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澳门模式的提出

庄金锋[1]

1999年12月20日，澳门继香港之后回归祖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辖下的第二个特别行政区，实施“一国两制”方针“率先垂范”的第二站。九年多来，以何厚铧为首的特区政府与社会各界人士，以坚毅的承担精神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坚定信心、团结奋斗、克服困难，保持澳门良好的发展局面，展现“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和基本法的强大生命力，使“一国两制”澳门模式逐步走向成熟。

在澳门回归前夕的1999年4月，当时作为澳门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参选人的何厚铧就说：“澳门回归祖国，即将实践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首创的‘一国两制’，这是我们澳门人的一份光荣，也是我们要肩负的历史使命。”“‘一国两制’的实践，无论对国家和澳门，都有深远的影响。澳门的前途，寄托在‘一国两制’的成功之上。未来特区政府必须义无反顾，以无比坚毅的勇气，本着基本法赋予的权力，坚持‘一国两制’，将澳门建设成为一个繁荣进步的社会。”[2]何厚铧就任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九年多来，努力兑现竞选时的承诺，领导几十万澳门同胞，充分利用基本法赋予的权力，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开创了澳门历史上崭新的一页，为“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

随着回归十周年纪念日的日渐迫近，澳门如何成功实践“一国两制”，开创“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已成为社会各界、全国乃至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经过将近一年的实地调查与反复思考，笔者初步认为，有关学者所提出的“一国两制”澳门模式的概念可以这样表述：“一国两制”澳门模式是指澳门特区政府、社团和居民根据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在实施基本法的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具有澳门特色的发展模式的科学总结，也是特区政府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依法施政模式”及成功经验的历史总结。其核心内涵是坚持“一国”原则，维护社会稳定，同时重视发挥“两制”优势，使澳门真正成为“东方宝石”，与“东方明珠”的香港互相辉映。

为此，笔者就“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进行初步探索，旨在抛砖引玉，期望引起有关方面的关注与深入讨论。本文仅就“一国两制”澳门模式的提出、其研究的重大意义以及其内涵与基本特征谈几点看法。

（一）“一国两制”澳门模式的提出

早在澳门回归前夕，即1999年8月，齐鹏飞和张晓京两位青年学者，在《澳门的失落与回归》一书中就提出，“一国两制”之“澳门模式”、“香港模式”的“同”与“异”问题，并就香港、澳门问题的性质，港、澳两地的政治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以及平稳过渡与政权交接等若干问题进行探索。[3]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例如“一国两制”方针和澳门基本法尚未在澳门全面实施，因此，不可能深入去探讨实践“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

2004年12月，澳门著名学者杨允中教授在《“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一文中就提出要“认真探索实践‘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让澳门这个小舞台上演大的剧目。杨教授又说“尽管在澳门实践‘一国两制’已取得巨大成功，不过要对其作出比较准确、比较公正的评估，并寻求认识的系统化，仍然是项难度极大的挑战。但深入探讨一下‘一国两制’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实践模式并非不具现实必要性和迫切性。”[4]笔者完全赞同杨教授这些中肯的科学分析，更佩服杨教授“敢为天下先”的探索真理精神。

杨教授还说：“实践‘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其内涵至少应包括以下八点内容。1．一个国家：这是不容动摇的核心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国，是13亿各族人民的共同祖国；我们共同拥有一个统一的主权、一部体现13亿人意志并规范其行为的宪法。2．两种制度、两个特别行政区、两部基本法：国家主体部分社会主义制度与港澳地区原有资本主义制度，两制形成互补；目前全国有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香港、澳门两部基本法。3．三个有利与三大管治权力：特区依法施政的成效要以是否有利于体现国家主权、有利于特区稳定繁荣和长治久安、有利于居民福祉增进和社会协调均衡来验证；特区依法享有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授予的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4．四个不变与四种意义：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原有法律基本不变、原有生活方式不变、自由港地位不变；实践‘一国两制’具有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国际意义、理论创新意义。5．五大原则：国家主权原则、爱国者为主体‘澳人治澳’原则、某些领域保留中央决定权的高度自治原则、循序渐进推进民主原则、原则性灵活性相结合即充分调动资源、团结大多数原则。6．六种意识：主权意识，即国家意识、民族意识；主人翁—爱国者意识；法治意识，或宪法意识、基本法意识；公平公正公开民主廉洁意识；公仆服务意识；开拓创新意识。这是公职人员和全体居民都应具备的素质要求。7．七大作用：特区正在发挥其不可取代的验证作用、示范作用、导向作用、平衡协调作用、孵化催生（新事物、新理念、新思维）作用、缓冲中和作用、加固支撑（共和国大厦）作用。8．八种关系：要处理好‘一国’与‘两制’的关系，尊重中央政府与高度自治关系，稳定与繁荣发展关系，行政主导与合理制衡关系，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关系，改革创新与循序渐进关系，依法施政与正确理解基本法关系，坚定信念与理性思维关系。”

