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三网融合架构下科学传播要义

一、互动的概念

在现阶段的中国，三网融合架构下的科学传播的信息涌现，呈现全方位的传播模式，《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结果发布》显示我国公民获取科学信息的渠道，由高到低依次为：电视 （87．5％）、报纸 （59．1％）、与人交谈 （43．0％）、互联网 （26．6％）、广播（24．6％）、一般杂志 （12．2％）、图书 （11．9％）和科学期刊（10．5％）。公民利用互联网等现代媒体获取科技信息的比例明显提高，由2005年的6．4％提高到2010年的26．6％，增长了20．2个百分点。2009年的 《中国科普基础设施发展报告》指出，当年3月，我国网络科普设施达到600余个，181个全国学会网站开设了科普栏目，科学松鼠会等民间科普网站更有针对性，新媒体日渐成为科普主力军。科学传播已经成为一种依托三网融合不断演化的信息涌现的行为和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互动则是其核心的要义。

从传播学角度来看，讨论互动无法回避其发源地——由维纳奠定的控制论。作为一种传播学的基本模型，控制论模式变 “单向直线性”为 “双向循环性”，引入了 “反馈”机制，并且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反馈的强调。信息接受者不是如原来的传播模式中描述的那样只是单方面地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主动地回应信息发送者，而其 “回应发送者的信念、态度、能力以及手段已经发展成为互动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1]。Williams（1988年）等认为：互动是传播参与者在传播过 程 中，能 够 控 制 其 相 互 的 话 语 及 其 角 色 转 换。Rafaeli＆Sudeweeks（1997年）则认为：互动性并非一种媒介特性，而是一种关于过程的建构。它表示一系列的讯息的相互关联程度，尤其是后来的信息与之前信息的关联程度。De Fleur和Ball－Rokeach （1989年）认为：互动通常指带有某些人际交流特征的传播过程。Ha和James（1998年）主张：互动是传播者和受众给予回应，或愿意去满足对方传播需要的一种程度。Heeter（1989年）提出一个包含6个要素的互动定义：存在选择的多样性，用户必须有所作为，对用户进行反馈，监控信息的使用 （比如当一个系统可以追踪用户时），可以很容易地添加信息，能促进人际传播。Downes和Mc Millan （2000年）提出了由5个维度构成互动的定义：传播方向、时间弹性、场所感知、控制水平、已知传播目的并响应。更进一步，Turkle （1984年、1998年）发展了互动的概念：互动性是一种人际的、人文的变量。在传播学研究中，互动，指读者与语篇的关系，但也指媒体使用相关的互动式人类活动或传播活动，包括中介式互动。甚至Leary（1990年）曾大胆预言：一种交互式媒体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其对人际交往的模拟能力。Steuer（1992年）通过一种多维度建构的观点，给予互动一个更加具有工具意味的描述：在真实时间，参与者能够修改媒介环境的形式及内容的程度。Rafaeli（1988年）认为：互动是对一系列的传播交流程度的描述，这个程度是指，任何第三次（或者更多次）传递 （或讯息）与前一次 （甚至更早时间的）传递的关联程度。Jensen（1998年）认为：互动是对一种媒介能在多大程度上允许用户影响传播中介的内容及形式的潜在能力的测量标准。[2]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在观念层面将互动定义为：通过技术与工具创造一种传播中介的能力，达到个体、群体传播参与者之间同步或异步的信息交流与交换，实现交流感知对于人际传播、临场拟真感的提升。[3]

二、三网融合下的互动

互动，在三网融合的平台下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张扬，这种张扬在四个维度上波澜壮阔地展开、静水深流地涌动：技术与需求之间、传统媒介与网络媒介之间、单一符号形态与复合符号形态之间、线上与线下之间。技术与需求之间的互动沿着人类传播的历史轨迹运行，朝着人之本真——交流能力的挖掘、回归和激发演进；传统媒介和网络媒介之间的互动比既往的任何新媒介创生初期都更加迅猛而激荡：传者与受者在三网融合平台下透过媒介所达成的互动的能力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而这种互动也是对人际传播的全面回归；单一符号形态与复合形态之间，在三网融合技术引领下，以多媒体为主导，声音、文字、影响、虚拟与现实以及更加新颖鲜活的符号形态透过广泛的互动机制，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愈加顺畅和深入；线上与线下之间，以三网融合平台为中介实现着现实世界诸多传播渴求的数字化虚拟实现，同时，也使虚拟化的交流传播在现实世界里可以触碰、交织并交换。[4]

