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长征精神

今年1月16日,北京的早晨。

我叩开了位于白纸坊东街的经济日报社常务副总编辑罗开富的办公室,屋子里很温暖,开富同志一边忙着沏茶,一边热情地招呼我坐下。 已经66岁的他看上去还很年轻,虽然是南方人,却有着一张五官深刻、棱角分明的标准北方人脸。 头发有点卷黄,但很浓密。 他声音宏亮,说话时带了一种天生的威慑力。 整个采访过程,与其说采访不如说是学习,让我再次领略到了一位老新闻工作者的风范。

由于长征的缘故,使我俩相识,相知。今年是建国60周年、中央红军长征出发75周年,话题自然从长征谈起。

他在谈起自己在长征路上采访的经历时,娓娓道来,像是在讲故事。

50年前，李先念同志曾率领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达维桥。5 0年后，李先念边听罗开富汇报边说：『长征的原路找一找，走一走好，重要的遗址不少，要保护好』。

75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以历史上无以伦比的革命壮举,完成了伟大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25年前,经济日报社的开富同志用信念、血汗甚至生命作支撑,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完了全程,在中国乃至世界新闻史上书写了浓浓的一笔。开富同志说,他在长征路上,看到了雪山的雄伟、沼泽地的壮阔,也亲身感受到了什么叫艰险,什么叫奋斗,什么叫用鲜血保卫中华民族！ 新中国的诞生是成千上万红军将士用鲜血换来的。他很想重返长征路,去寻找长征精神。 即使在当前克服国际金融危机、面临经济发展遇到严重困难的时刻,我们仍然可以从红军长征中汲取勇气、力量和智慧。这或许是他的 ——

本书作者与李御（左一）在夹金山下的达维桥上。

重走长征路初衷

“在历史长河中,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个人,要前进、要发展,就需要克服困难。靠什么？靠精神,靠信心。当时的初衷是想从切身体验中写长征,用长征精神去激励人们克服当时国家面临的困难,为改革开放助一臂之力！”开富同志说，形成上述想法,决非偶然,可谓积累长达20年之久。 他向我谈起他3个时段的难忘经历 ——

19岁参军。 主要是在江西、贵州、云南、四川等省中红军长征经过的崇山峻岭中修铁路。 当时正是国家经历3年困难时期,饭吃不饱,军衣不够穿,夏天晒脱一层皮,冬天从连长到战士没有不生冻疮的。 当时没有什么机械化,只有双手、钢钎和炸药。 几十万大军靠什么打通了向（塘）乐（安）线、贵（州）昆（明）线、成（都）昆（明）线？ 靠的是红军,是长征精神。

37岁随部队上了南疆自卫反击战战场。 在枪林弹雨中一位年轻战士倒下了，这位战士向排长断断续续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要管我,我是红军后代。 ”这一直震撼着开富同志的心灵。

39岁时在《经济日报》云南记者站。 编辑部告诉他：李先念同志不喜欢看表面文章,要求派记者深入民族地区写点真东西。 他接受任务后,去了当时还没有记者到过的云南高黎贡山的贡山县。大年三十晚上,他和向导阿普等4人被暴风雪围在双拉洼的高山上,在他们被冻得已快抖不动、饿得快说不出话时,就用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坚忍不拔精神互相鼓励着,终于坚持到双拉洼的独龙族、傈僳族民兵把他们救下山。

这些经历令他难忘,驱使他要去写革命先辈,去寻找长征精神。

1982年9月,他在经济日报社全国记者会上正式提出去采访长征路。1984年10月16日,是中央红军出发50年的日子,恰好年初党中央给《经济日报》派来了安岗总编辑（现已91岁高龄）。 安总觉得此事很好,很快批准了。安总要求走红军路必须学红军,来真的,要不怕苦,不怕死。还规定他必须走原路,不准抄近路；不准骑马，不准坐车；红军走了368天,要他也必须走368天,每天平均走75里路后,还必须写一篇当天的见闻；小伤小病坚持,大病大伤再考虑换人等。 原本预期只想把红军走的原路走完整,把老战场新变化写出来,所以出发时既没有欢送,上路后也没有宣传,很低调,以至走到广西猫儿山（老山界）上,连同几位向导被差转台关了3个多小时才放人。

