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的特色
七世纪中期，我国已出现了全面而系统地反映和维护封建经济、政治制度，调整各方面社会关系的刑法典——《唐律》及其《疏议》，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进步(1)。它继往开来，影响深远，成为封建主义“中国法系”的代表。中世纪后期神圣罗马帝国在1532年通过的《加洛林纳刑法典》（Constutio Criminalis Carolina），号称欧洲大陆划时代的刑法典。《唐律》颁行于永徽二年（651年），《疏议》颁布于永徽四年，比《加洛林纳刑法典》早了881年。至于《唐律》的理论完善、立法审慎、内容周详、条目简明、解释确当，《加洛林纳刑法典》更是望尘莫及，这已成为举世法制史学者所公认的事实。拙文粗浅概略地从《唐律》的法学理论与立法技术来说明其特色。
一、为伦常立法的礼教法律观，其核心则为尊尊、亲亲、贵贵，即尊君、孝亲、崇官
《唐律》的理论依据儒家学说，而我国自汉武帝以后，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理之”(2)，实际上儒法合流，是儒表法里的。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是法律的思想基础，集中体现在“礼”。礼者履也，始于对神的祭祀(3)，它从氏族社会对神和祖先崇拜的仪式以及氏族聚食中的仪节发展、丰富而来，至周大盛。所谓祭祀、朝聘、会盟、燕餐、冠昏、乡射等等礼仪，凡政治制度、道德规范、婚丧祭祀仪式等等生活准则，无不网罗，因此，礼所确认的社会规范具有一定的法律作用。所谓“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4)正一语破的。梁启超早已指出“儒家之言礼，法家之言法，皆认为行为之标准”，二者“谓非二物可也”(5)。《唐律》本于《汉律》，而《汉律》有一特点，即礼制融入法律，“礼仪”和“法律”同条共贯，故两汉“律”与“经”相互为用(6)，明经和善律并举。两汉经学大师多兼治律，《汉律》和五经都有章句，如“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7)。故经师引《汉律》来解说经文，据《春秋》以决狱断事。国家正式许可以经义断狱，也说明儒家学说的经法典化以及礼和法的一致性。
正由于《汉律》统一“法”和“礼”，“深得三代先王之遗意”(8)，故《唐律疏议·名例》开宗明义：“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已说明了二者的关系；“爰造《律疏》，大明典式，远则皇王妙旨，近则萧贾遗文”，指明它是本于《汉律》、《晋律》的。《唐律》所谓“弘风阐化”，即维护礼教纲常，故前人总结道：“论者谓《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9)它始终贯彻伦常礼教精神，这和唐初统治者积极定礼成书，“于亲亲之中，寓贵贵之意”是一致的。《唐律》计有《贞观礼》一百卷、《显厌礼》一百三十卷、《开元礼》一百五十卷、《元和礼》（《曲台新礼》）三十卷，其中以《开元礼》最有名，保存至今。故友徐道邻氏认为《唐律》中有许多罪名专门是为保障礼教而设，《律疏》解释律文，常常从礼经中取证(10)。
律、令、格、式的综合运用，就是唐朝全部法律的实施，而“律”则是对触犯统治者权益及其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量刑的依据。故《新唐书·刑法志》谓“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戾者，一断以律”。唐朝“礼”和“律”的关系及其作用，颇似令、格、式与《唐律》相互配合的关系及其作用。令、格、式是从积极方面规定国家的制度、政策、法令、办事章程等；律则以消极方面规定违犯这三者所应得的刑罚。例如关于市肆贸易的规定载于《市令》，监狱制度载于《狱官令》，而违犯其规定的处罚则见于《杂律》和《断狱律》；均田法规载于《田令》、《户令》，而授田不如法、卖口分田犯罪行为则据《户婚律》论处。虽然对于违反令、格、式中各样的“礼”并无罪名，但只要不合令、式的规定，如《杂律》的“违令”“不应得为”条，《疏议》指出“令有禁制，行路贱避贵，来避去之类。此是令有禁制，律无罪名，违者笞五十”；“其有在律在令，无有正条”，“情轻者笞四十，事理重者仗八十”。这就说明“略于刑而详于礼，隐于刑而著于礼”，是为了“其制刑也，即议礼之精微也；其用刑也，即用礼之准绳也”(11)。就这样“明刑以弼教”，礼和法成为封建统治者的有力工具。
