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记《大公报》“小骂大帮忙”历史标签研究

刘继忠

摘 要：“小骂大帮忙”是强加给新记 《大公报》长达半个多世纪，至今仍有争议的政治标签。本文以 《与大公报论国是》《〈进步日报〉职工同人宣言》《1926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三篇文章所代表的历史节点，从历史解释学视角分析了中共从宣传、政策、历史三个层面建构 《大公报》“小骂大帮忙”标签的历史过程。“小骂大帮忙”历史标签建构的完成意味着中共对中间势力的争取、吸纳与改造的终结，意味着监督政府的近现代文人办报模式与思想的最终完结；改革开放后对 “小骂大帮忙”标签的解构与争议隐藏着对声音多元、民主政治的新闻实践与学术诉求。

关键词：小骂大帮忙；大公报；历史解释学

Abstract：Takunpao was labeled as small assistance and big criticism which is still a disputed political label over half a century．This paper from historical point describes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formation CPC how to malicious labeled small assistance and big criticism to Takunpao from propa－ganda，policy，historical，in which three articles represent three history points being selected，And Takunpao discuss state affairs，Progress Daily’Workers Declaration（foreword）and 1926to 1949old Takunpao．The process of the political label for small Assistance and big Criticism was al－so a process CPC to strive uptake and reform for the intermediate force，and also a process running newspaper and thoughts of supervise government was disappeared．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deconstruction and dispute of the label implicit the academic circles and the press practice and ap－peal in kinds of voices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Key Words：Small Assistance and Big Criticism；Takunpao；Historical Hermeneutics

“小骂大帮忙”是 “硬加给”[1]新记 《大公报》（下简称 《大公报》）长达半个多世纪，至今未被官方摘掉的政治标签。作为 “中国新闻史上的一种奇特现象”，[2]《大公报》对国共两党具有既 “大骂”又 “大帮”的多重面相，为人们 “各取所需”的解读创设了多维空间。以往研究主要关注这个标签是否属实，他们沿着 “还原历史真相”的致思路径，或纠缠于 “小”与 “大”关系，“主观”与 “客观”的精确考证；或着重于 《大公报》自由主义身份，资金来源，与政学系、蒋介石的关系及毛泽东、周恩来对 《大公报》肯定或否定评价，迂回论证或反驳，以致出现各执其说，各有证据、互不相下的学术争鸣现象。至于 “小骂大帮忙”标签是如何形成的，背后动因是什么，则语焉不详。《与大公报论国是》（1945）、《〈进步日报〉职工同人宣言——代发刊词》（1949）和 《1926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1962）三篇文献，分别从宣传、政策与历史三个层面形塑了 《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历史标签。基于此，本文从历史解释学角度分析这一政治标签的历史形成过程及其原因。历史解释学的基本问题是 “从真实历史中提取现代价值”，[3]而非传统史学注重于复原真实历史的致思路径。在历史解释学看来，真实历史永不能复原，只能从符号、文本、遗存等历史流传物中折射出来。人们看到的真实历史都是基于历史流传物建构出来的，烙有建构者的历史认识与背后意图。故研究历史认识的特性和逻辑，剖析历史观念形成的程序和条件，揭示历史的奥秘是历史解释学的重要致思路径。

“小骂大帮忙”的语词解读

作为批评时政的操作手法，“小骂大帮忙”源远流长。“发乎情，止乎礼义”“微言大义”“春秋笔法”等成语，均是 “小骂大帮忙”的同义反复。不同的是，前者具有褒义或中性色彩，后者因口语化很强而具有贬义为主，中性兼顾的词性特征。作为贬义词，1923年，邵力子曾阐述过其含义：“现在言论界里有一种 ‘小骂大帮忙’的方法，是专对于舆论界所不齿的人用的，其人既为舆论界所不齿，本来是该骂，却得了他的好处，又不能不帮忙；于是便有了这个小骂大帮忙的妙计”。[4]1926年10月28日，北伐军总政治部主办的 《汉口革命军日报》使用该词警告汉口新闻界；[5]1936年，曹聚仁以 “小骂大帮忙”讥讽胡适为首的 “现代评论派以及嫡传的独立评论派”的外交作风。[6]作为中性词，张季鸾的表述较为精练：“为了国家利益着想，有人谓报纸对于政府，应该是小批评，大帮忙。假使批评为难，则帮忙时也就乏力。”[7]此外，国民党要员张道藩[8]及国民党党员以个人名义或党部名义创办的如 《时行日报》《中流》月刊、《东北前锋报》等披着民营色彩的党员报，也曾使用过在中性的 “小骂大帮忙”。可见，《大公报》“小骂大帮忙”历史标签形成之前，该词已有贬义、中性之别。这表明时人在看待报刊监督政府、批评时政的功能方面已有认识偏差。即 “小骂大帮忙”是被批评者用来还击报人职业行为的 “坏词”，成为被批评者的 “敌人 （或敌人盟友）”所肯定的 “好词”。