笔者认为，杨教授提出的“实践‘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的“八点内容”，其立意是好的，见解是精辟的，思路是广阔的，不仅揭示了“一国两制”的本质特征，而且指出实践“一国两制”具有四个方面的重大意义以及要处理好八种关系。这对人们深入研究“一国两制”方针、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香港和澳门两部基本法是有所启迪的。但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一是杨教授讲的“八点内容”并非“一国两制”澳门模式所固有的本质特征及独特内涵，它同样也适用于实行“一国两制”方针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也就是说“八点内容”是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共同的根本要求和面临的历史任务，并非澳门特区单独肩背的光荣使命。二是“八点内容”注重于理论上的概括，较为抽象，而忽视从“实践”上去探索“一国两制”澳门模式的具体模样及成功经验，使人有一种只见理论“参天大树”，未见地上“茂盛森林”的感觉。这可能与杨教授的本意（要“认真探索实践‘一国两制’澳门模式”）有些脱节。

在澳门回归5周年之后不久，中国人民大学台港澳研究中心齐鹏飞教授在《“新澳门”的“经济优势”、“政治优势”与“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一文中提出一个重要观点：“‘新澳门’的第一个五年，其‘一国两制’的‘经济优势’、‘政治优势’初步呈现，‘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逐步成型、成熟”。并认为这是以何厚铧为首的特区政府和四十多万的澳门市民向海内外所有关注“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发展前景的人士“奉献了一份优异的成绩单”。[5]

齐教授认为，新澳门的第一个五年，澳门特区政府的施政重点是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经济发展有两个亮点：一是在“固本培元，稳健发展”思想的指导下，经济形势自负增长至恢复性增长至发展性增长，一路凯歌行进，好评如潮。二是打造国际化的区域性经济贸易服务平台，即“内地与葡语国家经贸服务平台”、“粤西地区商贸服务平台和全球华商联系服务平台”的地位凸现，措施到位，成绩显著。“可以讲，‘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在‘新澳门’的逐步成型、成熟正是建立在‘新澳门’经济发展‘阴转晴’的基础之上的。”

齐教授还认为，新澳门的第一个五年，特区政府在重点解决经济发展问题的同时，也开始关注其政治发展问题，民主政治和和谐社会的建设问题，中央和特别行政区的关系问题，特区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的关系问题，特区居民基本权利和政府的关系问题等等。一句话，在政治方面，特区政府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第一个成功之处，就是初步建立了特区与中央、特区与中国内地之间政治上互信和良性互动的政治优势，建立了特区对中央不干预其内部事务的高度信任感，中央对特区高度自治、“澳人治澳”的高度信任感。

第二个成功之处，就是“一国两制”的“小宪法”——澳门基本法在新澳门家喻户晓，“澳人治澳”是爱国者治澳的观念深入人心。

第三个成功之处，就是一个以行政为主导的、具有高度的公信力和管治权威的强势政府在新澳门逐步成熟，成为政治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坚固基础和主导力量。

第四个成功之处，就是“澳人治澳”的民主政治建设开始循序渐进的推展，初步形成了具有澳门特色的“协商型”的选举文化。

笔者认为，齐教授不仅提出澳门回归前五年经济优势和政治优势几个有见地的基本观点，而且用大量的事实和具体数字加以阐述，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这是研究“一国两制”澳门模式在认识上的一次升华，使人们对“一国两制”澳门模式的具体内涵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也引起了一些理论研究工作者的关注。

齐教授的论文是一篇难能可贵的力作，值得一读。美中不足之处是该论文没有紧扣澳门基本法，从基本法对澳门特区实行“一国两制”方针的设计、要求，规范化方面去思考和研究问题。澳门基本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全国性基本法律，是澳门特区的根本大法，也是我们研究“一国两制”澳门模式的重要依据，如果离开基本法，“一国两制”澳门模式也就无从谈起。当然，特区政府如何实践、创造“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也极为重要，但这种实践、创造必须在基本法框架内进行，方能见效。