（一）尊君 唐朝的庞大国家机器中，皇帝是运转的枢纽、朝廷的象征。故《唐律》的指导思想，首先是“君为臣纲”，维护以皇权为核心的封建政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为了建树皇帝的权威，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把“礼”作为依据，就给皇权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所以《通典》二百卷，而礼典占一半，因为“王者配天”，而“礼”定君臣上下之位。《唐律疏议·名例》确立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至尊地位：“居宸极之至尊，奉上天之宝命，同二仪之覆载，作兆庶之父母。为子为臣，惟忠惟孝。”这样，连同宫殿、宗庙、陵寝也就成了神圣不可侵犯之物。《唐律》即以尊君为出发点和归宿，其颁布是为了“禁暴惩奸，弘风阐化”(12)，首先在于制止和镇压“十恶”中的三大恶“谋反”、“谋大逆”、“谋叛”，科以最严厉的刑罚，不在常赦之列。进而凡有触犯皇帝的行为，一律视为“大不敬”，也列于“十恶”，加以严惩。《唐律》五百条，自“卫禁”至“断狱”，分类规定了四百四十五种罪名，判处死刑的有一百十几条(13)，而其中有十八条是因为有碍于皇帝的生命安全、身份、意志及其尊严而处以死刑的。以“谋反”、“谋大逆”、“谋叛”为例，其科刑则置于《贼盗》。《贼盗》分为“贼”与“盗”两部，有其立法意图。“贼”指杀害，故在“盗”前，而最危险的犯罪，即《疏议》所云“狡竖凶徒，谋危社稷”。《贼盗》一规定：
诸谋反及大逆者，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并没官。男夫年八十及笃疾，妇人年六十及废疾者，并免（余条妇人应缘坐者，准此）。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异。
《唐律》虽然本着儒家的“罚不及嗣”的立法精神，一般犯罪只惩罚本人，废除了秦汉以来的“夷三族”和北魏的“门房之诛”，但涉及“谋反及大逆”就有牵连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的反逆缘坐法，已是罚及嗣了。同时，它为了弭患于未然，进一步规定：
即虽谋反，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率人者，亦皆斩（谓结谋真实而不能为害者，若自述休征，假诧灵异，妄称兵马，虚说反由，传惑众人，而无真状可验者，自从袄法）。父子、母女、妻妾并流三千里。资财不在没限。
其谋大逆者，绞。甚至有人实无谋危之计，口出欲反之言，勘无实状可寻，妄为狂悖之语者，流二千里。关于“谋叛”，《贼盗律》规定：
诸谋叛者，绞。已上道者，皆斩。即亡命山泽，不从追唤者，以谋叛论。其抗拒将吏者，以已上道论。
从以上的法律规定和《疏议》的解释可见：一、对于“谋反”，《疏议》谓“谋危社稷，始兴狂计。其事未行，将而必诛，即同真反”，也就是仅仅谋划反逆还没有具体行动，就构成了谋反罪。《唐律》有未遂犯减轻的法例，对于“谋反”是不适用的。二、对于共同犯罪，《唐律》“以造意为首，随从者减一等”，是区别主犯和从犯情节轻重而处刑的。但对于谋反、谋大逆、闯入宫殿、强盗及奸等犯罪行为，根据《名例律》“若本条言皆者，罪无首从”，就不问首犯还是从犯而同等治罪。三、《唐律》依据伦理礼教，直接变为法律条文，《名例律》规定“同居相为隐”，对于大功以上亲，奴婢、部曲对于主人，都要限制他们的告发行为。可是“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而人人负有告发之责了。《斗讼律》规定，“诸知谋反及大逆者，密告随近官司。不告者，绞”。此外，《唐律、十二篇的次第先后也是有它的立法意图的。“敬上防非，于事尤重”，把保障皇帝的安全视为它的最重要使命。故《卫禁律》置于第二篇，为分则之首，立法颇为细密。