正如上文概念中所说的：互动是通过技术与工具创造一种传播中介的能力，在三网融合的技术平台下，这种能力得到了更为广泛的提升和展开。在三网融合平台下，受众不再是被动地接受内容，而是能够有选择地挑选自己想看的节目，同时能够通过移动终端随时随地地观看。受众的选择，也会给内容制作方提供参考和发展的方向指导，制作出最受受众喜欢的内容。传者和受者的角色已经开始变得模糊，同时，其相互之间的界限也已经不再那么明显。三网融合下的互动是在寻求人最本真的需求——信息的自由获取，虽然依然存在着信息冗杂等的缺陷，但是通过互动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不再是由把关人筛选出来强制呈现的内容，而是制造出来供受众来筛选，这是一种信息权利的回归，是对受众选择的尊重。

三、三网融合架构下互动在科学传播中的形态

现阶段中国大陆的科学传播，科学技术普及局负责领导和管理全国的科普工作。为统筹管理和协调各部门的科普活动，使各部门都重视科普工作，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的规定，科技部负责制定全国科普工作规划，实行政策引导，进行督促检查。在三网融合架构下，互动在科学传播中的主要表现形态如表2－4－1所示。

表2－4－1 三网融合架构下互动在科学传播中主要表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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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数字科技馆：“关于我们”，http：／／www．cdstm．cn／show．php？action＝about。

② 中国科普博览：“关于我们”，http：／／www．kepu．net．cn／gb／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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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果壳网：“关于我们”，http：／／www．guokr．com／about／。

②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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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力：《浅析微博的传播形态》，载 《青年记者》，2009年4月下半期，第80页。

② 闫坤、关丰富： 《有效遏制微博谣言 正确引导网络舆情》，载 《传播与版权》， 2013年第4期，第143～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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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百度百科： “微信”词条，http：／／baike．baidu．com／link？url＝PZpycu HGSE5BLs OK utj9z KWkk－2rt K2CESLHDUu7j6nbbe HMm PJj1MYl PSR0＿5f Lv Mu ZHW3v B4xu Af19X75gy＿。

四、三网融合架构下科学传播互动的缺失

三网融合架构下的科学传播以互动为要义，但是这种 “灵魂”的塑造不是一日可成的，就像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样，现阶段的三网融合仍然存在很多缺失和不足。

（一）大众媒体与科学界之间

科学本身的特性决定了科学传播的内容必须是客观的和价值中立的。但是大众媒体在科学传播过程中，出现以收视率为主要的追求目标、一味迎合受众需求而忽略科学传播的基本规律等诸多问题，例如CCTV－10《走进科学》栏目曾有段时间将科学知识的传播当作悬疑故事来讲述，虽然能够吸引受众的关注，但却极大地损害了科学的严肃性和客观性。同时，科学界未能进入大众传播的第一线，他们所掌握的新知识和新观念，未能及时地传播给受众。大众媒体在逐步加大科学传播的力度，但是也不时出现不尊重科学事实、违反科学原理甚至错误的科学报道，这样就造成了媒体对于 “科学”的误读，进而造成大众对于 “科学”的误解，影响到科学传播的有效性，究其原因就在于大众媒体和科学界处在不同话语体系，科学界的 “专业话语体系”和大众媒体的 “通俗话语体系”之间缺乏应有的互动。在当下，这种互动的缺乏就导致了当相关科学事件发生的时候，科技记者和科学界、科学部门缺乏理解和沟通，科学界不太熟悉大众传媒的运作规律，少有将通过大众媒体开展科学传播纳入自身工作范畴。另一方面，大众媒体在很大程度上不理解科学事业的本质与规律，在进行科学传播时，未能很好地把握科学传播的针对性，难以根据不同层次受众的不同需求，设计丰富多样的传播内容与形式。还有最重要的一方面是作为专业传播者的媒体人科学素养不够，专业能力不强，最终导致科学传播质量不能保证，不能抓住大众的兴趣点来为大众清晰地解读科学。因此，“建立科学界与媒体之间的互动与合作机制，树立共同承担科学传播社会责任、履行科学传播社会义务的良好意识，最大限度地防止科学在传播过程中被歪曲或误读，就成为科学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5]。