老红军、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同志发表谈话说：『写长征很有意义。』

我问开富同志,是不是感受到报道的影响力比想象中要好？ 他回答：《来自长征路上的报道》陆续见报后,影响之大竟出乎想象。《经济日报》发行量从长征采访时的90多万份,两个多月后猛增到160多万份。 聂荣臻、杨尚昆、萧克、耿飚及邓颖超、康克清、蔡畅等30位将军或老红军都在报上发表谈话,要求沿途支持记者,中央还派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将军等5位老红军两次到长征路上鼓励记者,解决困难。 在罗开富爬雪山过草地的两个多月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将军亲自指挥,要求当地军民保证记者安全、通讯畅通。 在9位藏、羌、汉族同志护送下走出草地时,中央军委专门发了慰问电,并指示学习红军,勇往向前,完成好徒步采访。

罗开富向老红军、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军报》记者徐良摄） （左一）汇报沿长征原路采访时情形。（《解放

老红军、国防部长张爱萍非常关心徒步采访红军长征原路的罗开富。 这是长征采访结束后罗开富第3次向张爱萍将军（左一）汇报。 （《经济日报》记者 邓维 摄）

开富同志重走长征路,九死一生。在368天日子里,最难忘的一件事是什么？ 开富同志如数家珍：如果没有沿途2800多位陪同和向导、240多位和他一起边爬山攀崖边为他治伤治病的医生,是不可能走完长征路的。 这些人的音容笑貌时时装在心中。 陪同、向导、医生崇敬红军,把自己心底里对红军的热爱倾注到了开富同志身上,这些都将永生难忘。 每件事、每个人都让他刻骨铭心,终生忘不了长征路上的军民鱼水情。 这里只说说其中最危险的 ——

大沼泽地历险

那是1985年11月17日,开富同志和红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敏卓·阿塔尔（汉名蒋成华）、红原县色地乡党委书记阿布索、色地乡人武部部长马胡托、解放军驻红原县中队战士兰木甲、红原县人民医院医生曾维国、色地寨牧民秋托、《阿坝报》记者丹泊、阿坝州邮电局报务员杨政、熊文广等一行,在下午6时左右,进入草地中心无人区的日干乔大沼泽地。

藏族同胞正在抢救驮运电台的牦牛。

日干乔海拔3445米,面积很大,草深过膝。开始时,沼泽里水不深,走得还算顺利。不久,就有人陷进泥潭,靠抓住草,好不容易才拔出腿来。又走了几步,更大的危险终于发生了： 走在前边驮运电台、帐篷的马和牦牛忽然陷进了泥潭,它们越是挣扎,越往深处陷；大家赶忙跑到前面,迅速将电台和发电机等重要物件卸下来,背在身上或顶在头上,然后抢救马和牦牛；没想到牛马没抢救出来,人却跟着都陷了进去。 大家站在泥潭中,发觉身体在慢慢往下陷,只好移动着脚步,以免在一个脚坑里往下沉。 蒋成华看着这支正在下沉的队伍,鼓励大家说：“现在第一要紧的是不要慌,不要绝望,要首先保护好电台和发电机。 ”蒋成华和一些人用手托着电机,杨政、熊文广等头顶着电台,阿布索、马胡托等保护着粮食、衣被尽可能不浸水,高大的丹泊一肩扛着开富同志装资料的人造革箱子,一手拉着开富同志不往下沉。这时,不知谁说了句：“实在不行了,还得留几句话吧？ ”要在平时,这句话纯属逗乐,可在此刻,谁都乐不起来。阿塔尔说：“现在想那些干啥,大家想办法要紧。”“其实,那时我已找了张纸,要写：‘我们没有完成护送记者的任务’的纸条,留给县委,正在找塑料袋。 ”事后,蒋成华偷偷地对开富同志说。

