang Journalism Award；The Creation Process；Value and Significance

从1986年到1991年，范长江新闻奖经历了六年的酝酿、筹备，1991年12月11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和全国各大报纸报道了首届范长江新闻奖的评奖结果，这标志着中国第一个以中国记者命名的全国性最高新闻奖终于成功设立了。

我作为范长江新闻奖的发起人经历了筹备与创办的全过程，既感受到了它最初筹备的曲折，也享受到了它成功创办的喜悦。可以说，范长江新闻奖的设立是中宣部新闻局和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领导，以及新闻界同行关心和支持的结果，也是参与筹办的同志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下面我以个人的亲身经历，从三个方面谈谈范长江新闻奖的创办过程，也算是为它留下一段历史记录。

一、担负起筹备创办范长江新闻奖的重任

上个世纪60年代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书时，老师讲述的范长江的事迹及其作品，令我印象深刻，难以忘怀。大学毕业踏上新闻工作岗位之后，我曾在甘肃日报任武威记者站记者。当时我曾经带着范长江写的 《中国的西北角》，在他走过的西北之行路上采访，对范长江的采访作风有过很多切身体验。

198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中宣部新闻局工作，后来担任了理论与教育处副处长。过了两年，范长江之子范东生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也分到了新闻局，我们同在一个处工作。在工作和交往中，我们常常会谈及在 “文革”浩劫中被迫害致死的范长江，忆及他作为一代名记者的业绩和贡献。

1935年，年仅26岁的范长江只身深入到人迹罕至的我国西北部采访。他在 《大公报》连载发表了系列通讯，反映了当地的民情民俗，描绘了西北地区人民的悲惨生活，揭露了西北地区的弊政，并且首次在全国报道了红军长征的一些真实情况。系列通讯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后来以《中国的西北角》为题结集出版。

范长江还是国内第一个去陕北根据地采访的记者，当时曾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接见。他采写的通讯以 《陕北之行》为题在 《大公报》上发表。

抗日战争时期，范长江与羊枣、徐迈进、陆诒等共同创办了中国青年记者协会 （即现今中国记协的前身），以此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新闻记者。

解放战争时期，他率领新华社小分队的同志跟随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确保了党中央的声音能够及时得到传播。在西柏坡时期，他同新华社的同志一起，紧跟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为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新闻宣传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新华社总编辑、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等新闻宣传单位的重要领导职务，为创建和发展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结合新闻实践研究新闻理论，提出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新闻观点。如 “新闻，就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新闻是报纸的生命，是报纸的灵魂”等，这些观点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范长江整个新闻生涯是同国家和民族命运，同党领导的进步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一生追求真理，从一个爱国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的新闻战士，为创建和发展中国新闻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高尚的思想品格、丰富的新闻实践和独到的理论见解，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但就是这样一名叱咤风云的新闻记者，却在 “文革”灾难中消失了，他身上那种追求真理、献身民族的光环已被历史的污言秽语所淹没。我和东生在谈及范长江时都觉得，范长江的光辉只是被淹没而并没有消失。他的人格精神仍在人们的心底闪烁。

我们深感弘扬范长江的业绩和精神，在中国新闻界树立范长江的榜样，可以激励年轻一代新闻工作者更好地的成长，可以使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的高尚精神和优良传统能够更好地传承和发扬。正是基于这一认识，1986年5月，我和范东生、王志平、孙悦等几个热爱和崇敬范长江的年轻人，议论设立范长江青年记者奖，由我向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作汇报。

钟沛璋局长是一位有着丰富新闻实践经验，在政治上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他对培养新时代的青年记者一直十分关心和重视。在认真听取汇报之后，他表示支持设立范长江青年记者奖。

1986年5月，钟沛璋局长批准成立范长江青年记者奖 （后改为范长江新闻奖）组委会筹备组，并作出指示：“范长江青年记者奖组委会秘书长拟请中宣部贾培信同志担任”，这样，筹备创办范长江新闻奖的光荣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肩上。