总之，我们研究“一国两制”澳门模式的基本思路，应该把对基本法的研究和澳门特区具体实践“一国两制”的经验与成效，两方面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有一个比较清晰和完整的正确认识。注重一方面的研究而忽视另一方的研究，都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研究“一国两制”澳门模式的重大意义

研究“一国两制”澳门模式不仅有利于中国将“一国两制”这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继续向前推进，而且在国际社会将产生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可归纳为如下五个方面：

1．有助于继续管理好、建设好、发展好澳门特区

澳门回归祖国九年多来，“一国两制”方针成功地付诸实践，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实践证明，邓小平先生提出的“一国两制”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已经并将继续显示出强大生命力。在澳门特区迈进第十个年头的时候，我们应当较为公正、准确、系统地深入探讨一下“一国两制”在澳门特区的实践模式、认真总结依法施政的经验教训。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经验是宝贵的财富，也是重要的社会资源；教训乃成功的阶梯。国家主席胡锦涛曾说：“‘一国两制’是一项开创事业。……因此，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两个特别行政区政府，以及广大香港同胞、澳门同胞，都需要在贯彻‘一国两制’的实践中积极探索，不断前进。”[6]通过“一国两制”澳门模式的探索必将找到一些有益的经验及教训。这对澳门特区第二个十年的管理、建设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笔者深信，认真研究“一国两制”澳门模式，会使澳门这个“小剧场”因成功上演“一国两制”大剧目，更加受到全国各族人民以至国际社会的热切关注和高度赞扬。从而使澳门这朵祖国美丽的莲花开放得更加绚丽多彩！

2．有助于两个特区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互相辉映

目前全国有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分别依照香港基本法及澳门基本法的规定，切实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变成了生动的现实。两个特区在实践“一国两制”方面各自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应该互相学习，共创“一国两制”文明，确保长期繁荣稳定。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三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指出：“十年来，我们在实践中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四点：第一，坚持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第二，坚持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第三，坚持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第四，坚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7]

四年前，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说：“五年来，‘一国两制’、‘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在澳门取得创造性的成功实践，特区以祖国不可分离的部分，透过基本法的稳固落实，保持了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同时结合本身的历史脉络和时代发展，为‘一国两制’注入了实在的内容。在‘一国两制’下，特区与祖国内地之间的相互合作和理解，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层次，澳门人的国家观念大为增强，爱国爱澳的意识更加普及，不同社群、阶层市民的团结进一步巩固，为特区的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8]前年，何厚铧在谈到施政经验时又说：“特区政府成立以来，一直以发展经济为突出的要务，以期扭转回归初期社会经济低迷的局面，同时实现新的经济增长与繁荣。”[9]

去年12月1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南海会见到京述职的行政长官何厚铧时，充分肯定了特区政府的工作。他说：“九年来，澳门特别行政区依法施政，积极进取，澳门各项事业取得了新的进步，‘一国两制’伟大实践成功向前推进。”[10]

只要我们沿着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指出的正确方向，认真探索“一国两制”澳门模式，定会使澳门这块“东方宝石”永放光彩，并与“东方明珠”香港互相辉映，构建南中国一道最美丽的风景线。

3．有助于解决台湾问题，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在整体与局部联系上，既不是联邦制，也不是中央集权制，而是结合了两种形式的特点，有联邦制特点，也有中央集权制特点，是一种中国式智慧产生的新的国家形式。”[11]这种新型的国家形式符合现阶段中国的实际，更具有中国特色，也体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创新精神。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作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不仅可以实行与内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而且享有和行使其他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无法比拟的高度自治权。这是对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传统权力范围的一种突破，使中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带有复合制的某些特征。

用“一国两制”的办法来实现中国统一问题，其本意就是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可以避免在亚太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引起动荡，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动员全球炎黄子孙及其他力量投入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实现“双赢”或“多赢”。“一国两制”在香港和澳门的成功实现，对解决台湾问题有着积极的示范作用。

认真研究“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与香港模式，不仅可以加深对“一国两制”内涵及其重大意义的认识，而且在“一国两制”的可行性方面以及施政操作层面对台湾也会有所启迪。何况，用“一国两制”方针解决台湾问题，中央的政策更加宽松（例如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等）。