略举以上条款，《唐律》旨在尊君，对于维护封建政权和镇压“叛逆”的用法之严，可见一斑。
（二）孝亲 伦常源于家族的血缘关系，故亲亲之义集中于孝道。个体小农生产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单位，与这种经济情况相适应的家庭制度即父权家长制。因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14)，要达到治国的目的，首须“齐家”，所以“正家而后天下定”，“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15)。孝是为了忠，二者相辅相成，彼此有内在联系，相互发生作用，这也具体地体现于《唐律》。它立法的出发点是把亲族血缘的自然关系运用到政治上来，从建立家庭的秩序入手，进而稳固社会秩序和国家统治，这就必须树立家长在家庭内的绝对统治地位。祖父或父成家庭中的首脑居于支配地位，从而形成了主从、亲疏、尊卑的森严等级。“十恶”之中，四恶逆、七不孝、八不睦、九不义、十内乱，大都是有关于违背家族宗法伦理礼教的犯罪行为，其细目散见于《职制》、《户婚》、《贼盗》、《斗讼》、《诈伪》、《杂律》的有二十多条。
《唐律》为了维持家长的统治地位和尊卑的名分，不仅在诉讼行为上，亲属之间的相互侵犯上，按照宗法、服制的亲疏尊卑，决定其刑罚的加重或减轻，就是议、请、减、赎法律上的特殊待遇，也以亲疏尊卑来区别对待。(16)《仪礼·丧服》的丧服制度，之所以能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流行，主要是依靠历代刑律强制执行的结果。《唐律》一准乎礼，也可以说是刑律的丧服化、丧服的刑法化了。唐以后的刑事法典卷首都规定了丧服制、五服图、这是从父权出发，以父党的宗族为基础，用衣服、年月规定亲疏隆杀的礼节。所谓“亲亲之杀，尊贤之等”，就成了历代帝王统治社会的礼刑准则，是中国法系的特色之一。服制的规定使得一切人的行为都被约束于这一伦理关系之中，甚至犯父母名讳、居父母丧生子、冒哀求仕、匿父母、夫丧等违犯礼教的行为，也成了犯罪行为；一切人的“视、听、言、貌、思”不逾礼，自然会忠、孝、恭、顺，则“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
另一方面，朝廷既予家长以权力，同时又必须令其承担义务。在父权家长制下，家庭对于国家、社会所承受的负担，都由家长负责，不独户口、赋役、租税一唯家长是问，如家庭成员中犯了法，家长也要负连带责任，至于家人共同犯罪，《名例》五规定“若家人共犯，止坐尊长。”实际上，父权家长制下的家长，代替了一部分王朝的统治职能。同时，唐初政权为使其与土地制度相适应，利用累世同居、团聚骨肉的方式，把农民束缚于固定的土地之上。法律给予家长以财产处分的全权，“家长在（在谓三百里门，非隔关者）而子孙弟侄等，不得辄以奴婢、六畜、田宅及余财物私自质举及卖”(17)；“诸同居卑幼，私辄用财者，十匹笞十，十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18)。子孙私自擅用财物，尚且罹刑，至于“别籍异材”则更是“玷污风俗，亏败名教”(19)，罪名更大，列入“不孝”。
“家政统于家长”，从而法律赋予家长教诫子孙之权，故家有家法。“诸子孙违犯教令，及供养有阙者，徒二年”(20)。我国法律发展至隋唐，生杀之权早已操纵在皇帝和国家机关，家长虽无擅杀子孙之权，但因违犯教令殴杀的，徒一年半，以刃杀者徒二年，如果是过失杀死无罪(21)。家长对于子女和奴婢有绝对的主婚权，并负有法律责任，详《户婚》。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女子始终是处于父权和夫权支配之下的。由于家族是父系的，所以亲属关系只从父亲方面来计算，母亲方面是被忽略的，称之为“外亲”，以别于本宗。夫为妻纲和君为臣纲与父为子纲三者相提并论，夫权成了父权的延续，而父权、夫权是从属于君权的，于是家族关系也当作政治关系来处理了。