政治宣传贬低 《大公报》声誉

《与大公报论国是》（下简称 《与》文）是重庆 《新华日报》1945年11月21日针对 《大公报》前日重庆版社评 《质中共》（下简称 《质》文）发的一篇社论。社论将 《大公报》“拥蒋反共”的立场刻画为 “小骂大帮忙”：“在若干次要的问题上批评当局，因而建筑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报，在一切首要的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这正是大公报的基本立场。”[9]这是中共首次正面严厉批驳 《大公报》。之前中共视 《大公报》为坚守 “四不”方针的大报，尊重 《大公报》。如重视范长江的西北采访；周恩来与张季鸾有亲密的个人友谊；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两次接受大公报专访，并应胡政之邀请赴宴，为 《大公报》题词 “为人民服务”等；[10]对 《大公报》的挑衅，中共尚能持温和态度，或隐忍不发或委婉还击。如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事件，周恩来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张季鸾、王芸生反驳 《大公报》对中共的不实污蔑，信中仍称 “贵报当能一本大公”；对5月25日社评 《读周恩来先生的信》污蔑中共对国家贡献是 “负号的，不是正号”的不实之词，也未予以反击。[11]《大公报》视中共为政见异己的在野党而非 “赤匪”，其报道与评论在国民党新闻政策允许范围内尚能做到 “不盲”“不私”，态度上尊重中共 “党格”。

让中共决定与 《大公报》交恶的根源，在于 《质》文触到了中共要害。《质》文观点与 《大公报》10万读者的社会影响力，在当时 “边谈边打，边打边谈”的国共政治谈判中，很有可能让中共在国统区的宣传努力失效，乃至出现舆论逆转。抗战胜利后的国共政治协商，实际是双方在武力相对均衡，美、苏两国的外交压力和国内厌战求和的舆论环境下，以政治方式解决政见之争，避免战争的一次尝试，[12]但双方在 “武力决定国家权力分配”的观念支配下，都有谈判破裂的心理预期。故利用谈判争取舆论支持，将战争责任加于对方，是两党宣传的目标。为此，自1945年8月16日到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中共中央 （含中央宣传部）下发了20余条指示，[13]对如何暴露国民党的接收腐败，如何向国统区宣传中共主张，如何暴露蒋介石发动内战阴谋等问题作了详细指示。蒋介石也于1945年11月成立了以陈布雷为宣传作战 “参谋总长”的宣传小组，应对中共宣传攻势。其中，操控、诱惑民营报刊服从于国民党宣传作战是宣传小组的惯用伎俩。能否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是否争取到 “中间势力”。胡绳认为 “中间势力”是指国共两党之外的 “一大片”，“包括知识分子、工商界、搞工业的、搞教育的，等等”。[14]《质》文重提朱德总司令的命令[15]，重提军队国家化，要中共 “政争”不要 “兵争”等论据与观点，意在强烈暗示中共是内战的发动者。其次，社评的标题、观点，刊发时机及中央通讯社的转发等，让中共感到此文背后隐藏着国民党高层的影子。再次，1941年延安整风和 《解放日报》改版过程中，中共彻底批判了资产阶级新闻思想，报刊的多重政治角色被改造成唯一的角色：阶级斗争的工具。在此逻辑下，《大公报》“国家至上”的言说方针，自然会被解读为国民党的文宣策略。

