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远征

1994年,是纪念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60周年。 我和同行李御作为湖北楚天广播电台“重走长征路”采访团记者,从10月下旬开始深入到长征途中最艰难的雪山草地采访,历时一个月,转辗行程一万余里,采访藏羌各族同胞过百人,写出 《来自夹金山麓的报告》、 《初访马尔康》、《不负先辈的期望》、《红原情思》、《漫漫草地路》5篇通讯,以及一组《雪山草地建行传真》专栏报道,为自己的记者生涯增添了不少的经历与色彩。

长征对中国革命有着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中外千百万有识之士为之向往。从第一个把长征介绍给世界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前美国总统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到75岁的 《纽约时报》 记者、专栏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从《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作家魏巍,到《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曾先后到长征路上“朝圣”,写出一部部轰动世界和国人的名著。而在进入90年代的今天,雪山草地又是众所周知的新闻“冷点”。 如何做到 ——

在冷与热中调整心态

参加如此长距离跨省域的战役性报道,对我个人来说机会难得,同时又感到身上的担子确实不轻。 从史料上看,红军长征在川西北除了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雪山草地艰难跋涉,党中央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激烈斗争以及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外,没有一场大的战斗,倒不如到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四渡赤水战役的发生地、强渡大渡河的安顺场、飞夺泸定的铁索桥上采访解渴,有东西可写。 从现实看,川西北农牧区贫困问题突出,财政赤字早有所闻,交通、能源、通讯基础设施落后,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发展缓慢。要谈改革,谈变化,与内地的发达地区差距太大,难得出新闻。雪山草地路漫漫,采访长征路漫漫。

火一般的热情和“冷峻”的现实,使我们不能不感到踌躇。台长兼总编辑张立功似乎看出我们的心思,及时给我们打气鼓劲,要求我们注意抓现场抓目击新闻,做到将微观与宏观、现实与历史、纵比与横比结合起来。 他还建议在写新生事物时,更要写出雪山草地人的新观念,把握好报道主题。

心态的调整,为我们在雪山草地的采访提供了心理保障。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我们最大限度地深入到当年红军长征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最大程度地听取各方面意见,广泛涉猎川西北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人一事,像小学生一样,虚心求教,用真诚去打动对方。

在采访中,我们带着思辨的眼光去看川西北,去写川西北,奉行了“将冷的炒热,将热的炒红”的作法。现实的说,川西北劣势的一面是穷。穷在哪里？穷在人的观念陈旧,穷在教育,穷在外部环境。那么优势又在哪里？优势在资源,更重要的是有红军长征时期雪山草地人民创造的 “牦牛革命”精神,这就是牺牲奉献。我们没有直观地被眼前的贫困现实所捂住,而是透过表层挖掘川西北蕴藏的内涵,从川西北人民身上寻代 “牦牛革命”精神的延续,寻找一种高度的意志和革命觉悟,一种信念与力量,继而在冷与热的结合部上作文章, 通过自己的所见、 所闻、 所思、 所感来组成文字符号。

薄一波题词。

从1992年9月至今的25个月,我曾跟踪采访报道了全国金融系统唯一、全国第一位年过六旬重走长征路的老人,湖北省工商银行原副行长兼武汉市分行行长王铁生。发稿近10万字,见诸报刊、电台、电视台媒介达19家之多,自己担任策划及撰文、萧克将军题写书名的《长征路上》[1]一书正式出版。但亲历雪山草地、亲身体验当年红军的伟大壮举,自己还是第一次,时间仅仅一个月。25：1,在这个不等式的数字王国里,我又一次领悟到哥特巴赫猜想的深刻蕴意。 这一次我得用脚写新闻,因而必须 ——

这是曾参加过国民革命军、“八一” 南昌起义，唯一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担任过军团长的开国上将、中顾委常委、“军人学者”萧克题写的书名《长征路上》。

在虚与实中探索真谛

记得在小学的启蒙课本上,我就曾读过关于红军长征过雪山草地的故事。从此,长征路这条地球上的红飘带,一直在心中萦回,它伴随我一直从幼年走到成年。不尽的憧憬,不尽的仰慕,只能深深地铭刻在自己的脑海中,却无缘走长征路。