“一国两制”澳门模式既是具有澳门特色的发展模式的科学总结，也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模式”及成功经验的历史总结。它如同《两岸商谈中的澳门模式》一样值得借鉴。去年底，由原澳门中联办台湾事务部部长刘纲奇撰写的《两岸商谈中的澳门模式》新书发行仪式在澳门举行。何厚铧、唐树备、蒋孝严等嘉宾出席，并共同主持了发行仪式。刘纲奇认为，澳门是两岸官方、民间商谈的理想之地，“澳门模式”备受两岸各界认同，“澳门模式”的核心价值在于：海峡两岸谈判主体以维护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为最高目标，以更加包容和更具远见的战略思维来推进两岸的事务性商谈。其精髓依然值得借鉴、运用。[12]

4．有助于丰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宝库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一个深思熟虑的科学构想，不仅对于实现中国和平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也是现代宪法学的崭新内容和理论突破。

邓小平早就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13]

如果以1787年《美国宪法》的制定为标志，在现代宪法发展的220多年的过程中，不管属于哪个国家及法系的宪法，它所规范的社会制度都是单一的。但是，1982年中国宪法由于写进了体现“一国两制”原则的第31条：“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一方面标志着‘一国两制’已进入法制化阶段，有了国家根本大法的保障；另一方面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的包容量扩充了，成为全球唯一包容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宪法。”[14]

认真研究“一国两制”澳门模式与香港模式的过程，说到底就是研究体现“一国两制”方针的基本法在香港、澳门两个特区正确实施的过程，其中包括如何正确处理“一国”与“两制”、中央与特区、行政与立法、政制与民主、经济与民生、发展与稳定等一系列重要关系，总结经验教训，更好地迎接新的挑战。也就是说，随着国家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基本法正确地付诸实施，已不再是构想，而变成现实，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毫无疑问，这对人们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将会有所帮助。

5．有助于提高“一国两制”对人类政治文明贡献的认识

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一国两制”事业不仅是祖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共同发展繁荣的事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政治文明的独特贡献。”[15]对于这个“独特贡献”问题，笔者还没有深刻理解，在此仅谈两点想法：

其一，和平共处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最好的方法，也可用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邓小平总结国内外形势和社会实践的新特点，1984年明确指出：“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16]这种思想本质属于和平共处的“一国两制”，无疑是对传统和平共处理论的最新发展，也为仍处分裂状态的国家避免战争，实现和平统一提供了一个崭新的途径和崭新的模式。这对人类政治文明是一大贡献。

其二，澳门将以其独特的优势对未来世界政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杜鲁斯特（Bernd von Droste）曾经提出：“澳门有特别的历史和文化，有欧洲的，也有中国的，甚至拉丁的，使澳门成为丰富的文化都会。澳门同时也是一个贸易中心，这种既是文化又是贸易中心，在亚洲相当少见。澳门这种独特的多元化，对中国和欧洲都有重要的影响。全球很多国家的文化遗产曾经或现在都出现了现代化危机，澳门属于小城，能保存文化遗产，并使澳门繁荣起来，带动经济发展，对澳门整体也有好处。”[17]笔者希望大家通过“一国两制”澳门模式的研究，充分发挥澳门独特的优势，以民促官，官民共同把澳门建设成为亚洲区域的文化旅游都会，对人类政治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强调：要“认真总结对实践‘一国两制’的理解与体会，使自己的行为更具自觉性，更加符合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认真探索实践‘一国两制’，坚持依法治澳的规律，确保澳门特别行政区不折不扣地遵循基本法所设计的航向前进，这是摆在澳门全体居民，尤其是学术界人士面前的一大历史课题。”[18]

“一国两制”澳门模式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又是多层次的，主要表现在三大基本特征。

（一）以何厚铧为首的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卓有成效

2004年9月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亲切会见了行政长官何厚铧，并向何厚铧颁布了任命他为澳门特区第二任行政长官的国务院令。当时，温总理表示，何厚铧就任行政长官以来，为澳门成功实施“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为澳门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学者认为，中央政府用“卓有成效”字眼来评价何厚铧治澳，不是溢美之词、鼓励之词，而是何厚铧治澳的真实反映，表示中央政府对何厚铧治澳有功的褒奖和高度的信任。