二、繁杂细致的筹备工作

从1986年5月开始筹备，到1991年12月10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届范长江新闻奖颁奖，创建范长江新闻奖的工作经历了近六年时间。六年中，不论筹备工作多困难，不论我的本职工作有多忙，我都在尽心尽力地做好筹备工作。

范长江新闻奖的酝酿和筹备工作始于1986年5月。在开始的几个月里，曾开过几次会，有几位同志参加过。之后，由于筹备工作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这几位同志便忙于自己的工作，因此后来具体的筹备工作就主要由我来承担了。

1987年我调离中宣部，《到中国林业报》担任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负责报纸的创办工作。虽然我的工作调动了，但筹办范长江新闻奖的工作随着我的工作调动一直没有停止。此后，我的工作几经调动，先后到了国家新闻出版署、农民日报等单位，筹办范长江新闻奖的工作也随我从一个单位到另一个单位，始终在进行中。

在筹办范长江新闻奖的过程中，我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拜访新闻界领导和前辈，汇报筹办情况，听取建议意见，争取他们的关心和支持

在筹备工作中，我怀着满腔热情，拜访新闻界的主要领导和一些资深记者。我拜访过新华社社长、著名记者穆青和郭超人，与他们共同探讨为什么出不来名记者，怎么才能涌现出新时代一代新闻名家。还拜访过新华社副社长、新闻名家李普，他说：“要为青年记者们创造一个自我成长的广阔天地。”

我聆听过夏衍同志饱含情感地谈论他对范长江的认识。当他回忆起与范长江共事的岁月时说：“长江是一个很好的、十分杰出的新闻记者，解放后没有发挥他的才能和作用。转战陕北跟着毛主席撤退的记者就范长江一个。1966年2月是我与长江最后一次见面，我问他：‘你准备写什么？’他说：‘写延安撤退那一段，我最重要的不是写中国的西北角。’后来他就被关起来了。”

人民日报总编辑谭文瑞、胡绩伟；经济日报总编辑范敬宜；资深记者顾执中、田流、商恺；知名新闻教授甘惜分等名流前贤，都热忱地接待了我，他们希望新一代记者学习范长江的人格、思想和作品，体现了他们对培养和造就新一代中华新闻英才的关切。

（二）宣传范长江的事迹和设立范长江新闻奖的意义，争取更多新闻单位的参与和支持

当时我先后在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和中国林业报、农民日报等新闻单位工作，同时兼任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地市报研究会顾问、中国报协特约研究员、全国多个好新闻评委会评委等职，每年都要参加很多活动，出席许多会议。我利用这些机会宣传范长江和设立范长江新闻奖的意义，并开展集资工作。

为了保证宣传效果，参会期间我常常会下到每个参会人员的房间去作单独工作，常常是会议开几天，我就轮流到每个参会代表那里去宣传几天。不管会议是什么主题，在我来说范长江新闻奖的主题总是固定不变的。记得有次全国地市报研究会在山西大同开会，我在大会上作了设立范长江新闻奖和开展集资工作的专题发言。大家听我说要设立范长江新闻奖，气氛特别活跃。会议开了五天，我每天晚上挨门到每一个单位，给他们发放范长江简介以及集资协议书，明确资金不经任何个人之手，直接汇寄中国记协，收到后颁发集资证书。为此，每天晚上都工作到很晚。一天，我与孝感报社社长孙振武谈起设立范长江新闻奖的事，我们都很激动，一直谈到深夜。

由于我认真研究过范长江的事迹，简要生动的介绍感动了许多人，于是一开始南方日报、中国林业报、吉林日报、山西日报、黑龙江电视台、孝感报、黄岗报、伊春日报、海口画报等新闻单位的领导都热情、真诚地表示对范长江新闻奖集资的支持。中国记协处书记处书记王哲人听取了我的汇报后，赞扬和肯定了我的工作。

筹集资金是基金会批准之后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时宣传和集资成为经常性工作。我骑着自行车，冒着风雨寒暑，几乎跑遍了北京的主要新闻单位。到1987年9月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被批准设立后，中国记协的刘海兰同志、中国电子报的王志平同志也先后参加筹备工作。刘海兰同志虽然年纪大，但热情很高，有时也骑着自行车与我一起跑。