牦牛腿短,没陷多深,就被泥水呛了鼻孔,突然发起性子,乱挣乱蹦起来。 丹泊、阿布索都是一米八以上的个头,眼疾手快,趁势把一头正在发怒的牦牛从泥浆里往潭边推；这时又过来几个人,一起把它往上抬。 牦牛乘势大发牛劲,死命往泥潭岸上爬,尽管不断从泥坎上滑下去,土块连连往下掉,但最后还是爬上去了；丹泊抓着牛尾巴,也被顺势拖了上去。 蒋成华则从泥潭里找到一团粗绳子,甩给了丹泊。 丹泊把绳子捆在牛后腰上,吆喝着它往前拉；绳子的另一头绑着各种物品,由人托着,陆续被拉了上去；然后各人拉着绳子,也一个个脱了险。此时此刻,才真正体会到了生命何其宝贵,友情何其珍贵，也更加怀念当年牺牲在草地里的红军先烈。

从1934年红军长征出发到1984年,已经整整50年。在这半个世纪里,党史工作者对长征持续进行了大量的考证与研究。 但是,由于长征的时间久、路线长、规模大、部队行军作战变动频繁,许多史实有待进一步收集整理核实。 开富同志在一年零三天的徒步采访中,克服重重困难,专心收集了当年红军长征留下的大量实物证据和沿途百姓的口头回忆,仅披露鲜为人知的史实达二十几件。 其中一件就是 ——

“流落红军”谭贵荣

谭光荣原名叫谭贵荣，是个老革命。 开富同志见到他时已74岁,他是湖南湘潭人,1930年8月在江西加入红军,曾参加过一至五次反“围剿”。 谭老告诉开富同志,当时所在的部队是红三军团第五军 （后编为军团直辖师）第四师十团三营。 军团长彭德怀,政委先是滕代远,后来是杨尚昆。 1931年春,谭老到前敌委员会学习后,同年冬由滕代远和红五军团政委张纯清介绍入党。 学习结束后,在第四师特务连任副指导员。 红军长征到达扎西整编后,任师无线电二分队二班班长。

这是罗开富向老红军、国家副主席王震转达长征路上人民对他的问候。（《解放军报》记者 唐玉摄）

谭老说,当年随部队从太平渡四渡赤水,在夜行军中摔伤了腿,指导员方刚把他安排在鱼塘半坡村张家。 张家有位老婆婆,每天用草药给他疗伤。敌乡长带人来搜查时,张老婆婆就把他藏在屋后草堆里。 伤还没好,他就急于追赶部队,张婆婆就给他换了装,并送上了路。 他从怀仁追到遵义,在山间转来转去,但部队早已远去,没法追上。第二年他听说贺龙、萧克率领红军二、六军团经过贵州,于是再度追赶,仍没追上。谭老说：“想战友，想红军,不知想了多少年。记者同志,你从江西走到这里,一定知道沿路的父老乡亲对党、对红军多么好！ 像我这样留在当地的战士,不少人都是老百姓拼死保护下来的啊！”据有关部门介绍,谭贵荣和其他留在地方的红军战士一样,都保持和发扬着红军革命传统,积极工作,受到了群众的爱戴。

