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操作性与研究的局限性

媒体政治再现体育赛事社会认同评价指标体系因子排序情况如表6所示，因子排位第一的是“议程设置”因素，这明确表明，体育政治传播有其内在的规律性，不是任意的体育信息传播堆砌，其中讲究传播战略、媒体理念、信息整合能力。在西方社会中的一些媒体政治重要岗位，都必须是由具备宏观体育信息战略把握能力的专家学者担任，譬如《国际体育传播研究季刊》(JISC)的主编Paul M Pedersen出版的《体育传播战略》一书，提出体育传播战略模型理论(Strategic Sport Communication Model，SSCM)及其分类和应用，对体育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各个方面有整体的、宏观的理解和把握[67]。又如《体育媒体研究》(JSM)的主编Brad Schultz出版的《体育媒体：报道、生产和计划编制》一书，该书是有关体育播报的综合教程，涉及到体育报道全程技巧，即写作指导、风格、沟通技巧、场地选择、编辑、现场制作、道德伦理、录音程序以及找工作的技巧，侧重体现体育新闻需求的特色化和体育媒体数字化所必需的技能[68]。这些优秀专家学者的能力为媒体政治再现体育赛事社会认同贡献了议程设置的智慧参考作用，也正是由于他们的智慧、知识和“媒体守门人”的作用和影响，使议程设置环节充满了挑战，也是获得行业地位和高薪的岗位，是每个业内人士理想追求的终极归属。因子排位第二的是“媒体类型化”因素，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和新媒体领域的崛起，传统媒体面临挑战与经营战略调整，这也逐渐形成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两强鼎力的格局，媒体类型化成为一种无可扭转的大趋势，一般类型包括报纸、期刊、图书、广播、电视、电影、新媒体等，每一个媒体传播类型的内在规律都是不一样的，只有深入学习理解各种媒体传播类型，建立媒体类型化的运行体系，才能更好的实现政治传播议程设置目标，才能更好的提升政治内容的媒体传播效果。因子排位第三的是“明星运动员”因素，这一点不难理解，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如何在最大限度上吸引某运动单项全球重大体育赛事明星运动员的普遍参与，这不仅体现了赛事本身的影响力和在行业内的赛事权威性，而且也是评价该项赛事是否属于国际赛事甚至是国际顶尖级赛事的标准，这一方面课题组暂时定为某单项全球明星运动员的80%以上，譬如北京奥运会和足球世界杯赛，这两大赛事的全球明星运动员参与率均达到80%以上，又如四大网球公开赛，这些赛事虽然说影响力广泛，但每个网球明星运动员并非完全参加四大赛事，而是根据自己的竞技状态和自身资源环境因素做出参赛选择，这样势必影响某项赛事的明星运动员参与率，导致分散明星运动员资源，赛事影响力必然受到局限。因子排位第四的是“体育明星认知”因素，这一因素范畴与“明星运动员”因素具有相同的涵义，也可以说是一个本质的两个表现侧面，“明星运动员”因素侧重于体育赛事竞技比赛主体——运动员资源的实际状况，而“体育明星认知”因素则取决于受众对于运动员资源实际存在状况的认知情况，这有赖于受众长期从事体育锻炼和观赏体育赛事，并从中培养出对竞技体育的浓厚兴趣，正如以上受众因子解释的问题，它是由受众主体决定的。因子排位第五至第十的分别为赛事主办国实力与国际影响、媒体影响力、政府参与、新媒体发展、受教育程度、体育知识情况等因素。我们可以将前四个因子列为核心影响因素，而后六个因子作为半核心影响因素，在核心影响因素中，可将“媒体类型化”因素视为政治传播媒体范畴内容，将“议程设置”因素视为政治传播软实力范畴内容，将“明星运动员”因素视为体育赛事竞技主体（观赏内容主体）范畴内容，将“体育明星认知”因素视为体育赛事观赏主体（比赛观众和媒体受众），这样即能构建一个四维的政治传播价值框架，这四个因素构成了媒体政治再现体育赛事社会认同评价的主要方面，而其它六个因素，即半核心影响因素，则可以作为核心影响因素的扩展，其它因子可以作为核心与半核心影响因素的辅助参考因素。

表6 媒体政治再现体育赛事社会认同评价指标体系因子排序情况

综上所述，通过精心组织相关调研工作，在结合手工运算的基础上，对运算程序进行了有效性验证。结果表明，该运算程序有效，切实可行，可以推广使用，为今后举办一系列国际重大体育赛事建立媒体社会认同影响的数据量化支撑。计算程序的实际运用方面。为了增加本研究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本课题组编制了Excel计算程序，可将原始调研数据导入至Excel模板中，Excel模板将直接计算出结果，使计算工作变得简单易行，以下为Excel计算程序模板截图。

图1 输入数据区

图2 计算区

图3 结果区

研究的局限性与不足在所难免，主要体现在若干方面。其一是研究对象为省级体育赛事，无论从赛事级别、媒体专业程度、政治参与因素等方面，均与现代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等全球重大体育赛事存在较大差异，这使研究高度打了折扣，同时对体系指标应用的可信度和适用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二是调研对象大都植根院校领导、专家学者，媒体工作者偏少，尤其是高级别或经验丰富的政界人士和媒体工作者偏少，指标体系的构建存在院校意识偏向，如“传播过程因素”因子甄别中突显出的“学校传播”因素即可充分说明。即便如此，该研究内容的价值及其建构的社会认同影响框架尚存在较大的普遍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验证实践问题，具有较大的社会推广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