当时我们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工作，没有报酬，但大家始终毫无怨言，因为我们把宣传和弘扬范长江精神作为自己的应尽之责。

新闻媒体对于创办范长江新闻奖表现出很高的热情。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马庆雄说：“范长江新闻奖是新闻界自家的事，新闻单位自己要办好。”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说：“范长江新闻奖是一件好事，我们积极支持。只要需要宣传，我们一定办。”当时人民日报出资3万元，中央电视台1万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万元，中国国际电台1万元，光明日报1万元。工人日报、体育报、解放军报等也纷纷表示解囊资助。

中国电子报记者王志平想出了一个集资绝招：组织首都新闻单位到中国电影公司看内部电影，费了很大事，一张票不过挣毛儿八分，但这是基金会的第一批收入。后来他为基金会创办了一个公司。

在相当长时间里，基金会没有一分钱活动经费。1988年基金会只有105元资金，在大家的努力下，一年之后集资到13万元，两年后发展为22万元。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唐非称赞说：“从105元到22万反映了基金会几位同志奋斗的历程，成绩确实很大！”

（三）深入调研听取意见，起草修改报告、基金会章程、评奖办法，设计参评表，撰写并作 《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和范长江新闻奖筹备工作报告》

1986年5月24日，我和范东生给中宣部新闻局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起草了关于设立范长江青年记者奖的报告。1987年8月25日，我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写了关于设立范长江青年奖基金会的报告和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章程。1989年3月，我被记协批准以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负责人的身份向媒体发表答读者问 《全国中青年新闻工作者最高奖——范长江新闻奖首届评奖问答》，向全国发布了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被批准以及首届范长江新闻奖评奖的消息，由人民日报、新华社、《新闻战线》等媒体刊发。1990年5月我起草了范长江新闻奖评选办法、设计了范长江新闻奖参评作者推荐表、范长江新闻奖参评作品推荐表。

1990年5月26日，以中国记协主席吴冷西为名誉主席、新华社社长穆青为主席，陆定一、夏衍、张友渔、朱穆之、钟沛璋、徐铸成、顾执中等25名社会名流为顾问的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首届常务理事会在京召开。吴冷西在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我作为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秘书长作了《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和范长江新闻奖筹备工作报告》。报告共分三部分：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和范长江新闻奖的筹备经过和成立、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的工作、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的性质和任务。会议一致认可报告并通过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章程和范长江新闻奖评奖办法。范长江夫人沈谱深情地在会上说：“听了贾培信同志关于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筹备成立的经过，他们几个人做了很多工作，我很受感动。领导和新闻界热情关心和支持。在这里我向领导，向筹备的同志，表示感谢！”

（四）提倡学习范长江精神，为创办范长江新闻奖创造环境和条件

我凡调到一个新的新闻单位担任负责人，就利用自身的条件给大家讲范长江的事迹，要求大家学习范长江的敬业精神，力争成为一个学习范长江的群体，努力为创办范长江新闻奖创造必要的环境和条件。

1987年5月大兴安岭地区突发特大森林火灾，那时我是主持中国林业报工作的副总编辑，积极组织和领导大家投入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的报道。当时林业部长被撤职，主持工作的副部长不准报社报道火灾，说人民日报等报都在报，你们还报什么。我说：“在我们后院着火，这是谁也不愿意的。但是对于刚刚诞生的中国林业报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报道机会。报道火灾，这是中国林业报的责任。”我毅然领导报社记者学习范长江精神，带领大家奋不顾身地投入对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的报道。

当时我想，我还没听说哪一个部委报社的总编辑敢不执行部长意见，我顶撞了部长而擅自领导大规模地报道火灾，这对我个人肯定不会有好结果。但我首先想到的是工作责任，而不是个人利益。我想，如果坚持报道火灾，领导怪罪下来，对我来说，损失的不过是一个乌纱帽，我提着乌纱帽干，大不了把乌纱帽给他扔回去，不要了。而如果不作报道，就是对工作的不负责任，就是工作上的失职。我不顾部领导的意见，带领中国林业报记者积极投入了火灾报道。尽管当时报社有人按部领导的意见，在记者中散布反对去火灾前线，我和记者们还是义无反顾地前往大兴安岭，深入进行火灾报道。

