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通识教育的域外经验
通常认为,世界范围内的大学教育,主要包括三种模式:英国模式、德国模式以及作为主流的美国模式。
一、英国模式
作为典范的西方传统教育,以英国的剑桥牛津以及法国的巴黎高师为代表,被冠名为西方大学的英国模式。传承于中世纪的宗教影响,神学一度作为科学的替代品占据了无上地位;相较于君主局限于有覆盖范围的世俗权力而言,教会所掌控的精神权力是旨在驾驭整个世界。处于这一历史背景下的神学教育,所强调的是一种不分学科的通识教育,其目的在于培养神职人员和世俗领袖。应该承认,这一传统深刻影响了近现代以来英国等一些国家的高等教育历程。
近代英国政治性大学的通识教育
从教会学校发展而来的近代英国政治性大学,基本保留了教会学校的人文教育特色,以培养“通才式”的精英人才为己任,甚至连英国政府的公务员录用考试,也是针对应试者在学校所学习的素质课程,而不是考核与职务有关的专业知识。最为典型的就是高级公务员的门槛考题,直接参照剑桥牛津的高材生水平而拟定,全部考试内容偏重于文史地理和法律政治等通识课程,从而充分衔接学校通识教育与治国英才的遴选录用。
可以说,英国模式的实质,是把大学作为文明传承之所,教育重心在于推行古典语言训练、经典文本阅读和古典文化熏陶,目标在于培养具有高度古典文化修养的统治精英。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种身份资格的准入门槛,这一模式下的不少大学入学考试还要考查希腊语和拉丁文,它的内在理念正如流行于英国的那句名言:虽然希腊文、拉丁文对于管理印度殖民地毫无实际用途,但只有精通希腊文、拉丁文的人才能统治印度。
从肖像绘画看文艺复兴的英国政治
作为文艺复兴标志之一的宗教改革,使得英王亨利八世及其后的伊利莎白一世成为英国教会至高无上的领袖。两人执政期间,艺术中大部分古老的宗教主题被否定,转向更多取材于现实主义,尤以代表王权的肖像画为甚。无论现藏于汉普顿宫中莱姆皮特所作的亨利八世摹本,所描绘亨氏分开双腿自负地支撑着健壮的身躯和坚强而深情的脸容,还是吉雷尔茨所作的伊利莎白一世像,女王庄穆肃立,身后右侧狂风暴雨,左侧云开日朗,都可明显看出艺术被用于政治的目的。通过肖像画而将王权威势加于臣民,此与当时兴盛的宗教改革的政治现实和所谓现代的民族国家出现紧密关联。即他们不仅是国家元首,而且是教会领袖,为证明其地位合法,尤其反对教皇的正当性,便造出一个帝国新神话,这在很大程度上可追溯至君士坦丁和更远的帝国理论。可以说,英国统治者这种借助包括艺术在内等手段强化统治的传统偏好,同样也对它的人文教育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很大影响。
二、德国模式
对照英国模式有所不同的是德国模式。伴随近代工业革命席卷整个欧洲大地,英国模式被视为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于是,发轫于德国,掀起了一场完全背反于英国模式的大学教育重大转向。该模式不再沿袭传统古典文化的人文教育,而是强调以自然科学方法为取向的研究型专业教育,尤其重点发展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研究生院,建立专业性的学科、研究所和研究中心,甚至当时新兴的社会科学也是主要以自然科学为模板。然而,这一模式在其发展历程中备受非议,许多国家在借鉴的过程中展开过影响极其深远的大讨论。
三、美国模式
比较而言,美国大学教育发展深受上述两种模式的混合影响。可以说,美国的老牌大学大多起源于殖民地大学,创办大学的人许多是来自剑桥牛津的毕业生或清教徒。比如,作为美国最早大学哈佛前身的剑桥学院,其初创目的是建立神学院,培养牧师、律师和领导者,甚至连捐赠人哈佛先生毕业后的理想也是成为一名牧师。显然,美国初期的大学受到了英国和宗教的双重影响。所以,诸如传统的耶鲁、哈佛、哥伦比亚大学和相当数量的文理学院,承袭了传统的英国模式的古典人文教育,以培养学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的,强调希腊语和拉丁文的训练,注重文史哲尤以经典和诗歌为根基的人文教育。
然而,肇始于19世纪下半叶美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特别是被作为新型大学“样板”的霍浦金斯大学,以及芝加哥大学后来所掀起的那场著名的“芝加哥大辩论”,使得许多美国大学转而仿效德国模式,开始转向成为研究型大学。值得关注的是,美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并没有完全沿着德国模式一条路走到底,而是极力宣扬所谓的“大学之道”,保留及倡导大学应成为人类文明历代积累的文化精华的储存所,提出关注专业研究的同时,仍应推动发展通识教育。惟有如此,所培育的精英方能引领社会的头脑,而不是被动跟着社会走。[5]
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报告
作为拟定过美国核计划的核心成员,哈佛大学原校长科南特于1945年所发布的《自由社会的通识教育》,被作为现代大学通识教育理念集中体现的杰作。该报告洞若观火地指出,无论信息时代可以获取多少信息,无论在技术时代发展多少专业技术,无论数学物理生物科学如何发达,无论可以掌握多少外国语言,所有这些都加起来仍然不足以提供一个真正充分的教育基础。因为所有这些都加在一起仍然没有触及最基本的问题,即什么是“我们的文化模式”,抑或什么是“传统形成的智慧”。[6]
职是之故,许多美国大学在强调创新的同时,关注于如何避免教育沦入充满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唯专业主义的庸俗境地。撷采了英国及德国模式之长的混合模式被绝大多数的美国大学所推行,也就是本科教育秉承英国模式而强调通识教育和文化传承,研究生教育则采取德国模式而偏重于研究和创新。不容否认,这种混合模式已经泛全球化,成为现代大学教育的主流。
芝加哥大学前校长哈钦斯评美国教育
20世纪30年代这位美国史上最年轻的芝加哥大学校长言道,美国教育不应失去自主方向,如果中学完全只为大学考试服务,完全不顾当时大多数中学生并无机会继续上大学;如果大学本科完全只为考研究生服务,完全不顾大多数学生并不继续入读研究生;以及那种为适应市场需要的新兴科系在大学内不断增生,导致大学日益成为就业培训所,那么,美国教育迟早会走入迷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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