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危机传播意识的缺失
根据对国内媒体自然灾害报道相关信息的查找和梳理发现,当前我国的媒体在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危机传播意识较差,没有固定统一的应对自然灾害危机的机制,更多的是临时的被动应对。
(一)危机信息传播的特征
信息的传播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通过媒介传递、交换或分享信息的过程。重大灾害发生时,信息传播具有新的特征,具体有以下几点。
①危机中的信息传播是混乱符号和不确定意义的共享过程。
②危机中的信息传播是信息传播主体与客体非秩序化的复杂互动过程。
③公共危机时间发生作用的时间有限性特点决定了危机中的信息要在短时间的条件下进行快速、准确的传播,而危机中传播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导致这种极其有限时间内的信息传播极易失真。
④危机中信息传播是一个失去平衡的传播系统,是充斥着各种信息碎片的杂合体。
(二)危机信息的传播模式
危机信息的传播模式是以大众传播为主,多种传播方式相结合的复合型传播模式,其在国内外已经有了几种典型模式。
1.Fiona Duggan和Linda Banwell的危机信息传播模式 (见图3-4-1)
图3-4-1 Fiona Duggan和Linda Banwell的危机信息传播模式
该模式认为信息发送者的编码规则在传播过程中起主导作用,并把影响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的因素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解释了信息传播的各个环节,对理解危机信息传播的影响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但缺乏对危机信息传播过程的描述。
2.魏玖长和赵定涛的危机信息的传播模式 (见图3-4-2)
图3-4-2 魏玖长和赵定涛的危机信息的传播模式
经过编码的危机信息通过各种形式对外传播,公众通过各类媒体、语言、物理现象等解码接收危机的相关信息。在危机信息的传递过程中,信息在每个环节都可能遭到不同因素的干扰,产生信息传递失真、传递不及时、理解偏差、无关信息干扰等,即处在噪音环境下,给信息的有效传播带来负面干扰。危机信息的接收者在感知到信息后会立刻做出反应,并且对收到的危机信息做出相应的调整,这就是 “反馈”的过程。
(三)危机信息传播的时段性划分
重大灾害等突发性公共危机一般都遵循特定的生命周期,不同类型的灾害或危机的信息传播过程有着很相似的时段性。Steven Fink把危机传播分为四阶段:前兆期、突发期、蔓延期、解决期。
1.前兆期
在此时期危机处于潜伏状态,诱发危机的各种因素悄然的积聚,对危机区域不断的施加压力。有关危机的种种信息尚处于萌芽状态,不易被察觉,没有通过媒介大规模扩散,没有谣言传播,信息量趋于零。
2.突发期
前兆期所积聚的各种因素爆发,灾害或其他危机在不能被预知的时空里发生,造成破坏。危机的爆发非常突然,官方和专家学者都需要一定时间进行信息的确认和发布,所以权威信息的发布难免有滞后性,这与事件发生时公众对危机信息的急需是难以协调的。因此在这个阶段,非权威媒体带来的信息反而迅速传播,由此产生大量谣言。官方随之发布权威信息,但是也不能马上保证信息的充分性,可能会有所保留,使公众难以辨认真实情况,不满足于现状,继续通过非权威的渠道了解情况。
本阶段信息存在信息量激增,总量大,内容真假混杂,不易分辨等特点。
3.蔓延期
重大灾害等危机的破坏力持续作用。权威机构联合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的调查以期采取有效的措施去控制局面,解决问题,所以相对于前一阶段政府进行的科学传播开始逐步展开。政府发布信息传递危机演化情况,进行原因调研和解决方法以及预防、应对次生危机的信息;同时要尽量消除谣言,对公众关心的热点要进行充分的说明。这样就会减轻了公众的恐慌心理,对信息的亟待心理也逐步消除,关注度会降低。
本阶段信息量较大,权威信息比重上升。
4.解决期
灾害平复,危机解决,社会价值和行为准则回归常态。总结经验,深挖原因,可以利用本次灾害或危机为契机,开展应对下一次灾害或危机的事前科学传播与灾害信息的常态科学传播。
本阶段信息量较前两阶段小,传播速率低。
二、重大灾害发生时媒介素养低下
重大灾害发生时信息的传播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满足受众对于自然灾害造成影响的知情权,及时地向公众提供灾难信息和预警信息,进行正确的引导;另一方面,长期的重大灾害信息传播会引起受众恐慌,甚至潜移默化地腐蚀受众的认知和价值观,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媒介在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时的报道中发挥着巨大的舆论引导和监督功能,在这个背景下,提高媒介素养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需要。媒介传播包括三个参与主体,分别为媒体、受众和政府。在重大灾害发生时,信息的传播通过这三个主体来进行传播,这三个主体的媒介素养直接影响重大灾害发生时信息的科学传播。媒体、受众与政府具有良好的媒介素养对于舆论的传播至关重要,因此,从媒体、受众以及政府三个方面,来研究重大灾害发生时应当具有的媒介素养,才能促使重大灾害能够得到最大效率的解决。