事后，我和报社的记者受到了全国表彰。我因写了 《官僚主义酿成的大火》而获全国好新闻特别奖。中国林业报的相关报道在全国取得了排名第三的好成绩。

后来，中国记协为从大兴安岭火线凯旋的记者举行了隆重的庆功大会，会上中宣部新闻局副局长刘国雄说：“刚刚诞生的中国林业报经受了大火的洗礼！”中国记协书记杨子才说：“贾培信最会找位置，这次关于大火的报道，新华社去的记者最多，那是国家通讯社，解放军报去的记者第二多，那是全军的报纸，几十万军队在火线，而中国林业报居第三的地位，再上他上不过新华社、解放军报，再下一级他就要挨打了，因为他是中国林业报，不能靠后了。”

在这次庆功大会上，我们那位副部长慷慨激昂地说：“记者同志们，我们欢迎你们从救火前线胜利归来，感谢你们！”记协书记杨子才小声地对我说：“你们那位副部长现在坐的椅子是你给他搬来的，因为你中国林业报在大火中如果不动，倘若有记者一问部长：你感谢我们，那你中国林业报为什么不动呢？”

在国家机关工作时，我也尽可能争取为创办范长江新闻奖创造条件。比如在国家新闻出版署工作时，我向署长杜导正汇报筹办范长江新闻奖的情况，把创办范长江新闻奖文件草案送他，杜署长热情支持，很快在1988年3月23日就批示给主管的两位副署长：“强华、梁衡：此事符合我们的意图。请重视，加以支持。意见请转告贾培信。”王强华副署长详细研究了文件，提出要 “突出奖励在艰苦条件下的优秀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等建设性意见。

（五）弘扬范长江新闻奖评选过程中所展现的 “公正、廉洁、权威”的精神，维护其声誉，使之成为中国新闻界的旗帜

我在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首届常务理事会上作的 《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和范长江新闻奖筹备工作报告》中，提出范长江新闻奖的评奖目标是 “公正、廉洁、权威”，就是要坚持公正，工作廉洁，评出权威。这个目标反映了评委的意愿，得到了评委们的认可。

在评奖中，我以范长江新闻奖评委会副主任、常务理事、评委的身份，与评委们一起坚持评选的 “公正、廉洁、权威”。

1991年7月16日，由新闻界前辈、领导、专家、学者和名记者穆青、杨子才、唐非、陆诒、贾培信、马瑞流、王晨、田流、安岗、成一、杨伟光、郑兴东、商恺、栗国安、蒋齐生、刘国雄、舒野、林青、丁希凌、姚志能、阮观荣等21人组成的评委会，开始在京郊回龙观饭店进行首届范长江新闻奖的评选工作。

此前筹备组已按省记协、中央新闻单位划分为53个推荐系统，逐级推选评定，共推荐出108名参评人选。尽管每一位评委对参评人选比较了又比较，但要从这么多优秀人选中评出10名实在困难。这不仅是对强手如林的作品的评比，也是对人品的权衡。评委们摆事实讲道理，各自发表自己的意见，有时简直是唇枪舌战。评委们不允许有任何不公平，不允许把真正够标准的参评人员评下去，更不允许把不够标准的参评人员评上来，票数必须按规定超过2／3才能当选。有一名评委坚持要对前两次落选的一名参评人员再次投票，很多评委对此提出异议。这位评委绕着案桌动员其他评委 “抢救”这个落选的人。他的举动，实际上给那位参评者帮了倒忙。经过又一次紧张磋商后，举行了第三次投票，极力主张 “抢救”那个落选人的评委又落空了。此时，他居然提出要进行第四次表决，这个提议一下引起了大家的反对，评委会主任穆青站起来坚定地拍板说：“事不过三，三榜定案，现在就定了！”

要从当时的40万新闻大军中评出10名 （首届评奖只评出9名）最优秀的代表，这与其说是考评获奖者，倒不如说是在考评评委们，是在考评 “伯乐”。有了伯乐，在我们这个人才辈出的国家不难找出10名、百名、千名 “千里马”！