自此，中共遂以 “小骂大帮忙”标签不时地敲打 《大公报》，并将 《大公报》提升到 “反人民”的 “法西斯的有力帮凶”的政治高度。具体而言：《与》文刊发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 《文萃》周刊第10期将 《质中共》与 《与大公报论国是》并列刊发方式隐讳表达中共立场。1945年12月8日，《解放日报》刊发中央候补委员陈伯达撰写的 《驳大公报》（《群众》24期转载，下简称《驳》文）。《驳》文洋洋洒洒万余言，就 “今日内战局面演进的根源”“国民党发动的兵争是干什么的”、及 “什么是国家与什么是 ‘国家兵’”三个问题，借 《大公报》的材料批驳 《质》文。与《与》文相比，《驳》文对 《大公报》的批判又拔高一步，将 《大公报》提到了 “反人民”的高度，说 《大公报》在国家根本问题上存 “有维持国民党统治的私心”。[16]1946年4月18日，重庆 《新华日报》刊发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撰写、周恩来修改的社评 《可耻的 〈大公报〉社评》，全面反击 《大公报》上海版社评 《可耻的长春之战》对中共的攻击。社评对 《大公报》社论作者王芸生的批判提到了 “从法西斯和刽子手那里，讨得一点恩惠，舔一点喝剩的血，啃一点吃剩的骨头”的“法西斯的有力帮凶”的高度。[17]此后，随着内战爆发和 《大公报》言论态度悄然左转，中共批判《大公报》的强度虽略有减缓，但 “小骂大帮忙”标签却在中共阵营内及进步人士群体中达成共识，成为他们评价 《大公报》的一个口头禅。如，邵燕祥回忆说 “小骂大帮忙”是他 “在1948年听中共地下党的同志这样评价的，人很年轻，显然也是从自认为可信赖者那里听来的”。[18]

但检视抗战后的 《大公报》社评，可见大公报并不隶属于国民党阵营。内战爆发前，《大公报》断定 “国民党不可能消灭共产党，共产党也不可能推翻国民党”，故其社论 “既骂国民党，又骂共产党，措辞激烈，火气旺盛”，[19]要求两党协商解决政争，共建民主宪政，[20]为此它尊奉 “国家中心论”，[21]警告国民党 “莫失尽人心”，抨击其 “五子登科”的 “劫收”浪潮及错误的 “金融政策”；抨击国民党特务殴打、绑架进步人士等；承认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反对党，警告其 “勿以兵争”，莫破坏 “交通”等。内战爆发后，《大公报》陷入 “绝不希望共产党取得天下，也不愿为国民党殉葬”的困境，其言论立场与态度发生分化：王芸生陷入苦闷，“社评忽左忽右”，重庆馆 “便向左倾”，亦有几个人鼓吹 “中间路线”，却不占据大公报的主流。“至于新闻版面，可以说十分之六七是左倾的，如果说大公报左右开弓，以左的力量为大”[22]这一态度不讨国民党喜欢，《中央日报》以 “学潮”为由发起 “三查王芸生”运动，共产党仍以 “小骂大帮忙”敲打王芸生。在国共舆论夹击下，经李纯青争取，毛泽东请求王芸生参加新政协的条件下，王芸生和 《大公报》于1948年底转向中共。在此情况下，中共仍将 “小骂大帮忙”帽子戴给 《大公报》，其意图主要有二：一是借该词降低大公报信誉，从信源层面降低 《大公报》社评对中共抨击的负面效果。二是借 “敲打”《大公报》和王芸生以争取中间势力。即通过批判王芸生、赞誉 “《大公报》里是有好人的”的方式，警告靠近蒋介石集团的知识分子等。若和国民党走的太近，必将成为中共 “敌人”；保持中立或沉默，乃至靠拢中共，将是其唯一出路。

政策定性改组 《大公报》天津版

1949年初中共已稳握胜券。随着平津战役的打响，如何接管 《大公报》摆上了中共议事日程。因为如何处理 《大公报》津版，“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对民营报纸的政策以及它的读者影响的问题”。[23]处置不慎将可能引起中间势力的强烈不满，乃至行为抵触，甚至影响到中共正在筹划的邀请何香凝、李济深、沈钧儒等中间势力优秀代表奔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活动。虽然中共早已制订了 《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1948年11月8日），但在平津战役打响后，有关部门还是邀请杨刚、宦乡、孟秋江等到西柏坡，由毛泽东、周恩来主持，研讨确定了 “按私营企业对待”，批判其 “小骂大帮忙”手法，改组易名出版的五点方针。[24]为确保顺利接受 《大公报》津版，中共中央于1949年1月17、19、23日连发3条电文给天津市委，要求其慎重行事并为徐盈、杨刚等 《大公报》地下党员接管、改组 《大公报》创造条件。17日 “子真”电说，拟从 “内部革命，加入外力”使 《大公报》“改换名称，组成进步分子的报纸，使平津解放后除党报外有一党外的民主报纸配合”；[25]19日 “子铣”电称 “对 《大公报》可告以因系全国性报纸已请平津前线司令部转向中央请示，尚未得复，同时经过其内部人员设法使其资财不致逃匿，以待杨刚等前来由该报内部解决，实行革命，然后重新登记，以便利用原有资财班底改名发刊”；[26]23日 “马电”说，“但 《大公报》不要让它先出版，可即以接受其中官僚资本股份名义找该报经理公开谈判改组，指出该报过去对蒋一贯小骂大帮忙，如不改组不能出版，以便和徐盈、杨刚等里应外合”。[27]2月3日至27日，在孟秋江、杨刚等操作下，《大公报》津版按照中央意图改组：召开230余人参加的临时职工大会，议决 《进步日报职工同人宣言》等，选举内定的临时管理委员会，天津军管会迅速予以登记等。2月27日 《进步日报》正式发刊，首期刊登了 《〈进步日报〉职工同人宣言——代发刊词》（下简称《进》文）和 《〈进步日报〉是如何产生的——大变革中的一个故事》。