1．始终坚持“一国”原则，坚定维护国家主权

基本法是根据宪法，以“一国两制”方针为指导制定的，自始至终体现了“一国两制”方针。“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其基本内涵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在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离开了“一国”就谈不上“两制”。实施“一国两制”首先要解决“一国”问题，即国家的统一和主权问题，这是“一国两制”的首要任务。国家主权不可分割，只能由中央政府行使。“两制”是在国家主权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对于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实践（实施）基本法首先要解决“一国”这个首要问题。行政长官何厚铧有深刻的理解，并坚决执行。自2000年至2008年，何厚铧在两任行政长官任期内所发表的9份施政报告中，有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执行基本法的内容均占有一定的篇幅。此外，他在不同场所也经常强调这个首要问题。例如，2004年4月15日，何厚铧在“依法治澳和特区发展”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表示：“依法治澳的根本，就是依照基本法治澳。……基本法的核心原则，正是‘一国两制’、‘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只有‘一国’，才有‘两制’；只有‘一国两制’，才有‘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一国是两制的前提；两制是‘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的基础；‘一国两制’是‘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的最终保障。”[19]同年8月18日，何厚铧发表竞选澳门特区第二任行政长官的“政纲”又强调指出：“‘一国两制’是澳门特别行政区存在的宪制根据和政治基础。在‘一国两制’中，‘两制’以‘一国’为前提，‘一国’是‘两制’成功的保证。”[20]又如，何厚铧在澳门举行酒会庆祝回归8周年招待会上指出：“澳门特区成立8年以来，经历各种机遇和挑战，开拓出一个进步和具有长期持续发展能力的社会新局面。这一切，都归功于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归功于广大市民的自强不息。”这充分体现了行政长官何厚铧的主权意识、国家观念和群众观点。中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全力支持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团结带领广大市民，和衷共济，开拓进取，把澳门的各项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

2．充分发挥“两制”优势，切实实行高度自治

“在‘一国’的前提下实行‘两制’，并不是忽视或放弃‘两制’，恰恰相反，而是在‘一国’的框架内更好地贯彻‘一国两制’，更好地保障和维护‘两制’。”[21]澳门基本法第二条规定，全国人大授权澳门特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澳门基本法第七章还规定，澳门特区在中央的授权下享有处理对外事务的权力。这是澳门特区发展的一项最大优势。行政长官何厚铧曾说：“我们引以自豪的是，我们拥有‘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拥有坚实的建制力量，拥有50万勤奋、正直的、与祖国和澳门荣辱与共的市民。有了这些支柱，我们就能充分利用或革新已有的条件，逐步打造出一个内涵丰富的、多元并存的和谐社会。”[22]

九年多来，澳门特区政府不但很好地坚持“一国”，维护国家主权，而且依法维护了“两制”，实行“澳人治澳”、高度自治。行政、立法、司法机关逐渐健全，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运作顺畅，从制度上保证行政长官对特区负责和对中央负责的统一。尤其是特区政府从澳门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提出并落实了“固本培元，稳健发展”的施政方针；实施“以博彩旅游业为龙头、以服务业为主体、各行各业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实行“背靠祖国、面向世界”、“远交近融”的对外交往战略。[23]这不仅使澳门经济迅速复苏并实现持续快速发展，而且拓展了自身发展的空间，取得了对外交流与合作的丰硕成果。2004年12月20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澳门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澳门回归祖国五年来，‘一国两制’方针成功地付诸实践。中央政府严格按照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坚定地支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不干预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事务。澳门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的规定实行‘澳人治澳’、高度自治。”“以何厚铧先生为首的特别行政区政府带领社会各界人士团结奋斗，开拓进取，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和非典疫情等带来的种种困难和挑战，妥善解决了一系列关系澳门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今天的澳门，社会安定祥和，经济持续增长，民众安居乐业。”[24]

3．刻骨铭心“三大价值”，永远盛放不败之花

行政长官何厚铧在《2008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中说：“经过将近八年的奋进，澳门特别行政区从零开始，见过了复杂多变的世界，吸取了千金难求的经验，储备了集体凝聚的智慧，开辟了前所未有的道路。今天，特区初步完成了建区前期的摸索，进入一个具有客观的基本发展定位、社会参与有所提升的阶段。……我们从特区刻骨铭心的经历中，找到了我们尤须寸步不离的公平、共富、和谐这三大价值。”这是本次施政报告最大的亮点。澳门社会舆论认为，特区“八年历程找到三大价值，是特区除经济建设成就外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一个重大成就。何厚铧总结的公平、共富、和谐三大价值，既是澳门回归八年特区政府执政理念的总结，更是澳门社会未来发展的共同理想和目标。”[25]