去年10月20日,我们来到川西北沿着红军当年长征走过的路线,爬雪山、过草地。 在当年红军长征的重大事件发生地追忆岁月,在红军纪念碑前缅怀烈士忠魂,在农牧民的果园旁、毡蓬里访贫问变,从那里我们读到了苦涩,读到了比内地更深一层的热情与朴实,也读到了欢欣和希望。

过去了解雪山草地,仅仅限于从反映长征的书籍、图片、电影、电视上得到的一鳞半爪。 而这一次是亲身体验,觉得反差很大。 应该承认,长征沿途地区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变化还是不小的。 现在几乎看不到以前人们流传的 “食不果腹,衣不遮体”、一家几口人共一条裤子的现象,即使1992年长征路上沿途遭受水、旱、虫、雹、冻“五大”灾害,在国家救济和当地政府的引导下,没有出现往年那种大量人口逃荒要饭的情景,农牧民生活和情绪基本稳定。

然而,由于历史的自然的等诸多原因,沿长征路的少数民族地区,还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直接由奴隶社会跨入社会主义社会,有极个别乡和村寨还保留着母系氏族社会杂交婚配的习惯,居住分散,几乎与外界没有什么联系。 红军长征在雪山草地走过的路线,不是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就是茫茫草海。 解放后建了一些公路,但也不乏似路非路的等外级单车道,有的还是解放初期修的。 每年5月就是大雨和山洪暴发季节,公路常常被冲毁,造成交通堵塞,整得人既不能进又不能出。 1986年的一场大水,曾使松藩县与外界整整隔绝了两年半。

杨成武题词。

我们在采访中还了解到,那里的水力、矿产、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有很大开发价值,就是因为技术和财力制约,只能望天兴叹。 我们沿途看到不少不冒烟的工厂,有的农牧民还处于一种“守着高水头,点着松明灯”的状况。邮电通信发展也令人担忧,大部分县邮局没有程控电话,如果想与外地联系就困难了,一打电话得花三四个小时挂通,有急事发电报只得走几天到县邮局去发,看报纸往往也是几天前的。

在雪山草地采访,我们既讴歌过那里昨天的辉煌,也叙述过值得赞叹的今天,但我们无时不交织着喜忧参半的心情,有一种强烈的“负重”感。在反映火苗旺盛的地方《初访马尔康》一文中,我们就由衷地发出了“何时又能燃起民族经济发展之火” 的呼唤,但愿长征沿线的经济和发展问题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也期望雪山草地人民不断地铸造历史,创造奇迹,早日把 “敞开州门、走出高原、冲出峡谷、励精图治”这一选择付诸实践。

“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比比革命老前辈”，这既是对革命先辈苦行主义价值观的称颂,又是今天进行革命理想、革命传统教育的活教材。 说到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战胜人间罕见的艰难险阻,没有一个不说艰苦的,因为它是长征精神的集中展现。 自己在一个月的艰难采访中,也从中收获到富裕,寻找到一份乐趣。 因为我们 ——

在苦与乐中重塑自我

在采访出发前,武汉市委有关部门传来信息：雪山草地快封山了。 当我们由武汉转辗成都听了四川省有关部门同志的介绍后,更添几层担忧：路况极差、翻车事故时有发生。 四川省直机关某干部的爱人小龙说,她在运输公司工作十几年从不敢到川西北去。红军能走的路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去？我们谢过四川省同志的好意,连夜准备了充足的干粮和饮用水,于次日早上7点踏上了长征采访路。

川西北地区雪山耸列,草原广袤,地形复杂,气候多变,是一个以藏、羌民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区。 当年红军走过的崎岖小路现已大多数建成公路或宽阔的大道,但有的地方因其特定的地理环境所形成的天堑依然存在,甚至曾发生意外。 这样我们既要战胜自然环境的困难,又要克服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的障碍,经历了不少磨难。在一个月的采访中,我们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坐过大交通车、面包车、三菱王子车,还徒步走过大路和小径。既到过不太繁华的州府和县城,也到过穷山僻壤的山寨和荒无人烟的泽国草地,在那里尝到红军长征筋疲力尽的滋味,也体会到红军将士咽苦如饴的艰辛。