作为范长江新闻奖的主要发起人，在近六年的时间中，我一直在为实现创办范长江新闻奖的目标而努力。此时此刻，我为这次评奖活动所震撼！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写出了通讯 《新闻事业的最高奖赏——首届范长江新闻奖得主产生记》，记述评委们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弘扬范长江新闻奖评选所坚持的 “公正、廉洁、权威”精神，维护其声誉，使之成为中国新闻界的旗帜。

三、吴冷西、穆青、钟沛璋、杨子才等领导的指导和新闻界的支持

前面，讲的是这些年我和一些同志为筹备范长江新闻奖主动做的工作。但创办范长江新闻奖的工作最终能够获得成功，更重要的还是靠中宣部新闻局领导、中国记协领导及新闻界各位领导的指导、关心和支持。

1986年5月中宣部新闻局钟沛璋局长批准成立范长江青年记者奖 （后改为范长江新闻奖）组委会筹备组。我和范东生同志根据钟沛璋局长的意见，于当年5月24日起草了向中宣部新闻局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关于设立范长江青年记者奖的报告。报告写道：“范长江同志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在年青时代就对我国新闻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在新的历史时期鼓励青年新闻工作者深入实际，开拓前进，培育成千上万的优秀青年新闻工作者，建议设立范长江青年记者奖。”报告经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吴冷西以及王揖、杨翊、杨子才等领导批示，原则上同意设立。

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杨子才是一位热忱支持筹办范长江新闻奖的领导。杨子才是著名记者，后来出任解放军报总编辑。当时他在中国记协任书记处书记，我起草修改了设立范长江新闻奖的报告、基金会章程和评奖办法交给他，他把吴冷西等领导的意见转给我。我也把各家新闻单位对设立范长江新闻奖的意见告诉他，他与我商量，每每拿出精彩见解。

1987年8月25日，我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写了关于设立范长江青年奖基金会的报告和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章程。在报告前我附了一封信，杨子才书记在信函上批示：“请杨翊、唐非同志阅。章程最近又修改了一遍。但看来还得参照有关资料再改。我意可提请下一次书记处会议讨论，是否原则赞同办此事。若书记处赞成，再修改上送报告及章程，并开展基金筹集工作。”

10月4日，杨子才书记再次批示：“9月24日主席团、书记处已讨论通过设立 ‘范长江青年记者奖基金会’。请抓紧修改章程，并着手筹集基金。”

这天杨子才兴奋地告诉我：“范长江青年记者奖基金会已正式批准，可以立即开始具体集资和评奖工作了！”

看着批示，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多少天的奔波，这件事终于有了个好开头。

根据杨子才书记的意见，我对范长江青年记者奖基金会章程 （草案）及基金筹集办法进行了认真的修改后，又报送杨子才书记。杨子才书记在1988年2月6日批示：“1987年9月24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团暨书记处联席会议讨论通过，同意设立范长江青年记者奖基金会，并原则同意所拟章程 （草案）及基金筹集办法，可着即开始办理。”

1986年9月30日，杨子才书记在我和范东生向中宣部新闻局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写的关于成立范长江青年记者奖的报告上批示：“我意不限于青年，可称 ‘范长江优秀记者奖’。”原来多次讨论，不少同志主张仅仅限于青年。杨子才书记这个批示正合我的意见。吴冷西等领导深思熟虑后，也赞成扩大奖励范围，至此，范长江新闻奖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新闻最高奖了。

穆青，这位德高望重的新闻界的元老、新华社老社长在日理万机中对范长江新闻奖关心有加。他经常听取我们的汇报，有时出差也要委托新华社别的领导参加我们的会。我给他送去 《范长江新闻奖评选办法》，他认真作了修改，提出评选既要看作品又要看人品的原则。1988年9月14日，我和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杨子才在穆青的办公室，由我汇报了范长江基金会的工作。穆青听着，不时做着记录。听完汇报，他高兴地说：“范长江新闻奖这件事干起来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现在面临的困难无非是钱的问题。我想范长江新闻奖主要由新闻界筹款，新闻界自己的事自己干，国外基金会愿意给钱，我们感谢，而且告诉钱用在什么地方。新华社一年给两三万，一点问题没有。”穆青的话音刚落，杨子才对我说：“培信，你记下来。”我对穆青说：“穆青同志，你的话我记下来了。”穆青向我笑了笑，点点头。

