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传播的历史演化

一、概念辨析

虽然科学传播的研究日渐活跃，但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对于科学传播都没有明确的定义，甚至连提法都各执一词。譬如在国内，有使用 “科技传播”的，有使用 “科学传播”的，也有专门研究 “技术传播”的；在国际上，英文中有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Communication” （STC），有 “Science Communication”，还有“Scientific Communication”和 “Technical Communication”[1]。国内学者刘华杰认为：“因为我们更强调的是科学观念和科学事实的方面，不更多涉及实用技术的普及，不直接讲 ‘技术传播’或者 ‘科技传播’，只是 ‘科学传播’”[2]。

科学素养：我国在2006年年初颁布的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中将科学素养界定为：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养一般指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国际上普遍将科学素养概括为三个组成部分，即对于科学知识达到基本的了解程度，对科学的研究过程和方法达到基本的了解程度，对于科学技术对社会和个人所产生的影响达到基本的了解程度。

科学素质：科学素质是指人们在获得和应用科学知识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内在品质，是一个人科学知识、科学思维、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综合表现。科学素质通常包括能够理解基本科学技术术语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能够读懂报纸和刊物上有关科学技术的报道和文章，运用科学信息和知识解决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的能力。科学意识、科学价值观和科学精神以及科学素质的核心是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以及良好的科学素质要有对人类和社会的爱心和使命感，必须能够接受实践的检验，因而经验和实证是其不可或缺的支柱。[3]

技术传播：技术传播是指通过特定渠道在社会系统内扩散转移技术以促进和实现技术共享和用户采用的过程。技术传播包含技术和传播两大核心要素，是利用特定渠道扩散转移技术的社会行为，属于科技传播的一部分，是人类传播的一个特殊分支。如果从技术传播的目标与任务方面看，技术传播实际上就是要利用某种手段、途径、行动促进技术用户 （公司企业、消费者等）对技术有所了解、发生兴趣，进而通过转移和学习对技术有所应用和使用的过程。[4]

科学传播：科学传播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科学内容及其元层次分析和探讨在社会各主要行为主体 （如科学共同体、媒体、公众、政府及公司和非政府组织）之间双向交流的复杂过程。它指除了科学知识生产之外的与科学信息的交流、传达和评价有关的所有过程。[5]

本书中所提到的科学传播都涉及两个部分：一是常态的科学传播，即灾害没有发生的时候，各种媒介日常的科学传播；二是灾害发生期间的科学传播，即灾害发生中和次生灾害发生时，灾害信息的科学传播以及应急传播。

二、科学传播的历史

（一）起源

广义的科学传播从近代科学产生时就开始出现了，在此我们不追溯科学的起源，而仅仅从科学传播被关注开始讨论。

从科学史上看，一般的科学传播活动有着很长的历史。近三百年来，科学的职业化逐渐固定下来并制度化，由此导致研究者与一般受教育者之间的 “知识鸿沟”不断扩大。早在1686年就有人认识到科学传播的两个渠道：面向科学家同行和面向受教育的公众。到18世纪末第二条传播途径的对象集中在了特定的受众身上——妇女，她们当时是无知、善良和好奇的象征。但此时传播的规模比较小，所以还算不上科学的大众传播。

19世纪后半期大规模的科学传播开始出现，此时的传播不限定对象，而是面向普通公众。很多人开始写科学方面的小说以及文章。传播者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进行科学的传播：日报，常常被用来描述科学技术中的重大事件，从科学新发现到地震、实验室的爆炸等；杂志，有专门的板块介绍科学信息；展览、会议，其中涉及如照相术、身体模型等，后来的X射线就是经由这样的途径为公众所了解的。[6]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贝尔纳是最早注意到科学传播的科学社会学家之一。在他于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 《科学的社会功能》一书中，第十一章就专门讨论了科学传播的问题 （原文章节名使用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中译本翻译为 “科学交流”），此章中主要提出“科学交流的全盘问题，不仅包括科学家之间交流的问题，而且包括向公众交流的问题”。

国际上一般认为，科学传播经历了 “科普”“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三个阶段。但需要注意的是，三者并非严格的依次替代发展，如科普活动，国外有人称之为前科学传播时期，从17世纪末就出现了，但直到今天，科普仍未消亡，无论在实际活动中还是理论上都是存在的。1966年美国科学促进会发表了名为 “公众理解科学”的报告；1985年，英国皇家学会的报告 “公众理解科学”发表，之后相关研究开始兴起。从实际活动来看，公众理解科学、科普、科学传播的研究和活动虽然有交叉，但并没有完全归于科学传播，也无层次之分。