谭老告诉说,受伤后,虽有群众保护,但毕竟身处白色恐怖的区域,敌人到处搜查红军伤员。 搜到了,不是被敌人刀劈,就是活埋。 谭老说：“我只好东躲西藏,村上一些无赖却把我叫成 ‘谭龟儿’,说我是缩头乌龟,我那时有啥法？ 我坚信自己曾是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是红军的一名连级干部,解放后我改名谭光荣。 可是……”说到这里,谭老本来就由于激动而湿润的眼眶里,顿时热泪夺眶而出。 从谭老断断续续的话语中,开富同志了解到,红军四渡赤水,因重伤或患病经组织安排留在遵义县的有200多人,经群众冒险保护活到解放后的有107人,到目前健在的还有23人。 谭老说：“解放前,敌人搜捕我们；解放后,我们可以在阳光底下做人了。 可是到‘文革’时,红卫兵又斗我们,说我们贪生怕死,受了伤为什么不能爬到延安去？那时,我们怎么说得清,其实也难说清,因为我们的名份至今还是流落红军。”谭老擦了一把泪水,问开富同志：“我怎么是‘流落’呢？ 当时我们都是宁可战死沙场,谁也不愿意留在白区啊！可是组织上再三做工作,要我们留下来,就得服从。50年过去了,可党组织也不让我们进了,连入党资格都被剥夺了。 为什么我们还是‘流落’呢？ 当年和我们打仗的国民党兵,如今都落实了政策,我们何时能落实政策呢？ 我们的战友大多在北京城里啊！ ”

说着说着,谭老平静了许多。 开富同志表示,只要能翻过雪山草地,不倒在路上,一定把意见带给谭老在北京的老战友。 谭老很高兴,说道：“我老了,现在仍像孩子依恋母亲一样依恋党,想念我的领导和战友。 ”说到这,谭老在开富同志的笔记本上写到：“请代向黄克诚、杨尚昆、方刚等老首长问好。 ”

开富同志结束368天徒步重走长征路的采访回北京后,向聂荣臻、李先念、王震、耿飚、张爱萍、杨成武、杨得志、秦基伟等老红军汇报了关于“流落红军”的问题,将军们都说：这是不对的！ 萧克将军听完开富同志的汇报后十分激动地站了起来,一手狠拍着桌子,不料将水杯震破了,一手在空中挥了一下,对开富同志说：“这怎么能行！小罗你把见到的留在当地的红军名单和情况立即报上来,我去报告中央。”后来在有关部门的关心下,下发了文件,很快就解决了类似谭贵荣的待遇及生活困难问题,并对这部分红军定性为“失散红军”,从此取消“流落红军”一说。

老红军、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耿飚罗开富在一起。（左一）、副委员长陈慕华（右一）与长征归来的

开富同志采访长征是真走,还是假走？这引起了外国同行的好奇。1985年1月28日,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加藤千洋第一个赶到长征路与开富同志同行。当时开富同志正要上娄山关,加藤千洋跟着他一路走。还帮罗开富把稿件抄到电报纸上。临别时,在开富同志的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字：“祝您的‘长征’成功,一路平安。 ”1985年2月15日,日本《朝日新闻》用两个版面介绍了一个中国记者在红军长征路上的采访经历,加藤在《向“长征”之路挑战 ——中国经济日报记者罗君》 一文的开头写道：“在中国,不,甚至在世界上,今天用‘脚’长途采访的记者,可以说就是他了。 ”

那么在2009年红军长征出发75周年之际,他对我们学生辈记者有什么礼物 ——

寄语同行

作为新闻记者,开富同志敢于克服许多艰险。他曾用笔向中央反映领导以权谋私、为顾领导面子,不顾农民死活等事例,多次遭到打击报复,甚至被逼到乌蒙山区避险,等等。 为此,中纪委、中组部曾先后两次派工作组深入调查核实,两次为他反映的事件和他本人平反,对相关领导给予了通报批评等处分。为了解边远地区兄弟民族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他于腊月三十在没有记者去过的高黎贡山被大雪围困。在战场上,他敢于冒着枪林弹雨摸黑写稿,借双方炮弹的闪亮改正错字……