洪学智题词。

我们的第一站是“懋功会师”所在地小金县,最先接触的是海拔4487米的大雪山巴郎山,这是一条成都至小金的咽喉要道。 车子跨都江堰、过卧龙关,盘旋着一米一米向巴郎山上爬行。一边是万丈深渊,一边是陡峭山壁,山上白雪皑皑,路边的峭崖上结有一二尺长的冰柱,司机稍有不慎,将会车坠人亡,后果不堪设想。 连续拐了20多道弯后,我的神经已绷到了极限,再也想不了许多,大有一种视死如归的悲壮。当车子接近海拔4400米的山顶爬了36道拐弯时,高原反映接踵而来：呼吸感到困难,头像灌铅一般,胸口发闷。 就在这时,前面有两台货车坏了,挡住了去路,此时如不能在半小时内修好车子,恐怕人就不行了。我们忍受着强烈的高原反映,以巨大的毅力支持着。一分,二分,三分……一直忍受20多分钟车子才修好,慢慢启动了。 我心内一阵激动,好像看到生的希望一样。 当车子下了巴郎山,过达维时,一条200米长的塌方路段将车子油门一个拉杆螺丝颠掉了,真是祸不单行,车子又停了。时间已是晚上7点,夜幕早已降临,又找不到配件,不知如何是好。 司机及时采取措施,让人一手拉着油门拉杆,一手拿着电筒,自己驾车继续前进。我拿着电筒,照着这位藏族兄弟操作,李御便同司机一起注视路面的前方。 车子硬是在夜幕中摸索行进50多公里,到8点半才到达小金县城。 300公里行程,车子停停开开,开开停停,人在车上整整折磨了14个多小时,这是我有生第一次感受的“蜀道难”。

紧张的采访,我们确实饱受了交通不好通之苦：3天才等到一趟班车的烦恼,采访途中山顶飞石意外的频频袭击,路段经常塌方的艰险历程,手脚一起派上用场并行走路的尝试,真是险象环生。 不仅如此,我们还忍耐了皮肤在高原紫外线灼烧下的阵阵痛楚,嘴唇长期浮肿、干裂渗出斑斑血迹的困扰,一次次体验到雪山草地那原始的深寂。

在进入若尔盖大草原之前,起初还能看到山坡上的牦牛、放牧的藏民、别具风格的毡蓬和稀疏的红柳树。可是小车一进草地,便不见牦牛,不见人迹,不见树木,只有那相隔三五十公里才能见到的道班和那直插草地的根根电线杆。当年红军走过的草地,雪连天,天连雪,草原变成雪原,真有几分凄凉。草原上,时而高原风夹着雪花向我们袭击,时而晴空万里、烈日当顶,时而又是蒙蒙小雨,小车在广袤辽阔的大草原上七倒八拐。 刚爬过一道山梁,前面是一条六七十度的下坡路。 司机下车探个究竟,我的脚刚落地,人几乎摔倒,好在司机 “拉兄一把”,才幸免一场头破血流,原来地上已经结了厚厚的一层冰。 我们继续上了车,发动机又响了,司机拿出全身本领,谨慎而大胆地驾驶起来。在艰难的行驶中,我们忽然看见远山深处一些黑点点在移动,那是牦牛,山峰隐约出现了！车子再往前走,看到房屋了！如同久久漂流在海上与飓风进行生死搏斗的水手发现了陆地,那就是红军走出草地前看到的第一个村庄班佑村,它构成了一道川西北特有的风景线。

一个月的采访,使我第一次领略了雪山草地的自然奇观,更深切感受到藏羌同胞热情朴实、勤劳勇敢、奉献牺牲那一份深厚而久远的红军情。 我忘不了藏族同胞献上的洁白哈达,那别有风味的糌粑、青稞酒、酥油茶；忘不了藏族县长的重托、牧民的呼唤、巴西喇嘛捎的话；忘不了《湖北建设银行报》、建设银行湖北、四川两省分行的无私援助，武汉市江汉保险公司提供的人身保险；忘不了中央老首长杨成武上将、经济日报社常务副总编辑罗开富、湖北省委副书记钟书樵在重走长征路临行前对自己的叮嘱与鼓励,使我们胜利完成了雪山草地之行。

尽管此行处处历经风险,却成为记者生涯的一页永恒记忆。

（原载1995年1期《中国记者》、1995年2期《声屏瞭望》）

[1]《长征路上》1994年由湖北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薄一波、开国将军耿飚、杨成武、洪学智、王平、陈锡联、秦基伟等题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