（二）科学传播在欧美国家的发展

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使美国大为震惊。当年，美国国家科学作家协会就公众对科学的态度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分析表明：公众普遍对科学持肯定态度，但基本科学知识较少。为此，政府拿出了数十亿美元投入到学校的科学教育中。15年后，即1972年，国家科学理事会开始了两年一度的 “科工指标”社会调查，以检查先期投入的效果，结果发现公众科学知识水平并无大的改进，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对公众科学素养的讨论。随后的科普活动接踵而来。[7]

二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美国国内的科普活动有增无减，涉及范围也越来越大。美国的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都积极投身于科普活动中：政府中有一位副总统专门负责公众的科学传播；还有国家科学基金会（简称为NSF）专门资助各种科学教育计划和科普计划，也收集和传播关于公众理解科学状况的信息；政府出资或者民间集资修建各种科技馆、博物馆、自然中心、天文馆等，这些公共设施均免费开放，供公众、游客参观学习；将科学影视化、通俗化、娱乐化，让公众寓教于乐，例如 《生活大爆炸》《侏罗纪公园》《芝麻街》《星际旅行》等影视剧的热映，《时间简史》《国家地理杂志》等科学类图书、杂志的畅销都是其具体体现。现在，大众传媒、科普场馆和科普宣传活动是美国科普的主要途径。

在英国，向公众传播科学文化的做法几个世纪前就开始了。这首先得益于1660年皇家学会 （RS）的创立，之后英国于1799年建立皇家研究院 （RI），最后是1831年成立的英国科学促进会（The BA）。不过，英国政府首次将科学推广政策列入政府计划是在1985年博德默的 《公众理解科学》报告发表之后。根据这项政策，采取 “自上而下”的模式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即由科学家借助媒体向公众传播科学知识。许多倡议由此应运而生，例如设立公众理解科学委员会，增加科学传播活动等。

1993年，英国发表了白皮书 “实现我们的潜力”，其目的是要进行一次文化变革。欧洲委员会对欧洲大陆上的科学传播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89年，它做了第一次欧洲成员国的公众科技指标调查，此后经常举办各种科普性会议，促进欧洲各国之间进行交流。另外1989年到1993年，它连续五年举办青年科学家知识竞赛，鼓励年轻人投身科学事业。此外，它还制作科学电视节目，在欧洲各国播放；它与法国㊞Alliage㊣杂志合作，与英国的 《公众理解科学》杂志合作，研讨欧洲大陆的科学文化现象；1993年，它举办了第一届 “欧洲科学文化周”。未来，它还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公众理解的科学运动在欧洲开展得很热烈，但各国情况并不均衡。除英国外，北欧的国家在这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如北欧的挪威、瑞典、芬兰、丹麦等国。这些国家工业生产较发达，国家重视科学，社会民主化程度高，民众有关心科学的传统。开展活动的方式也比较多。其特点是政府支持、媒体活跃、历史悠久。以芬兰为例，18世纪它就有了科普活动，1922年就举行了第一次 “科学日”活动。18世纪70年代以后，芬兰的科普活动一直比较稳定。政府虽无专门的相关政策，但经常给予经济上的支持。教育部每年出钱支持科学团体举办 “科学日”（1977年开始正常化），每年拨款给科学协会联合会，供其开展各类科普活动；贸工部出资支持举办芬兰青年科学家知识竞赛。芬兰的各电视台有专门的科学节目，报纸常登科学报导，还出版各类科普杂志。博物馆虽然不多，但接待的参观者也不少。

相比较而言，南部农业生产相对发达的国家以及中部一些国家，科普就不太活跃。像比利时、希腊、葡萄牙等国家，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的科普活动并不多，直到近20年才有些变化，主要是受其他国家的影响。以葡萄牙的情况为例，1986年，政府的国家科学技术理事会首次提出要支持普及科学知识的活动，并协助举办了 “科学周”，举行了一些巡回展览，但政府的支持力度有限，反响也不强烈，有点孤军奋战的味道。科学团体和大学循规蹈矩，与外界接触不多，其主要目标是促进科研，推进研究成果的市场化，科普活动并不多见。媒体的科学报道有所增加，但持续的时间不是很长；电视上的科学节目比例很小，商业性的节目占统治地位。