《进》文署名 “张琴南、杨刚、徐盈、高集、彭子冈、赵恩源、李光诒等大公报原职工二百三十八人”，却是23日 “马电”对 《大公报》“过去对蒋一贯小骂大帮忙”的政策定性的详细阐述。文章沿用 《大公报》是 “反动报纸”“国民党的帮凶”等政治定性，对之批判上纲上线，其中在论述 《大公报》主持人 “善于在所谓的 ‘社论’宣传上运用狡诈手段”时写道，“小骂大捧是大公报的得意手法。它所骂的是无关痛痒的枝节问题和二、三等的法西斯小罗罗，它所捧的是反动统治者的基本政策和统据国家地位的法西斯匪首，即所谓 ‘国家中心’。……因此，大公报在蒋介石御用宣传机关中，取得特殊优异的地位，成为反动政权一日不可缺少的帮手”。这段文字对 《大公报》“小骂大帮忙”标签形成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作用，并作为经典材料被广泛引用，是 《大公报》被正式扣上 “小骂大帮忙”政治污名的真正起点。

中共以 “小骂大帮忙”之名，借大公报人之手 “接管”《大公报》津版，而不是按照 《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市中中外报刊通讯社的处理办法》处理，显然是要赋予此次改组 “强烈的象征意义”。1）告诉对中共有 “历史污点”的报人，若能如 《大公报》津版，主动 “自我检讨、自我批判”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即能获得通往新中国 “政治新生”通行证。这一政治隐喻体现在毛泽东亲自确定的 《进步日报》报名上。他说：“办报的自我检讨、自我批判就是进步，解放了，大家都要进步嘛！”2）《进步日报》是新解放区首张崭新的民营报纸，表明民营报刊 （报人）在解放区有生存空间。《进步日报》出版后，新华社播放了 《进》文和 《〈进步日报〉是如何产生的——大变革中的一个故事》两篇通稿。“这两篇通稿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西方各大通讯社都作了报道”。[28]3）在酝酿中间势力优秀代表奔赴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背景下，中共精心改组 《大公报》津版，是要向中间势力释放试探性信号。这一信号让中间势力迈进解放区的喜悦心情蒙上一层阴影。北上的王芸生得知后，非常担心上海 《大公报》能否保存。港版 《大公报》职工看到 《进》文后，“各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值班编辑萧乾为是否转载此文拿捏不定，为此他与香港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夏衍商议。夏衍 “沉吟了好一阵子”“咬咬牙”才决定 “一字不改地照发”。[29]职工唐振常回忆说，他们 “曾经为改名 《进步日报》惊愕”。[30]另外，《大公报》改版易名在西方新闻界 （尤其是英、美）“引起一片哗然”。[31]据此，毛泽东意识到整改民营报纸尚不是时机，他看到刚创刊的 《进步日报》后说：“旧瓶可以装新酒，报名也可以不改嘛！”[32]周恩来在王芸生随军南下时，亦对王说 “上海《大公报》不必改名了。你随军南下，继续主持上海 《大公报》，我们不来干预；当然，有困难我们还是要帮助的”及大公报曾培养出不少优秀人才等安抚性话语。

在争取到王芸生等中间势力的前提下，中共以恩威并重策略改组 《大公报》津版，除了表明中共对待民营报纸的立场，试探中间势力外，还在于通过做实 《大公报》“小骂大帮忙”行为，清晰而隐讳地向自由主义报人表明，他们坚守的新闻理念与中共党报思想不兼容，中共不会容忍其 “监督政府”为理念的 “小骂大帮忙”行为。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小骂大帮忙”的新闻行为不利于新生政权的巩固，须严加管控。然在筹备新政协，马上要 “进城”组建新政权等客观环境下，对中间势力须既要积极争取，又要防止其资产阶级思想对新生政权带来的可能破坏。这在于毛泽东既重视统一战线[33]，也没有忽视20世纪30年代流行的 “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的警告。[34]以 “小骂大帮忙”之名改组 《大公报》津版，是给民营报人 “监督政府”的行为下马威；[35]邀请王芸生参加新政协，保留上海 《大公报》报名等，是恩惠于民营报人，这种二元策略是毛泽东争取为主、预防为辅地对待中间势力的真正态度。也正是这一态度，主导了建国初期中共新闻政策的基本走向：将代表国民党反动派声音的党营报刊、电台、通讯社予以完全没收；允许代表中间势力声音的民营报纸的存在，却剥夺了民营报纸以 “小骂大帮”方式重建社会信誉，监督新政府的根基，致使民营报纸趋于萎缩；大力构建代表中共声音的新中国党报体系，壮大党报的社会威望，达到让党报真正领导社会舆论，奠定新生政权合法性的战略目的。