1985年1月在娄山关,日本记者加藤千洋（中）到长征路上陪同罗开富边走边采访后,临别前在笔记本上留言。

开富同志重走长征路成为新闻史上的创举。 采访途中他在贵州高洋雪山上摔伤后 仍 坚 持 前进。 杨成武、陈明义、 童小鹏、 王东保等老红军和安岗总编辑先后到长征途中看望他。超极限的体力和精力支出,使开富同志的体重从出发时的148斤,7个月后已降到98斤。在泸定桥,杨成武等将军们和安岗总编辑看到开富同志干瘦得像个稻草人,大家心疼地都劝他休息,抓紧治病或换人走完全程。开富同志含着眼泪请求：“让我再坚持几天,实在不行了,希望接替我的人能背着我的骨灰走到吴起镇,也证明中国记者的一份骨气啊！ ” 最终,坚定的信念创造了奇迹,开富同志成为继红军之后第一位走完长征原路全程、第一位翻越全部雪山并丈量了红军翻越雪山所经垭口的海拔高度、第一位横穿草地中心沼泽的新闻记者。他的壮举轰动中国,也在国际新闻界引起极大反响。 他在长征路上所写的《红军长征追踪》一书,不仅被清华大学定为学生在采访实践中的必读书,还被亚洲最大的横店影视城以该书为蓝本,耗资3亿多元打造成 “横店 ——红军长征博览城”。 同时他还被中国传媒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聘为兼职教授。

上图为罗开富途经宁夏与甘肃交界处时用蒲河水解渴；下图为罗开富在长征路上的老爷山烽火台上写稿。

1999年开富同志重回雪山草地,在他采写的两篇通讯 《没有名份的女教师》和《难忘雪山草地人》中真实的人物故事令许多读者深受感动。

谈及新闻工作, 开富同志自有一番体会： 从他应邀到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题目“历练方成大器”、“练出来的记者”、“走出来的新闻”和“深入凝聚真知”中,就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当记者的不易。 他说：“反映人民的心声,是新闻工作者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要反映人民的心声就要深入,深入不仅是为采写几篇文章,还能培养对人民的感情。 没有深入,就不可能了解贫困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下岗工人的艰辛。 深入才能见他人所未见,识他人所未识,写出原创的新闻。 这种新闻往往朴实鲜明,有特色。 但偶尔深入不行,要靠长期深入生活的积累。 ”

当年，老将军张爱萍曾经对开富同志讲过：记者深入生活要从“蜻蜓点水”到“青蛙潜水”。 他一直用行动实践着这句话，“建立联系点,是采访新闻的源泉。 有生活积累,离新闻源头越近,越容易写出原创新闻”。

在开富同志身上,我们真正读到了一种精神。

（《寻找武汉“读报女孩”》系列报道）

附录 学长征走长征写长征

2013年1月23日，习近平同志到革命老区湖北红安七里坪与群众拉家常。 （据新华社）

这是一页“读报女孩”的记忆,这是一段追寻长征的历史,这是一个跨越时空的秘密,这是一则“青蛙潜水”的演义。

——作者题记

自2009年2月开始,由楚天交通广播发起,《湖北广播电视报》、《武汉晚报》、湖北电视经济频道联合推出的寻找武汉“读报女孩”活动,历时一个月。 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夫人，三过雪山草地的女红军、98岁的王定国在北京接受记者专访，题写 “学长征、走长征、写长征”9个字,从而为活动划上了一个硕大的惊叹号。

有专家评论说,这既是对活动作的美好注脚,也是对策划者的褒奖,更是对年轻一代进行爱国教育、荡涤灵魂的一种拷问。

据悉,在活动期间,从武汉8+1城市圈到鄂西生态旅游圈,从省城武汉到首都北京,无论是普通居民、下岗职工、在校大学生,以及社会、历史、哲学、文学评论专家,还是健在的老红军、新四军老战士等都极为关注；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机关、国家新闻机构对“寻找”活动高度评价,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给予回应。

各媒体纷纷以消息、评论、特稿、专访、通讯等不同题材奉献给受众,以其深度、密度、广度创新闻记录。 可以说,通过寻找活动,不仅仅还原了历史,开启了中部崛起的密码,更重要的是激发了湖北“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创业斗志。

从“大”中觅“小”