（三）中国科学传播的产生和发展

1．“科学”的词源探析

在中国，“科学”两字出现较晚。

科学初到中国的时候，没有与之相对的译名，当时的学者就意译为 “格致”。“格致”一词源自于 《大学》中的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致知”就是 “研究物质 （物体），获得知识”。从此 “Science”在中国便被译为 “格致”，而且一用就是半个世纪。像当时的教科书 《格致入门》和徐寿等创办的 《格致汇编》杂志就相当于现在的 《科学入门》和 《中国科学杂志》。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的自然科学已从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一些人仍沿袭明末清初的做法，继续使用 “格致”来指称19世纪中后期的西方 “自然哲学”和 “自然科学”，而这样很容易引起混乱，至少无法对 “自然哲学”和 “自然科学”进行有效区隔。事实是，洋务运动之后，在我国，既有把西方 “自然哲学”称作为 “格致”的，；又有把 “自然科学”称作为 “格致”的，还有把“物理学”称作为 “格致”的。

随着对西学了解的不断加深，人们意识到，用 “格致”或 “西学格致”笼统指涉西学中的 “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甚至是 “物理学”是存在很多问题的，有必要为西学中的这些概念另觅新的名词。特别是当把基于实证研究的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学科也视作科学的实证主义科学观渗透进来之后，这种愿望就变得更加迫切。此时，如果照旧把实证主义者们所言的 “科学”纳入 “格致”的框架体系内，将会引起更大的概念混乱。

根据科学史家、科学传播学家和科技术语专家的研究，福田谕（Fukuzawa Yukichi，1835—1901）于1860年把science创译为 “科学”；西周 （Nishi Amane，1829—1897）于1874年创译 “科学”。尽管从字面上看日文中的 “科学”未必是 “science”的最佳对译语，但是熟悉西方科学发展情况的学者最终都选择了 “科学”。康有为（1858—1927）于1896年从日文中引入 “科学”；严复 （1854—1921） 1896年译 《原富》时将 “科学”“格致”并用，1898年译 《天演论》时只用 “科学”。1903年出版的 《群学肄言》中，严复模仿日文译法，将 “science”译为 “科学”，并强调 “群学”（社会学）是科学。很明显，严复的 “科学”泛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和梁启超1903年前后发表的众多文章中的 “科学”用法相似。在精通英文的严复和精通日文的梁启超都接受，并提倡用 “科学”来对译“science”的情况下，放弃 “格致”，选用 “科学”来指代 “science”便迅速演变成了一种潮流，1905年科举被废除之后 “科学”迅速取代了 “格致”。

2．科学传播的兴起和发展

中国的科学传播大致也从明末清初开始，晚清时期出现了中国传播现代科学技术的第一次热潮。传播主体既有西方传教士，也有洋务派人物、留学生、海员、码头工人及一般民众，受众对象也是上至皇上老臣下到平民百姓，其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对近代中国的影响都是空前的。其中，译书出版是最主要的科学传播方式，此外还包括实物传播、兴办学堂、派遣留学生和通商口岸等的传播形式。

科学的传播在明末清初短时间内得到重视，但不久却由于清政府彻底禁教，使得以传教士为媒体的西方科技失去了在中国传播的根基，加之中国固有的科举制度使中国人以儒家经典为衡量学问的标准，而科学知识和技能则被视作 “末技”，科学传播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

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中国的科学大众化有两个传统：科技报道和 “科普”。科普大致指科学技术传播的大众化。据樊洪业先生的研究，“科普，作为中文的专有名词，在1949年以前并没有出现过。自1950年起，‘科普’开始纳入政府体制，它是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简称，同时，我国建立起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县一级的专业科普系统——各级科协，科普的目标定位在提高公民的科学素养，提高劳动生产技能，从而提高综合国力。在这里，预期受益者首先是国家 （政府），而不是公民。大约从1956年前后开始，‘科普’作为‘科学普及’的缩略语，逐渐从口头词语变为非规范的文字词语，并在1979年被收入 《现代汉语词典》中，终于成为规范化的专有名词”。