（三）崇官 以庇护亲贵和品官并严格区分“良”、“贱”，是《唐律》的又一主要内容，载于《名例》的十六条，散见于各篇。它的理论根据是儒家的“正名”，即正等级之名，也成为制礼和订律的依据，所以严格地区分尊卑、贵贱、良贱。贵贱这个范畴指品官和凡人（良民）之间不同的社会地位；良贱这个范畴指凡人和贱民之间不同的社会地位。它是依照人们的社会身份、地位、职业等分成权利与义务极不平等的集团，《唐律》从法律上确认亲贵、品官的特殊地位，各个下层阶级不得僭越。它根据《周礼》的“八辟丽邦法”规定了“八议”(22)。凡属于八议范围的品官及其亲属和七品、九品以上官的亲属，法律上予以议、请、减、赎四种特权，详《名例》第七至十一条。但议、请、减、赎是有前提的：一、首先以事实为根据，认定属于“八议”之列的皇亲、品官及其家属是犯了法的，有罪行的人；二、犯“十恶”及“反逆缘坐、杀人、监守内奸、盗、略人，受财枉法者，不用此律”；犯五流的（加役流、反逆缘坐、子孙犯过失流、不孝流、会赦犹流），对于期亲的尊长犯过失杀伤应徒的和故意殴伤人应徒的，男犯盗，女犯奸的，各不得减赎。三、属于“八议”的人认定有罪的前提下，根据他们所犯死刑罪行，“及录亲、故、贤、能、功、贵、勤、宾等应议之状”，经都座集议讨论后上奏，经皇帝决定予以不同程度的减轻。它实际上具有国家元首对于罪犯予以特赦的性质，这样既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与权威，又给予皇亲、品官逍遥法外的特权。
《唐律》的崇官，除“八议”外，凡是九品以上官，只要不犯死刑和五流的罪名，都有以官抵罪、减免处分的“官当”法例，详《名例》第十七至二十三条。凡五品以上，一官当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当徒一年；以官当流者，三流同比徒四年。若犯公罪者，各加一年当。这样官品越高则所当的罪越多，而减免的机会也就更多。从法律条文看来，“官当”虽至多比徒二年，但另外又在立法上使其不致实流、实徒，故同时有以二官当罪的办法。还有“罪轻不尽其官，留官收赎。官少不尽其罪，余罪收赎”和“诸除名者，比徒三年。免官者，比徒二年。免所居官者，比徒一年”的规定来补救。所以官当、除名之法只是暂时去官，不是永远剥夺官员的政治生命，以官当罪的，期年以后但降原先品官的一等叙官，即使是在犯罪除名免官若干年后，仍然听其叙官(23)。官长与凡人既有贵贱之分，相遇都要意存尊敬，如果发生以贱凌贵而加以殴辱的行为，则不可轻恕，律有专条，不以凡论，加重其刑(24)。至于部民殴本地方的长官，那就是子女侵犯父母的行为，处分更为严厉(25)，至于杀本属府主、刺史、县令，那就属于“十恶”的“不义”了。品官的舍宅、车服、器物以及祖上的坟墓石兽之类，都有一定的规定，如果违式有违者笞四十(26)。法律上之所以予品官以特权，因为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27)”，而士大夫正是牧民的。官吏的专横、贪暴和渎职是加重人民苦难与导致阶级矛盾激化的原因之一，这是“理乱之所系”的一环。崇官也就是为了吏治，品官具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和职权，所以法律上对于他们的要求更严格，责任也更重大，故《唐律》严惩官吏的贪污和违法乱纪的渎职行为，在中国法律史上首先提出“六赃”(28)的规定，把“盗”和“赃”并列，把受财枉法和十恶、反逆缘坐、杀人，监守内奸盗、略人，为常赦所不原。特别对于“监临势要”（“监临”谓主管人员；“势要”指官宦，有权势的人）的请托处罚更为严厉，详《职制》、《厩库》、《杂律》等条文规定，还规定长官负责制，如监临主司知部下有犯法，不举劾的有处分；州县部内田畴荒芜的各以长官为首，佐职为从。就是“公事失错”，同职犯公坐（公坐谓无私曲）罪的，长官也有责任。法律之防闲官员，是颇为周密的。
《唐律》的优礼臣下，可谓无微不至(29)，但对于奴婢则“身系于主，视同牛马”。凡列名贱籍，法律上规定他们不能应举出仕，剥夺了政治权利；他们必须“当色为婚”，不能与凡人（良民）通婚，把各个等级世世代代的固定下来；他们与良民之间的诉讼行为，不能以凡论而适用一般的律文。“良”和“贱”是法律地位中两个不平等的集团。官私奴婢是最低级的贱民，部曲似比奴婢稍高；工、乐、官户（番户）及客女似与部曲同级，高一级则为杂户和太常音声人，再高一级就是良民。良民之上是品官及其家族，再上则为皇族，而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每一等的身份、地位和刑法上的差异极为显著。《唐律》以国家的强制确认并推行“礼”的规范，反之又以礼教的伦理作为基础，并以其精神的统治力量，来加强法制的镇压作用。
