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维度与东方体育政治传播实践

东方社会的集权模式注重个人权利的地方代理，政治精英关注集权体制中的关系网络影响，形成了群体高于个体、象征高于实际的政治实践方式，体育发展的意义侧重于国家形象和符号建构维面，结果是象征国家权力与彰显体制优越论的精英体育(Elite Sport)获得极大关注。反观职业体育(Profession Sport)与大众体育发展状况，不论处于哪个水平位置，丝毫不会影响政党权力与体制格局，处于一种外部力量驱动或被动发展状况。以伊朗为例[46]，足球运动在社会变迁过程中脱颖而出，取代伊朗传统项目摔跤的举国地位，来自伊朗民族主义者的观点认为，集体主义比个人表现更能检视一个国家的精神风貌，国内政治、经济条件及政策导向为伊朗足球的普及与迅猛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具有代表性的尚有沙特、阿联酋、卡塔尔、朝鲜等国家。

朝鲜赖以存在的文化认同根基是精神生活的纯粹性，最大的利益需要是基于主观感受的历史感和尊重感，民族自尊体现的非常强烈，以此建构国家赖以存在的文化与情感边界。大众媒体制造认同、塑造观念和改变生活，媒体过激的笑料，是对民族自尊与自信心最大的消解，是对国家文化边界最有力的撞击。在线媒体bleacherreport报道称，“之前有些媒体报道了科特迪瓦3-0战胜朝鲜的消息，但这些媒体所报道的消息是完全错误并且毫无根据的[47]！”该评论从整体和局部两个纵面展开，即朝鲜队的整体竞技表现和明星球员的象征意义，结合朝鲜共产主义体制的行事风格，模仿朝鲜官方话语腔调，采用夸张、戏谑式的报道风格，建构重大突发性事件（无法判断比赛结果）的国际影响。

类似的案例尚有北京奥运会刘翔退赛事件。美国从整体和局部两个纵面建构了中国奥运竞技形象，即中国奥运代表团的整体竞技表现和明星运动员的象征意义，具体到媒体事件是奥运奖牌榜问题和刘翔退赛问题。正是因为刘翔的明星价值及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使其具备媒体景观建构的基础条件，成为奥运媒体景观中的核心。美国媒体政治为刘翔退赛这一突发性公共事件量身定制了舆论策略（见表1），放大事件本身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为取得舆论优势、建构他者形象做出了尝试。这类系列评论（议程设置）的幕后动机具有两层涵义，一是政治传播对体育发展的影响，借助媒体力量直接消解别国运动员求胜欲望、士气与信心。二是政治传播对国家发展的影响，借助媒体力量间接促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外交进展。美国（欧洲或西方世界）正是通过他者（东方或发展中国家）文化的界定与媒体叙述，来建构自我民族的优越感、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

表1 美国媒体政治再现刘翔退赛事件的整体宣传

可以断定，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中美奥运竞技两大强国必将上演激烈对决，媒体再现奥运赛事过程格外重要，中国应传承北京奥运会媒体政治遗产，在国内和国际舆论上积极营造良好的中国形象。以应对伦敦奥运会突发性公共事件为前提条件和报道重点，紧抓议程设置与整体宣传这两大传播理论的媒体政治实践，消解美国媒体政治体系一家独大的国际舆论格局，建构伦敦奥运会国内和国际舆论影响的中国版本，促进全球媒体政治多元化平衡发展。在议程设置理论与实践问题上（如图1所示），力求营造中国面临奥运竞技强大挑战的媒体局面，在竞赛期抓住各单项明星竞技表现、各单项梦之队团体表现、金牌榜等有关突发性事件展开舆论攻势（在重点关照的体育事件中，如未出现噱头，则进行一般性报道），同时在奥运会后期持续跟踪、回顾与盘点重大体育事件，渲染中国竞技体育依然强大的举国情绪。在整体宣传理论与实践问题上，积极借鉴北京奥运会美国媒体政治实践经验，从多身份、多视角、多价值维面制造舆论影响。假设伦敦奥运会中国女排勇夺桂冠，官方媒体应置于显要位置客观报道，学者应联系女排夺冠的文化象征意义深入分析，地方娱乐性小报应小题大做、借题发挥，网民应基于个人立场予以褒奖赞扬，多方合作评论产生共鸣效果，共同建构伦敦奥运会中国舆论影响版图。

图1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国国内国际舆论影响的议程预设框架

全球体育政治一定程度上是体育政治传播问题，即如何充分利用媒体建构全球重大体育事件本身或他者的国际形象与文化叙事问题，最终指向一个后现代国家的存在基础，即以民族情感或国家意志为纽带，而不是简单的以地理边界划分为依据。体育政治传播格局复杂多变，需要耐性定力、慎思判断、步步为营、果断出击。正因为此，作为体育学、政治学、传播学三维建构的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领域，体育政治传播学才具有学科成长潜力和社会实践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