2009年是建国60周年、红军长征出发75周年。 面对如此浩瀚的新闻宣传主题,如何从历史与现实之间进行深层挖掘,给传播带来亮点？ 觅“小”不失为一大谋略。

2008年8月北京奥运期间,楚天交通广播新闻业务指导黄前明赴京采访经济日报社原常务副总编辑罗开富时,偶尔听到一件事： 一个武汉女孩,从13岁读《经济日报》，看红军故事。相隔10年后,还清楚记得故事和作者的名字。 故事影响了两代人甚至几代人。 这件事被写进由张爱萍将军题写书名、罗开富所著的《红军长征追踪》一书的前言中。

凭着笔者的职业敏感, 凭着15年前亲身体验长征路上那种筋疲力尽、咽苦如饴的生命感悟,凭着17年前成功策划并跟踪采访湖北省工商银行原副行长王铁生重走长征路进行1年调查的经历, 以及30年来对“行走”文化的热情投入和积累,黄前明认为,无论从事件、地域、还是时空上都有必要将寻找武汉“读报女孩”列入长征出发75周年这个主题宣传中进行运作。 这个选题既大势磅礴,又关注了平民。 通过寻找来发现新闻、捕捉新闻,同时为建设和谐湖北寻找点什么。 这一动意与楚天交通广播总监陈前、《武汉晚报》总编辑林霓涛不谋而合。 回武汉后,黄前明立即投入了筹划。

长征之大,大在哪里？ 用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话说，“本世纪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刻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了。 ”

诚然,寻找武汉 “读报女孩”这事看起来确实很小,小得几乎可以让人漠视。 但它所产生的意义和带来的震撼就不同了。 正如后来我们采访王定国老人所说：“因为这女孩是读红军故事的人,找这个女孩有意义！ ”

“读报女孩”读红军故事,热爱红军,所以大家都很关心她。

在寻找活动中,我们践行张爱萍将军的名言：“记者深入生活,要从 ‘蜻蜓点水’到‘青蛙潜水’”，力求“见他人未见、识他人未识”,写出了原创新闻,一下在社会上产生共鸣。 以小见大,小中出奇,收效始料未及。

从记忆中追寻非凡

十几年的时光可能会使人对当年的一些细节、瞬间变得内敛和沉默,但那撼人心扉的感动,超越时空,如同登临；十几年的距离可能使音讯变得稀少、疏远甚者渺茫,但记忆的深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厚、放大,越来越酿得醇香。这是记者初见韩文高时写下的一行文字。当第二次再见到韩,感觉比第一次要强烈。

韩文高,就是将武汉“读报女孩”写进《红军长征追踪》前言的作者,经济日报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谈起武汉 “读报女孩”,他倒有些后悔,当时在飞机上是随便聊天,没能留下地址和姓名。

韩文高拿起纸笔边画边告诉记者：“武汉‘读报女孩’当时就是扎个羊角辫、短发,皮肤白白的,是个很青春的小孩,印象特别清晰。 我画的不好,我要是画家就能完全还原这个女孩。 ”

韩说,“我觉得这个事意义重大的地方,不在于找到找不到,而在于这个新闻事件的成功。 从微观上讲是我们新闻单位抓住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新闻事件；就宏观而言寻找的过程也是一个播种的过程。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嘛！所以我觉得即便没有找到,通过这种新闻的策划宣传,让更多的人在悄无声息中接受教育,增强对长征的认识,大家又重新回到了那个岁月。 ”

记者问他会不会有点小小的遗憾？韩文高回答：“遗憾肯定有,其实留下遗憾的新闻更值得让人回味,遗憾可以让我们更多人一直去牵挂这件事,牵挂长征。 ”

“寻找”活动开展以来,不少的青少年从中了解到长征艰难的岁月,了解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有的企业家还从中获得独到见解，他们说,长征跌宕起伏的征程,对阐释企业的领导之道、战略规划与联盟、剖析企业团体的核心凝聚力和危机管理启迪很大。 尤其是当年曾经历长征、九死一生的老红军,对长征有一份特殊情结。 老红军们的回忆,不仅帮助我们再现了长征那段举世震惊的历史,也读懂了我们今天缺少的东西。