二、维护唐朝的经济制度，是《唐律》的又一特色
1.《唐律》是保护均田制和租庸调赋役制的法律，《户婚》立有专条，以保证其实施；2.《唐律》是控制劳动人手的法律措施，现存的户令四十八条（据仁井田陞《唐令拾遗》），大多为朝廷控制劳动人手而制订的，而《唐律》的《户婚》、《捕亡》等法律条文也具体体现了封建主对臣民的人身占有关系；3.对封建手工业和商业的掌握体现于《唐律》，具见于《卫禁》、《擅兴》、《杂律》等。法律的具体规定保证了封建国家的物质基础。关于这一方面的论述，详见于拙文《唐律的社会经济基础及其阶级本质》（《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一期），此从略。
三、《唐律》具有一般预防主义和罪行法定主义的倾向
中国古代的立法与制法大体不外二种观点：一是法家在“垂法而治”、“一断于法”(30)下的“以刑止刑”。所谓“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31)，因此要用重刑，即以严刑酷法威吓人民，使其凛凛不敢违犯；一是儒家的“刑期于无刑”，标榜所谓“宽刑慎杀”、“罪疑惟轻”的仁政，寓教化于惩罚，借以对人民进行分化。二者殊途同归，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汉武帝以后，儒法合流，刑罚具有教育和惩罚的双重目的，也就逐渐渗入刑律。唐初建国以隋亡为戒，力求励精图治，那么在大乱之后亟需休养生息，安定秩序，发展生产，缓和矛盾，就得“审慎法令”、“宽简刑政”，而以儒家的“仁政”作为号召了。孔子的法律观认为刑罚要中，它的前提则为兴礼乐，“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国家必乱，主张“教而诛”。但以刑是止不了刑的，“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所以“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32)”如果“明刑弼教”就“民协于中”，而”刑期于无刑”了。儒家认为刑罚具有教育和惩罚双重目的，它以礼（道德规范）和刑罚作为王道的两大要件。如果人人沐浴教化，恪守礼制，就不会去犯法，则犯罪现象自然消灭。因为法网有疏有密，犯罪者可图侥幸，即使“齐之以刑”亦不过“民免而无耻”，这是消极的治标办法，而积极的治本亦法，就是预防犯罪。故《唐律》的立法考虑到情、理、法三者的一致性，并不在于对犯罪者进行报复，着眼于“刑期于无刑”，长孙无忌的《进律疏表》强调了这一观点。故《唐律·名例》开宗明义谓“惩其未犯而防其未然，平其徽纆而存乎博爱”。它认为只有“防其未然”（消灭犯罪思想），才不会有犯罪现象产生，那么封建统治也长治久安了。刑罚对犯罪者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一定痛苦，起到惩罚的作用，也用以儆诫威吓他人，而重要的在于教化，使人们自觉地不去犯罪，这是根本，归结到“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名例》是《唐律》基本精神和原则的体现，例如对于“自首”的立法，其刑罚之目的注重于改过迁善，以防止犯罪者的再犯，“诸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原其罪。”《疏议》云：“过而不改，斯成过矣”，“今能改过，来首其罪，皆合得原”，规定了十方面法例(33)。由于礼以防之，刑以正之，注意犯罪的原因和动机，体察其恶意的深浅，区分过失、未遂和故意，如过失杀人可以用赎，故意则加重其刑，斗殴若持刀杀人者不为过失，这是因为持刀已有害人之心了。因此严惩累犯和造意犯（教唆犯），“共犯罪造意为首”。