对媒体而言,媒介素养是指媒体工作人员学习新闻专业主义职业理念,接受和处理新闻信息的技能。在重大灾害发生时的科学传播中,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传媒的预警作用,但是大量实例证明,很多危机出现时,媒体并没能及时进行全面客观的报道或警示。学者Murphy(1996)和蔡树培 (1998)以混沌理论 (chaos theory)说明媒体在危机中会产生扩音作用(amplification),致使原本不重要的问题扩大成巨大的杂音。[1]从 “非典”到汶川地震,以及 “7·23”动车事故,传统媒体更多是在灾害出现后很久才予以报道,甚至在灾害出现后呈现出失语或片面的报道。这不得不让人思考,是什么原因使作为船头 “瞭望者”的媒体人在危机时刻成为 “迟到”的哨兵,是什么原因使媒体在重大灾害发生后不能及时报道,适时地降低灾害破坏的程度。总结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媒体的预测性不够强
随着现代技术的尖端化、专业性、复杂性等,使重大自然灾害事件也呈现出复杂性、突发性以及破坏性等特点,让发现和规避风险成为一项专业技能,需要相关专家才能识别。因此有的灾害事件的发生新闻媒体没有能够及时地预测,在灾害发生时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如2010年在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曾一度传言核辐射污染了海水,食盐里会含大量辐射元素,国内媒体没有及时发布信息,导致 “盐慌事件”发生。
2.媒体报道失真
由于新闻报道强调时效性,而重大的灾害往往危及人们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因此对于实效性的要求更加严格。但是灾害的发生有其突发性与不可预知性,灾害发生的现场很有可能因为混乱、道路不畅、通信中断等现实问题使得记者不能第一时间了解灾害现场信息并且赶赴现场进行调查与报道,这样的时滞会导致新闻报道的实效性不能得到体现。与此同时,因为重大灾害的背后原因原理以及相关科学建议等需要记者咨询相关权威专家,对专家给出的信息进行编码才能出稿刊登,这样的准备会使得报道的刊登异常迟缓。因此,新闻媒介间的不良竞争常常导致为了争取发表时间而使得新闻信息被简单化或者篡改夸大,使得报道失真。
3.传媒人精神的倦怠
在数字化时代下的新闻写作,“ctrl+c”与 “ctrl+v”仿佛已经是新闻写作的一个必要甚至是全部的环节。只要有一家新闻平台发表了一篇较为深入或者内容不太相同的灾害相关报道,一时间几乎所有平台都会敏锐地发现并且将文章进行少量修改甚至原封不动地张贴在自己的新闻网页上。在这个 “公民记者”的时代,移动网络与终端的发展已经赋予每个人报道新闻的权利。因为灾害的突发性与不可预测性,很多时候关于灾害的信息都是来自于广大网友的力量,而新闻记者因为时间与地理的限制不能成为报道新闻的第一人。移动网络与终端带来的严峻挑战使得职业记者不得不逐渐习惯于 “公民记者”的力量。很多时候,职业记者已经不再涉足事故现场,他们紧盯着的是电脑屏幕,他们通过其他职业记者或者 “公民记者”的资源来撰写自己的新闻报道。因此,报道的雷同程度我们可以想象,甚至有的记者想要使文章出彩,而将文章进行非事实的扩张,这样的新闻报道即成了上文提到了 “巨大的杂音”。
4.“公民记者”的媒介素养欠缺
上文提到 “公民记者”在各种突发状况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在灾害发生的第一时间能将现场的情况及时告知外界,引发社会的关注。我们都不会忘记 “7·23”动车事故的第一份报道来自新浪网友 “袁小芫”在事发四分钟后发出的第一条微博 “@袁小芫:D301在温州出事了,突然紧急停车了,有很强烈的撞击。还撞了两次!全部停电了!!!我在最后一节车厢。保佑没事!!现在太恐怖了!!”,正是这一微博令无数网民在第一时间得知了这一震惊的消息。“公民记者”的力量在很多突发状况都帮助公众第一时间了解灾害现场信息,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依然是 “公民记者”作为新闻 “把关人”的媒介素养的欠缺。“客观性”原则是新闻报道的核心原则,在有限篇幅内对事件的合理叙述,重点要素的抓取与描写,对于国家机密信息的合理保留等这些都是对于 “公民记者”新闻报道的挑战。
[1] 苏芳:《媒体与危机事件管理》,载 《前言》,2009第3期,第184~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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