传统的 “科普”概念，立意较低，带有浓厚的 “扫盲”色彩。这种 “初始条件”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半个世纪之前，中国公众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要比今天低得多，普及科学只能从 “扫盲”做起。结果许多年来，我们在这个概念框架下，往往习惯于将 “科普”的任务简单地等同于一些具体科学知识或结论的灌输，好像只要让人知道地球绕太阳转一圈需要一年、绝对零度是达不到的之类的知识，“科普”的大功就算告成了。

“公众理解科学”是英美等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以科学共同体为主导的科学大众传播活动。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对它的介绍逐渐展开。[8]最初我们把它作为一种新的科普理念，并认为这种理念与我们所说的科学传播一致。随着介绍的深入，了解逐渐增多，我们发现公众理解科学的理念本身也在变化，并且不能对这些理念完全接受。

近年来很多科学学者对传统科普进行反思，一般认为：传统科普是建立在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之上的，其所隐含的前提是，科学必然是好的，是必然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种力量。由于这种理念，传统科普在机制上是自上而下的，在心态上是俯视的、单向教化的，在知识形式上是静态的，在内容上是以普及科学知识为主要目的的。而所谓现代科普则应该是平视的、双向交流的、动态的，是以促进公众理解科学活动为核心的。科学的传播不仅要普及科学知识，更要普及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不仅要让公众了解科学的正面价值，也要让公众了解科学的负面价值；科学传播的主体转移和多元化是必然趋势。

2000年，刘华杰和吴国盛先后发表文章，提出了科学传播这个概念，并指出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是科学传播的三个不同阶段，文章对传统科普进行了反思和批评，提出了一种新的更具包容力的科普理念，并将这种新的科普理念命名为科学传播。刘华杰直接说：“称现代科普为 ‘科学传播’更合适，科学传播是比公众理解科学和传统科普更广泛的一个概念，前者包含后者。”吴国盛也说：“我们提出 ‘科学传播’的概念，是把它看成科学普及的一个新的形态，是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一个扩展和延续。”[9]

科学传播这种说法及其理念在2000年11月举行的 “北京国际科普大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这一说法在当时遭遇到了很强烈的反对，不仅很多传统科普工作者不能接受，许多持有相同理念的学者也不愿接受这种新的说法。此后，整个科学文化领域的思考逐渐深入，从理念上、实证上进行了更多的工作。科学传播这个概念逐渐在这个领域之内被接受。但是，这个词在实际使用中一直是作为与传统科普不同的，与 “现代科普”相当的一个概念。一进入具体的表述，学者们也常常会采用前述词汇辨析的方法，进行穷举。2003年，吴国盛把科学传播划分为三个层面：科学界内部的科学传播，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传播，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10]

2012年11月的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提高全民科学素养”。这是我国首次将 “提高全民科学素养”的表述写入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2012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到2015年，实现我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要超过5％。

我国长期重视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将科学传播视为提高全民科学素养的重要途径，积极发挥科学传播高端资源优势，开展卓有成效的科学传播工作。

中国科学研究院作为科学传播的重要基地，其院长白春礼明确指出，科学传播和科技创新同等重要，中国科学院要把科学传播放在与技术转移、转化 （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要进一步加强科学传播工作，将学部和研究实体的科普工作统筹协调、有机结合，构建体现科研院所、学部、教育机构 “三位一体”的发展架构优势和特色的科学传播体系，使中国科学院成为科普宣传的 “国家队”。

2013年12月25日，中国科协发出 《关于聘任第一批首席科学传播专家的通知》[11]（科协发普字 ［2013］75号）文件，包括 “科普事业开创者”李象益、物理学家朱邦芬院士等在内的156名专家被中国科协聘为第一批全国首席科学传播专家。这些科学传播专家大多是相关科学领域学科带头人，其中有两院院士12人，专家们的研究领域涵盖气象、动物、物理、医学等37个学科大类、130多个三级学科，这标志着中国组建第一批科学传播专家团队正式成立。通知如下：

各全国学会、协会、研究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协：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根据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 （2011—2015年）》和 《中国科协科普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的部署，为加强科普人才队伍建设，提升科普公共服务能力，促进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目标的实现，2013年，中国科协启动组建科学传播专家团队。