历史建构彻底否定 《大公报》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于1956年底的基本完成，构建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新型意识形态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中间势力所信奉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构建这一新型意识形态的最大威胁，其主要表现是过渡时期 （1949～1956）章伯均、储安平等知识分子对中共政策的不满与批评。这种不满与批评虽在电影 《武训传》《红楼梦》研究和 “胡适思想”及胡风文艺思想的政治性批判中被压制，但并未让知识分子真正 “臣服”，加之党内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高层的意见分歧和1956年波匈事件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冲击，使毛泽东意识到多元声音不利于中共政权的稳固，[36]不利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调动社会资源，以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现实需要。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颁布、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则意味着全面改造中间势力们的意识形态的条件已初步具备。故毛泽东以 “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的严厉批评叫停了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阻碍了声音多元化的继续生成，继而以 “引蛇出洞”策略 “钓出”50余万知识分子。

在此背景下，批评时政的言说空间就根本没有了存在价值。故凡是向党提意见的人均被视为“小骂大帮忙”行为而划为右派。“小骂大帮忙”成为批判 《大公报》及其 “右派”职工和梁漱溟、储安平、章伯钧等 “右派”的术语。1957年，王芸生撰文批判旧报人，要资产阶级旧报人加紧个人思想改造；[37]同年，萧乾对当时人事工作 “七分肯定，三分批评”的叙述，被视为 “小骂大帮忙”，成为其企图颠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罪状。[38]穆欣称 《大公报》“比国民党中央日报还要恶毒”。[39]艾思奇以 “小骂大帮忙”批判梁漱溟的哲学思想；[40]德山称 《大公报》是 “用 ‘小骂大帮忙’的手法来掩饰它为国民政府服务的实质”的 “一张反动的报纸”；[41]关锋 （时任职于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批判 “光明日报”“文汇报”以 “小骂大帮忙”名义骂 “共产党和人民政府”。[42]毛泽东于1958年国庆前夕与吴冷西谈话中，以 “一点也不错”的聊天方式再次否定了 《大公报》的 “小骂大帮忙”，并要吴冷西学习张季鸾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观察形势的方法”。[43]1966年，北京汽车配件厂老工人桑秀林撰文以 “小骂大帮忙”批判 《北京日报》包庇 《燕山夜话》和邓拓等。[44]“小骂大帮忙”成为众口铄金、口耳相传的 “坏词”。

此时的 《大公报》已于1956年10月升格为中央一级以 “财经经贸和国际报道”为主的全国性专业 “党报”，1957年 “反右”运动中亦有20多人被打成右派，但作为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旧标杆和 “小骂大帮忙”代名词，“清算”《大公报》是有助于改造中间分子的思想观念。1959年底，在“毛主席的意思”下，周恩来的三次谈话，“还是免了吧”的右派王芸生拉上曹谷冰，勉强接受撰写《大公报史》的任务。[45]

《英敛之时期的旧大公报》（1961）和 《一九二六至一九四九年的旧大公报》（1962）（下简称《1926》文）是这项任务的最终产品。两文秉承 “新闻事业，……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46]宗旨 “清算”《大公报》。在此宗旨下，新记 《大公报》是 “大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吴、胡、张续办，“拥护蒋介石，直到蒋政权的灭亡”的 “官僚资本企业”，它 “如影随形地反映着中国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中国革命的一种曲折复杂的形态”。“小骂大帮忙”是 《大公报》与蒋介石关系的 “机密所在”，是蒋的 “狡猾之处”。[47]王芸生接受这项任务，清楚其中的政治意图，在文中他以自我批评方式点出：清算 “旧知识分子们的意识形态”，要旧知识分子 “非加紧改造思想不可”。[48]王芸生 “最大的违心之作”是否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尚不得知。但王芸生建构的 “拥蒋反共”色彩浓厚，“爱国”色彩浅淡的大公报史，与周恩来1958年对 《大公报》“第一，《大公报》是一贯爱国的，第二，你们是坚决抗日的，第三，你们培养了不少有用的新闻人才”[49]的评价严重不符。