最使我感动的是1988年4月1日，中国记协主席吴冷西作为全国政协新闻出版组的召集人，要我在全国政协新闻出版组会议上汇报范长江新闻奖筹备工作的情况。同去的还有范东生、刘海兰。之前，吴冷西看了我写的关于成立范长江新闻奖的报告，还专门召开了专家会议，论证了以范长江命名新闻奖的根据。他不仅有具体指示，而且为我们创造宣传范长江新闻奖的机会，以引起更广泛的支持。这天，吴冷西向我们一一介绍了参加全国政协的新闻出版界名家冯锡良、刘尊棋、肖乾、张西洛、陆诒、安岗、苏星、李峰以及国际友人、著名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等。接着，吴冷西请我向大家介绍关于范长新新闻奖基金会的筹备情况、工作计划以及评奖特点。我说明这个奖以考察作品和业绩为主，既要看作品又要看人品，只奖励在新闻上有突出贡献的人，每届最多评出十名，宁缺勿滥，评就要评出影响，评出榜样。

我发言之后，吴冷西说：“范长江是新闻界的老前辈，是青年记协的创始人之一，作为青年记协的创始人在座的还有刘尊棋和陆诒。范长江同志在新闻界很有代表性，他从一个爱国主义、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的新闻战士，他从直接从事新闻第一线的采访工作到担任新闻单位的领导人，都是新闻界的典型与榜样。用范长江的名字命名新闻奖，以范长江新闻奖来激励中青年新闻工作者，开拓新闻事业，这是很有意义的。”

范长江的战友陆诒感情激动地说：“我和长江一块工作，一块在战火中采访，至今我还保留着我们当年的照片。支持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我们上海记协义不容辞。范长江为人民作了好事，我们后来人不能忘记他。”

发言一个接一个，反映强烈而真诚。散会了，吴冷西告诉我，坐在中国日报总编刘尊棋东边的那位是中国建设杂志总编辑爱泼斯坦。我走到爱泼斯坦跟前，他谦和地站起来，用两只手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告诉我：“范长江的夫人沈谱请我加入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我很高兴。”我们再次紧紧握手，脉脉传送着友谊的情感，我说：“您加入基金会为本会增添了荣光，欢迎您！”

结语

范长江新闻奖自1991年创立至今已经历了22个年头。该奖项最初每三年评选一次，从1998年开始，每两年评选一次，共评选了六届，产生获奖者59名。2005年，根据中央 《全国性文艺新闻出版评奖管理办法》的要求，范长江新闻奖和韬奋新闻奖合并为 “长江韬奋奖”。

如今的 “长江韬奋奖”是经中央批准常设的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最高奖，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评选周期由两年缩至一年，每届评选获奖者20名，分为长江系列和韬奋系列。“长江系列”是记者最高荣誉奖，“韬奋系列”是新闻编辑、评论、节目制作、通联、校对等新闻工作者的最高荣誉奖，两者各评10名。

“长江韬奋奖”的设立，可以激励广大新闻工作者继承和发扬范长江、邹韬奋同志献身人民新闻事业的崇高精神，忠诚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和敬业创新精神，促进新闻界多出精品、多出人才，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新闻队伍，以确保新闻工作能够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长江韬奋奖”如今已成为中国新闻界一面领军旗帜，几十万中国新闻大军在范长江、邹韬奋崇高精神鼓舞下，肩负着时代赋予的使命，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果敢智慧，忠实地记录着伟大祖国改革发展的前进步伐，书写着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繁荣的辉煌篇章。

（贾培信：高级记者，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曾任新闻出版署 《研究与参考》主编、《世界农业》主编、《农民日报》第一副总编辑、中国农业出版社和农村读物出版社总编编辑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