王定国老人语出惊人。她说：“现在长征的东西不多,非要几周年才做一次宣传？ 宣传长征、传承长征精神,任何时候都不过时。 无论过去是,今天是,今后都将永远是中国的主旋律、最强音！ 我们宣传主旋律,这不就是主旋律吗？ ”

从“行走”中找到传承

体验长征,最根本的途径莫过于重走长征路。 由于条件限制,无论是武汉、恩施两地的党委政府及企业负责人,还是参与或未参与报道的媒体记者、热心人士,都把追寻长征精神落到实处,给“行走”赋予新的内涵。 为了协助媒体寻找武汉“读报女孩”，利川市及恩施广播电台全力支持。利川市副市长刘晓冰组织由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牵头的调查专班,与恩施广电、民间热心人士汇成合力,行走在当地的公安机关、档案部门、卷烟厂、烟草专卖局、烟草公司,行走在恩施机场及知情人之间,行走在恩施至利川的崎岖小路上。查阅卷宗数百卷,寻访知情人近70人,参与寻找活动的干部职工、退休干部、热心人士近百人。 媒体称“利川全城动员,搜索读报女孩”,一点不过。 从元月17日（除春节休息外）开始寻找近一个月,如今“读报女孩”石沉大海。利川市刘晓冰副市长说：“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决不会放弃。即使找不到这名‘读报女孩’,也会找到一种克难奋进、开拓创新的精神,同样是难得的收获。 ”

恩施广电人与机场执机主任查看登机记录。

湖北省广播电视总台、《武汉晚报》的记者们,为了完成组织的重托,行走在武汉 ——北京、武汉 ——恩施之间,访问当年老红军、新四军老战士和党政机关干部、专家学者,深入城乡车站、码头、工厂车间、田头地角。 他们不辞劳苦,挨饿挨冻,放弃节假日休息,有时连续工作到凌晨三四点。

王定国老人（左一）为湖北媒体题词。 （原载2010年2期《中国广播》）

武汉大学有名叫靳玉娥的学生说, “现在大学生找工作非常困难,相信通过学习红军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的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一定会战胜困难的。 ”

从他们身上,让人看到了长征精神的延续,看到湖北崛起的希翼。

寻找,没有句号

来自北京的消息称：张爱萍将军逝世前,曾专门为“用生命丈量长征路”的罗开富题写的“红军长征追踪”6个大字,如今耸立在中华大地上。 它高9米,宽5米,气壮山河,冲霄凌云,再现了波澜壮阔的年代。 据这一作品的原创作者 ——浙江横店集团创始人、横店社团经济企业联合会会长徐文荣告诉记者：“长征是无数红军将士用鲜血书写的历史,这历史不仅要写在书上,还要写在大地上,更要铭刻在人民的心中。 ”

今天,徐先生兑现诺言,投资数亿元资金,以《红军长征追踪》一书作为主线,利用9000多亩荒山建造了史诗般的宏篇巨制 ——红军长征博览城。

张爱萍题词。

红军长征追踪,是在追踪一种精神,寻找革命的传承。

我们推出的寻找武汉“读报女孩”活动,何尝不是如此呢？

其实,人生就是寻找的过程。

我们所做的事,一旦被人认可： 有意义,有价值,哪怕其间耗费多少神智,所经历的委屈、曲折,痛苦,鲜为人知的不安,以及成功后的百感交集,这些都是过程,也是历史。

尽管,寻找武汉“读报女孩”的过程很短,很短,但对我们来说,是莫大的慰藉,更是一段值得珍惜的经历。

受益终身,因为长征；敬畏良知,因为长征。

寻找没有句号……

（原载2010年1期《新闻前哨》、2010年2期《中国广播》，《寻找武汉“读报女孩”》系列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