至此，中共对 《大公报》“小骂大帮忙”标签的历史建构划上句号。该词成为 《大公报》的紧箍咒，成为1966年 《大公报》停刊及1978年后至今无法复刊的理由。[50]而随着 《大公报》“小骂大帮忙”标签的步步做实，以 《大公报》为代表的民营报纸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的 “文人论政”的办报模式及思想被彻底打倒。与此同时，《大公报》重要读者群——中间势力——亦经历了争取与利用、吸纳与改造及彻底被打倒的三个阶段；他们所信奉的资产阶级思想 （包括新闻思想）亦在各种运动中逐渐地被彻底 “改造”。“小骂大帮忙”的消失，意味着多元声音被舆论一律取代，毛泽东1945年以 “民主”解答黄炎培提出的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历史难题及 “双百方针”“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等政策，亦被其个人崇拜与威望专制所取代。

争议中还原 《大公报》历史真相

1978年中国步入了 “改革开放”的新环境，但对 “文革”中左倾思潮的反思并不到位。对于强加给 《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历史标签也没有在 “拨乱反正”中去掉，反而成为 《大公报》在大陆无法恢复出版的一个借口。因此，还原真相，去掉 《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标签，首先成为大公报老报人努力的一个重要目标，随之成为不少学者的共识。但是，这一努力也遭到反对，他们继续以各种理由维持 《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历史定性，在 “渐进式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历史的天平渐渐倾向了前者。

较早为 《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翻案的是大公报老报人。早在80年初，李纯青、徐铸成、王芸生等大公报老报人以提供史料的方式，批评硬加给 《大公报》的各种不实之词。李纯青最先著文否定 《大公报》是政学系机关报，否定大公报是官僚资本企业等。[51]与此同时，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人大新闻系等高校的部分师生也在课堂或私下讨论中否定了 《大公报》“小骂大帮忙”。如， 1981年在孙旭培硕士论文的答辩会上，孙旭培认为 “一个社会中的报纸与国家的关系，应该是 ‘小骂大帮忙’”的回答，得到了答辩主席王若水的肯定。[52]从80年中后期起，以 “一分为二”的观点评价 《大公报》“小骂大帮忙”成为主导性的致思路径并延续至今。即将 “小骂大帮忙”视为资产阶级报纸的 “普遍现象”或 “普遍规律”而间接为 《大公报》“小骂大帮忙”不实之词辩护。这一论断认为 “小骂大帮忙”根本上利于蒋介石的统治，但也有其积极意义。不过，“资产阶级报纸”在8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语境中是个贬义词。徐铸成、范荣康 （1988）、谢国明 （1988）、吴廷俊（2002）等是这一观点的代表，[53]吴廷俊认为 《大公报》对国民党政府确实是小骂大帮忙，从政治上看是反动的，但他同时认为 “小骂大帮忙”是 “合法的民办报纸为本阶级长远利益服务的一种较为有效的做法”，“既是 《大公报》对自身办报实践的总结，也是它对报界与政府之间理想关系的一种向往”[54]90年中后期起至今，刘自立 （1998）、王芝琛 （1999）、周葆华 （2002）、方汉奇 （2003）、肖芃 （2009）、袁新洁 （2009）、徐冠华 （2009）等学者力争完全去掉 《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历史标签，[55]他们或着眼于史实的全面考证，若将 “小骂大帮忙”提升到 “新闻专业主义的典范”“舆论监督的策略”“文人论政的表现”“政府与报界的普遍规律”等层面剥离该词的贬义性。当然，在这些学者之间也有 “肯定”“否定”，“亦骂亦帮”及 “无涉”等观点的意见分歧，然在摘掉 《大公报》“小骂大帮忙”历史标签方面却比较一致。其中，方汉奇先生的 《为 〈大公报〉辨诬——应该摘掉 〈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帽子》在学界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吴廷俊的专著 《新记 〈大公报〉史稿》（1994）和贾晓慧的博士论文 《〈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 〈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2002）及王芝琛的系列论文亦为此做出重要贡献。然而，穆欣 （1994）、韩辛茹 （1990）、盛沛林 （1995）等学者[56]及一些新闻史教科书仍维持 《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原有定论，不过其表述少了许多贬义色彩，也不占据主流地位。