正因为犯罪重在预防，所以一般均采取从轻主义，例如：《唐律》对于人们的责任能力划分为四个时期(34)，如犯罪行为在事后若干年发现的，其责任年龄，以从轻处断为依据；犯罪人在犯罪时的量刑，到审判时法律所变更的，比照新旧两法，从其轻者处刑(35)；数罪并罚，只对其中重的一罪科刑，对于其他犯罪则不予判刑；连续数行为而犯同一罪名的，以一罪论，但得加重其刑的二分之一；一个行为触犯几个罪名的，从其中一重罪处刑；至于犯罪事实与犯罪人的认识和了解程度有出入的，则注重以犯罪人对于犯罪行为是否了解为依据，在刑罚的加重方面，有准加等的限制，即使递加只能到满流而止，不能加重到死刑。至于减刑，如果合于减轻的条件，得累加减轻，直至免除刑事处分(36)。凡此，可见《唐律》的法例是从轻的，已具有一般的预防主义的立法。
罪行法定主义为近代刑法学理论组成部分之一，指一切犯罪构成的条件和刑罚的轻重，概由法律规定。中国古代称刑法为“律”，它的含义假借于乐器的乐律，音调的高低有准，而刑罚有整齐划一之义，不容有所出入(37)，早在《晋律》、《北魏律》已有明文(38)，这与古罗马时“无法律则无刑罚”的格言，似遥相辉映。《唐律·断狱》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又“诸制、敕断罪，临时处分，不为永格者，不得引为后比，若辄引，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这样多少能限制皇帝凭一时喜怒好恶，颁发诏、敕来破坏法律；同时又规定：“诸鞫狱者，皆须依所告状鞫之，若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论。”“诸本条别有制，与例不合者，依本条”，则多少借以防止法官的专擅。但《唐律》考虑到不可能把复杂的犯罪行为一一立法，如果“皆须具引律式正文”，则予罪犯以侥幸逃避法网的机缘，凡“律虽无文，所犯相类”，则允许类推。“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可见《唐律》原则上采取罪行法定主义，因罪名的法律条文有限，不能不适当地使用类推，这一立法技术，在一千三百多年前，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四、法官责任制度和伤害罪的保辜
犯罪行为是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其中也具有阶级斗争，在审判中要求情伪毕知，量刑轻重适当，确非易事。在儒家“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39)的法学观点指导下，以“慎刑恤狱”、“平情决狱”相号召，即使平反了冤狱，也不足以沾沾自喜，因为这正是法官的职责所在。所以历代的立法制律，无不重视法官的审判责任，严格地规定完整的法官审判责任制度，成为中国法系的又一大特色。汉代就制定“监临部主，见知故纵”(40)和法官“出罪为故纵，入罪为故不直”的法律条文(41)。《唐律·断狱》规定得更为详尽，除法官必须依法定罪外，在“官司出入人罪”条立法周密。凡当事人本来犯的是轻罪，而法官故意判为重罪，应将所处重罪扣除应处轻罪之后的余罪科罚法官。至于徒流以上的罪，对人身侵害较大，就要科其以枉入的全罪。对故意开脱罪名的，也有处罚，即使是过失误判的，“失于入者，各减三等，失于出者，各减五等”(42)，也不能诿卸法官在审讯时失误的责任。宋、明、清律均相沿袭，有了法官责任制度。承审人员要考虑行为的后果，工作会深入细致些，多少可以减少些畸重畸轻的判决和冤滥。既规定了审判的责任制度，又惟恐法官因而办案拖沓，淹禁不决，根据案情的大小繁简，规定大中小日程和审结的期限，以提高司法效率(43)。
保辜为审讯判决殴斗罪的准备，指伤害罪在伤情未定时的待决期限。《唐律·斗讼》：“诸保辜者，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支体及破骨者五十日。限内死者，各依杀人论。其在限外，及虽在限内，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殴杀伤法。”因为斗殴创伤的刑罚，依据于被害者创伤的深浅及其结果而判决其轻重。这样一面可保养被害人的伤，使它痊愈，以减轻犯罪人的刑罚；一面如被害人在限期内因创伤而死亡，犯罪人就有责任。保辜和法官责任制度，是中国法系的一大特色。