同时，在民众心目中专家威信力的下降也是阻碍科学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砖家”“叫兽”等网络流行语的应运而生正是这一现象的讽刺表现。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对2186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9．2％的人直言专家学者在自己心目中的权威性有所下降。就公众需要什么样的专家问题调查中，排在首位的是 “有社会良知” （89．1％），排在第二位的是 “有专业素养”（85．0％），排在第三位的是 “有社会常识”（62．0％）。讽刺的是 “专家”，这些所谓在学术、技艺等方面有专门研究或特长的人，被公众呼吁最多的应具特质居然是社会良知，这一令人咋舌的现象不禁让人思考科学传播出路。黄忠顺先生在 《权威的衰微与评论的兴起——关于人文社科学术评价机制的思考》一文中写道：打通上级部门关节，挨门逐户拜访评委，已经成为今日每一受评单位和个人 “认真”对待评审的常识性程序。[6]如今，学术造假的丑闻大家都已司空见惯了，专家的头衔与权威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环，取而代之留下的是与权力、利益相勾结的龌龊学界丑态。因此重塑专家这一权威的形象，对中国学术系统的改善与净化也是迫在眉睫。

（二）大众与科学传播媒介之间

科学传播的目的是让受众接受科学、理解科学，形成一定的科学素养，并且能参与到相关科学发展和知识政策的讨论中，在面对相关事件的时候能够做出正确的抉择，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因此，“认可公众在科学传播中的主动地位是科学传播的基本要素”[7]。现阶段的科学传播虽然已经开始意识到受众地位，但是这种认识还处于初级阶段，科学传播仍是以 “强势”的信息传播者自居，特别是官方性质的科学传播媒介，认为受众只能被动、消极地等待和接受媒介的灌输。科学传播媒介和大众之间的互动仍显不足，这样就会导致在公众和媒介之间形成隔膜，没有办法把握传播的终端效果，进而也会误导科学传播的方向。

（三）科学传播媒介之间

现阶段中国的三网融合还处于一个初级发展阶段，还面临着例如政策、技术等方面的问题，这样就造成了科学传播过程中媒介与媒介之间的互动程度不够，明显缺乏有效的互动机制。三网融合中部门利益之间的博弈，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政策方面的变化无常都成为媒介良性互动的障碍，如何破除这些 “绊脚石”并最终实现媒介之间互动交流的畅通仍需要很多方面的支持，需要一定的发展时间。

综上可以看出，三网融合架构下，互动俨然成为科学传播的要义。互动性是科学传播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特性，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和方式。通过各种互动的表现形态，科学知识才能最有效地进行传播。同时也要看到三网融合下的互动不仅仅是指受众与媒介之间的互动，媒介与媒介之间的互动也是进行科学传播的保障。这种互动是建立在媒介资源差异化的基础上的，它们之间不是简单的内容复制，而是报道活动中共同策划、深度合作，“更是信息形态的有机结合和互动机制的全面延伸”[8]。

在三网融合架构下的科学传播中，科学知识就是 “血肉”，互动就是贯穿其中的 “灵魂”，“灵魂与血肉”的结合才能真正地构建有效的科学传播，才能使得科学知识通过三网融合的手段深入人心，提升整体大众的科学素养，当大众面对灾难的时候才不会手足无措，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

[1] 彭虹：《涌现与互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33页。

[2] 参见Kiousis，S．㊞Interactivity：Aconceptexplication．㊣New Media＆Society 4（3）， pp．355～383。

[3] 彭虹：《涌现与互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34页。

[4] 彭虹：《涌现与互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40页。

[5] 陈鹏、刘星河：《新媒体时代下的科学传播》，载 《理论视野》，2012年第4期，第18页。

[6] 黄忠顺：《权威的衰微与评论的兴起－关于人文社科学术评价机制的思考》，载《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99页。

[7] 陈鹏、刘星河：《新媒体时代下的科学传播》，载 《理论视野》，2012年第4期，第17页。

[8] 彭虹：《涌现与互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