可见，改革开放后对 《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翻案主要在学术领域，而 《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政治定性主要在政治领域。学术以严谨、求真的科学精神为宗旨，政治以利害关系的现实考量为根本旨趣。“小骂大帮忙”隐含的民主政治与意见多元不利于新中国一元化的意识形态的建构，故需将其打倒。而改革开放的新环境既呼唤民主政治、呼唤社会意见的多元化，也需维护大一统的威权体制。这既给 《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翻案提供了学术环境也为其马上翻案设定了不少思想藩篱。故在为 《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翻案的学术进程中充满了争议声音。这一声音既有“左倾”思潮在作祟，也有陈旧史学观念的影响，也有维系声音一元、威权政治的理论性辩护。

结束语

历史是在各种合力推动下向前发展的。史学著述描述这一进程也隐藏着作者所支持的影响历史发展的某种力量。历史解释学是要透过历史流传物，去把握历史流传物蕴含的当时具有的 “字外含义”，揭开各类 “史学著述”所隐含的宣传、说教及其政治旨趣等主观意图，以达到对历史的 “同情之理解”。《大公报》“小骂大帮忙”标签的建构与改革开放后的解构与争议，背后隐藏的是中共与中间势力在追求声音一元和维系多元声音；以威权政治调动社会资源建设国家现代化和以政治民主推进现代化并维护个体尊严与自由等层面的暗中角逐的曲折史。这一斗争在语词 “小骂大帮忙”的体现主要是该词组词性由贬义、中性词性向绝对化的贬义词性的转换，及绝对化的贬义词性的解构和回归该词组本来词性的历史运动过程。即作为口语化的 “小骂大帮忙”具有两面性，一种是以肯定语气表达的新闻媒体在中国现代化的基本共识下监督政府 （政党）的合法的职业行为，这一行为意味着对声音多元、政治民主的媒介实践及其诉求与学术维护；一种是以否定语气表达的新闻媒体扮演颠覆或威胁政府 （执政党）的 “媒介间谍”行为，这一行为意味着对异己声音的不容忍。而肯定语气与否定语气交织在一起的 “小骂大帮忙”则表明声音多元、政治民主和声音一元、威权政治处于博弈状态。改革开放后我国政治民主转型的 “渐进式改革”及这一改革进程中的艰难与缓慢，正是 “小骂大帮忙”学术争议的根源。而学界普遍否定 “小骂大帮忙”的贬义词性，意味着我国正步入政治民主、声音多元的发展改革的轨道。

（刘继忠：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新闻学博士。本论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项目编号：11YJC860027）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2012年度重点项目 “民国新闻史研究 （1895—1949）”（项目编号：12TQA001）的部分成果。）

[1] 张颂甲：《我所认了解的 〈大公报〉——纪念 〈大公报〉创刊一百周年》，《百年潮》2002年第2期。

[2] 穆欣：《办 〈光明日报〉十年自述 （1957—1967）》，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3] 徐兆仁：《历史解释学的基本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9月21日3版。

[4] 邵力子：《随感录：小骂大帮忙》，《民国日报·觉悟》第10卷12期，1923年，第3页。

[5] 见刘建明主编：《宣传舆论学大辞典》，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页。

[6] 曹聚仁：《小骂大帮忙不适用》，《兴华》第33卷第29期，1936年，第48～49页。

[7] 张季鸾：《今后的中国新闻界》，《大公报》重庆版，1943年10月1日。

[8] 见王淮冰、段镇坤等：《邵荃麟同志与汉口大刚报》，《新闻与传播研究》1980年第3期。

[9] 《与大公报论国是》，《新华日报》1945年11月21日。

[10] 殷之俊：《毛泽东王芸生关于 “另起炉灶”的对话》，《世纪》1999年第4期。

[11] 王鹏：《周恩来与王芸生交住二三事》，《文史精华》2004年第7期。

[12] 邓野：《1944－1946年间国共力量的 “平衡”与政争》，《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13] 据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的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 （1937—1949）》（学习出版社，1996年）统计。

[14] “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课题组：《胡绳论 “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15] 《质》文将朱德总司令视为 “砍杀之战”演成的根源。朱总司令的命令是中共在抗战胜利之初与国民党争夺敌占区的合法基石，后被盟军否定，致使中共将解放区与敌伪区连成一片，迫使国民党与之成立 “联合政府”的设想失败。邓野：《论国共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

[16] 陈伯达：《驳大公报》，延安 《解放日报》1945年12月8日。

[17] 《可耻的 〈大公报〉社评》，《新华日报》1946年4月18日。

[18] 见 《我与大公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6页。

[19] 李纯青：《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周雨：《大公报史 （1902—1949）》，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38页。