按照 《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组建科学传播专家团队的通知》（科协办发普字 〔2013〕40号），各全国学会认真组织推荐，经研究审查，决定聘任朱邦芬等156名专家为第一批全国首席科学传播专家，聘期3年。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开展公益性科普活动时，可以 “全国××学科首席科学传播专家”的名义进行宣传和介绍。全国各学会要为首席科学传播专家搭好台、服好务，紧紧依托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及科学传播专家团队，大力推进科学传播工作，不断提升学科科普服务水平和社会影响力。

希望首席科学传播专家珍惜荣誉、勇敢担当，以身作则、开拓创新，带领科学传播专家团队，按照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 （2011—2015年）》的部署，围绕党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心任务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实际需求，大力开展科普创作、科学传播，推动拓展学科和学会科普工作，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投身公民科学素质，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科技梦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科学传播的重要任务

对于科学传播，可能实践意义远远大于它的概念意义，其实践意义主要需解决为什么科学传播、向谁科学传播、传播什么以及怎样进行科学传播等问题。

为什么进行科学传播：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说，科学传播是为了向大众揭示现象的事实真相，把握其中的运行规律；我们也可以说，科学传播是为了探究传播现象中的意义，然后为人类的新的发展提供指导。如今，随着现代化的迅猛发展，国家间的较量变为科技竞争，再加上随着一系列严峻社会系统问题 （如两次世界大战）和自然系统问题 （如生态恶化）的日益逼近，这种对现代文明起平衡和制衡作用的思潮也随之产生了越来越强劲、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力，整个人类对科学传播的欲求呼之欲出。

向谁科学传播：从受众对象来看，科学传播主要分为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科学传播与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12]在科学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面向公众的科学传播已经成为科学传播的主要议题。

传播什么：在科学传播中，科学知识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传播对象，公众理解科学，要理解的不仅是科学知识，还有科学这种人类文化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整体性。[13]现代科学传播的目的在于激发公众对科学的兴趣，打破科学与普通大众之间的藩篱，从而让科学真正走进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中，为人们的生活服务。本书主要讨论的是重大灾害中的科学传播，从而让公众在面对重大灾害时做到理性地面对，科学地应对。

怎样传播：在传统的科学传播概念中，传播者是传播的主体与核心，科学传播就是以传播者为中心的、向外单向的扩散。而如今，在三网融合、传媒高度发达的时代，科学传播的双向互动以及传播内容形式的多样化得以实现，此时的科学传播强调了公众的主体性。

近年来科学传播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与实践密切相关的学术领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目前名称中含有 “科技传播”的专著已有多部，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已经开过五届，并且已经出现在了本科和研究生专业选项中。此外，还出现了一些研究或培训性质的机构，成立于1989年的国际组织——国际公众科技传播网 （International Public Communi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twork，简称PCSTNet－work）在2005年6月与中国科协联合组织了 “2005北京公众科技传播国际研讨会”，21个国家的160余位学者与会，中国的相关学者开始直接与国际同行对话。名称中含有 “科学传播”的出版物则有 “北大科学传播丛书”等图书，其相关的学术工作不时出现在综合类、科技哲学、管理类等门类的学术刊物中。2006年年底，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名下成立了 “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14]。

[1] 翟杰全：《让科技跨越时空：科技传播与科技传播学》，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2] 刘华杰：《整合两大传统：兼谈我们理解的科学传播》，载 《科学新闻》，2002年第18期，第5～7页。

[3] 尹鸣：《科学素养》，载 《动态》，2007年第6期。

[4] 翟全杰：《技术传播：概念、渠道和企业实践》，载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5] 张晶、尹兆鹏：《科学传播理论的历史考察：将 “传播”理念引入 “科学”的历程》，载 《自然辩证法研究》，第22卷，第5期。

[6] 刘兵、侯强：《国内科学传播研究：理论与问题》，载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5期。

[7] 石顺科： 《英美等国科普传播机制》，http：／／hpslib．phil．pku．edu．cn／viewarticle． php？sid＝832。

[8] 田松：《科学传播：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载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2期。

[9] 田松：《科学传播：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载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2期。

[10] 吴国盛：《科学传播与科学文化再思考》，载 《中华读书报》，2003年10月29日。

[11]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关于聘任第一批首席科学传播专家的通知》，http：／／www． cast．org．cn／n35081／n35488／15304072．html。

[12] 田松：《科学传播：一个新兴的领域》，载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2期。

[13] 田松：《科学传播：一个新兴的领域》，载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2期。

[14] 田松：《科学传播：一个新兴的领域》，载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