《唐律》的特色概括言之，不外以上四方面。
【注释】
(1)《唐律》为中国保存至今的最古、最系统的法典，其中虽包括了关于诉讼、审判制度和行政法规以及户籍、土地、赋税、婚姻、继承等内容，但主要的是刑事法规。事实上，古代法律大抵为诸法合体，并无民法和刑法的分别，中国古代如此，外国古代也如此。
(2)王先谦《汉书补注》：“《御览》卷八十九引，杂字下有理字。”
(3)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
(4)前句见《孝经》，后句见《礼记·礼运》。
(5)《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五册《、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页81。
(6)详见钱剑夫：《中国封建社会只有律家律学律治而无法家法学法治说》，载《学术月刊》1979年2月号。
(7)《晋书·刑法志》。
(8)沈家本：《寄簃丛书》卷六《汉律摭遗序》。
(9)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八二《唐律疏议》条。
(10)详《中国法制史略论》伍《唐律中的“礼教法律观”》。
(11)见蒋彤：《刑论》。
(12)《唐大诏令集》卷八十二《颁新律令诏》。
(13)沈家本《死刑之数》：“唐斩罪八十九事，绞罪一百四十四事。按《唐律》每条中每该数事，死罪凡二百三十三事，内有斩绞同条者，若以条计无此数也。”
(14)《孟子·离娄上》。
(15)见《孝经》。
(16)见《唐律疏议》《斗讼》、《贼盗》和《名例》有关各条。
(17)仁井田陞：《唐令拾遗·杂令》。
(18)《唐律疏议》卷十二《户婚上》“卑幼私辄用财”条。
(19)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分居”条。
(20)《唐律疏议》卷二十四《斗讼》“子孙违犯教令”条。
(21)《唐律疏议》卷二十二《斗讼》“殴詈祖父母父母”条。
(22)八议即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
(23)据《唐律疏议》卷三《名例三》“除名者”条《疏议》，叙官法依据《选举令》，凡除名六载之后依出身法听叙，免官者三载之后降先品二等叙，免所居官者期年后降先品一等叙。
(24)《唐律疏议》卷二十一《斗讼》“流外殴议贵”条。
(25)同上“殴制使府主县令”条。
(26)唐代关于舍宅、车服、器物的等第区别，详细规定于《营膳令》、《仪制令》《、衣服令》、《礼部式》等令文中，《唐律》则概括于《杂律》的“违令”和“不应得为”条。
(2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文彦博语。
(28)六赃为受财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强盗、窃盗、坐赃，见《唐律·职制》，一般指官吏而言，坐赃致罪见《杂律》。
(29)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卷二。
(30)《商君书·壹言》。
(31)《韩非子·六反》。
(32)《论语·颜渊》。
(33)详《唐律疏议》卷五“犯罪未发自首”条。
(34)详《唐律疏议》卷四“老小废疾”条。
(35)《唐六典》卷六：“凡有罪未发，及已发未断而逢格改者，若改重则依旧条，轻从轻法。”
(36)详《唐律疏议》卷六“二罪从重”条、“本条别有制”条、“称加者就重”条。
(37)丘濬《：大学衍义补》卷一〇二。
(38)见《晋书》卷三十《刑法志》；《魏书》卷一〇八《礼志》。
(39)《尚书·大禹谟》。
(40)程树德：《九朝律考》卷一《汉律考》四《律令杂考》上。
(41)《汉书·功臣表》注。
(42)详《唐律疏议》卷三十《官司出入人罪》条。
(43)详《唐律疏议》卷九《稽缓制书》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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