[20] 这一政治立场在社评 《中国的政治之路》（1945－11－02）中予以集中表达。社评假设 “我是蒋主席”和 “我是毛先生”的方式要求蒋介石结束训政，实施宪政，要求毛泽东放弃 “兵争”全力 “政争”，促进蒋介石施行民主宪政。

[21] 李纯青：《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周雨：《大公报史 （1902—1949）》，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35页。

[22] 李纯青：《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周雨：《大公报史 （1902—1949）》，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39、441、433页。

[23] 张颂甲：《我所认了解的 〈大公报〉——纪念 〈大公报〉创刊一百周年》，《百年潮》2002年第2期。

[24] 关于此次会议确定的方针，各个版本表述不一。见邹仆：《天津解放后第一张民营报纸：〈进步日报〉》（《新闻大学》1994年第1期），方汉奇等著：《〈大公报〉百年史 （1902－06－17—2002－06－1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6页。

[25] 见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 （1937～1949）》，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774～775页。

[26] 见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 （1937～1949）》，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777页。

[27] 见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 （1937～1949）》，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783页。

[28] 方汉奇等著：《〈大公报〉百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30页。

[29] 《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221页。

[30] 《我与大公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31] 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

[32] 张颂甲：《我所认了解的 〈大公报〉——纪念 〈大公报〉创刊一百周年》，《百年潮》2002年第2期。

[33] 见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83页。

[34] 潘敬国、张颖：《试论毛泽东对 “中间势力危险论”的突破》，《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5期。

[35] 面对下马威，王芸生表明他来解放区是 “投降”的。见 《我到解放区来》天津 《进步日报》1949年4月10日。

[36] 佐证是：吴冷西回忆说，“毛主席说……我们在全国解放后的头几年，新闻统制比较严，很有必要。”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37] 王芸生：《论旧报人的改造》，《新闻战线》1957年创刊号，第41～43页。

[38] 《我与大公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6页。

[39] 穆欣：《斥右派关于新闻自由的廖论》，《新闻战线》1957年创刊号，第36～40页。

[40] 见艾思奇：《胡适梁漱溟哲学思想批判》，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41] 德山：《旧大公报剖视》，《新闻战线》1958年1月号，第25～32页。

[42] 关锋：《边鼓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40页。

[43] 见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页。

[44] 桑秀林：《原来你们是 “小骂大帮忙”》，《北京日报》1966年5月22日3版。

[45] 王鹏：《毛泽东为什么保下了王芸生》，《书屋》2002年第5期。

[46] 王芸生、曹谷冰：《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新闻战线》1961年第1期。

[47] 王芸生、曹谷冰：《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新闻战线》1962年第10期。

[48] 王芸生、曹谷冰：《英敛之时代的旧大公报》，《新闻战线》1961年第2期。

[49] 林宁：《费彝民与大公报》，《光明日报》1983年3月26日。

[50] 《我与大公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285页。

[51] 李纯青：《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周雨：《大公报史 （1902—1949）》，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431～444页。

[52] 王英：《新闻自由冻土带的播火者：孙旭培传》，香港大世界出版公司，第100页。

[53] 见范荣康：《新闻评论学》，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82～85页。谢国明：《“小骂大帮忙”新论》，《新闻学刊》1988年第1期。吴廷俊：《新记 〈大公报〉史稿》（2版），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26、362页。

[54] 吴廷俊：《新记 〈大公报〉史稿》（2版），武汉出版社2002年版，第26、362页。

[55] 见刘自立：《“小骂大帮忙”辩》，《文汇读书报》1998年8月1日。王芝琛：《〈大公报〉与 “小骂大帮忙”》，《黄河》1999年第5期。王芝琛：《〈大公报〉与 “小骂大帮忙”》，《黄河》1999年第5期。周葆华：《质疑新记 〈大公报〉的 “小骂大帮忙”》，《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3期。方汉奇：《为 〈大公报〉辨诬——应该摘掉 〈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帽子》，《新闻大学》2002年秋季号。肖芃：《客观主义的幻灭和 〈大公报〉的历史话语》，《湖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袁新洁：《近现代报刊 “文人论政”传统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页。徐冠华：《〈大公报〉与 “小骂大帮忙”》，《中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56] 穆欣：《办 〈光明日报〉十年自述 （1957—1967）》，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韩辛茹：《新华日报史 （1938～1947）》，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437页。盛沛林：《小骂大帮忙的 〈大公报〉——评析新记 〈大公报〉的政治倾向》，《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