《辞海》解释说：“价值是指事物的用途或积极作用。”何厚铧对三大价值作了简明而深刻的阐述。“公平”要以法制为基础，就是没有人受到忽视，每个人都能根据自身的情况，获得合理、妥善的对待，并以同样的原则和态度对待他人，并让才干出众，成绩突出的人，获得较大的欣赏与回报。“共富”的重点，在于一批又一批的人，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共同的拼搏和分享，人虽有处境、能力、模式和过程的分别，但大家最终就像兄弟姐妹都会长大成人一样，先后走上富足的道路。“和谐”离不开承担和包容，关键在于自我之外，还兼顾他人；发展较快的，对发展较慢的人要主动多作承担，多作扶持；发展较慢的人，要以自我承担，包容他人的精神，力求上进，力求突破。可见，公平、共富、和谐三者环环相扣，辩证统一融为一体，构成一幅“世界大同”的美好蓝图。为了实现这个蓝图，本次施政报告，除继续保留已经实施了的多项减免税费外，又新增多项税费减免纾解民困举措，扶持弱势群体逐步走上富裕之路。行政长官何厚铧还说：“只要我们坚定立足于基本法，依靠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全澳市民的努力，一定可以不断克服特区发展过程中种种不平衡造成的困难，盛放出公平、共富、和谐的不败之花”。

4．不断夯实“四个基础”，努力创建和谐社会

行政长官何厚铧强调：“以民为本的精神，要落实于创造市民更大的个人发展机会，更加舒畅愉快的生活感受，巩固及扩大社会和谐的物质基础和心理基础。”才能“建设新型的、高质素的和谐社会。”[26]为此，特区政府作了不懈的努力，打造和巩固四个基础，开创新的局面：

一是狠抓社会治安，为建设和谐社会奠定心理基础。回归前夕的澳门，社会治安恶化，黑社会横行。针对这种情况，澳门回归初期，在中央大力支持下，在行政长官何厚铧亲自领导下，加大打击罪案力度，有力地打击了犯罪势力，使社会治安有了明显好转，人心变得稳定，社会秩序正常化。

二是注重发展经济，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物质基础。特区政府成立以来，一直以发展经济为突出的要务，以期扭转回归初期社会经济低迷的局面，同时实现新的经济增长与繁荣。政府这一施政方向，基本适应当时的社会形势，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因此，收到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三是开创民主政治，为建设和谐社会打造政治基础。在过去葡澳当局的统治下，澳门居民没有什么民主权利可言。澳门回归后，按照中葡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澳门居民享有充分的民主政治和社会经济的权利，并履行义务，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居民参与选举的政治热情。

四是发扬优良传统，为建设和谐社会创造思想基础。澳门居民素有爱国爱澳、团结包容、守望相助，和衷共济的优良传统。这种优良传统，在“一国两制”的历史条件下，在特区政府的推动下，在澳门社会得以发扬光大，薪火相传，成为共同构建稳定和谐家园的道德高地。

从上不难看出，澳门特区“紧扣时代转变”、与时俱进把心理、物质、政治、思想四个基础有机结合起来，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四大支柱，这是实施基本法的创新之举及成功经验，也是“一国两制”澳门模式的一大表现。

5．致力贯彻“五项原则”，民主政治稳步发展

众所周知，澳门回归以来，举行了两次举世瞩目的行政长官选举，三次立法会选举及三次澳门地区全国人大代表选举。气氛非常热烈，反映了回归后，澳门人当家作主的精神面貌。这说明了澳门特区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笔者认为，这是由于特区政府致力于贯彻“五项原则”所取得的胜利成果。这“五项原则”是：

（1）行政主导原则

坚持以行政为主导是实施基本法所设计的良好政治体制的主要问题。“所谓行政主导，实质就是行政长官主导。”（乔晓阳语）澳门特区成立以来一直坚持行政主导，行政与立法互相制约，又互相配合，行政与立法的关系良好，并保障司法独立。正如立法会主席曹其真所说：多年来立法会“有效地配合了特区政府的施政。”“使特区得以顺利运作，有法可依”。而香港特区的立法与行政“吵架”时有发生，影响政府施政。

（2）爱国爱澳原则

行政长官何厚铧指出：“爱国爱澳是澳门社会的一个优良的传统，此传统在澳门回归后进一步升华为拥护‘一国两制’，积极建设澳门的主流力量。”“为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政府当致力弘扬中华文化，培养市民爱国爱澳的情怀。”[27]这是澳门民主政治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原因。

（3）爱国者治澳原则

即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澳人治澳”原则。澳门是多元化、开放性的社会，不同的社会阶层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和诉求。澳门要繁荣稳定，就必须把各方面的人才凝聚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九年来，澳门已经建立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执政团队，形成了以爱国者为主体的公务员队伍。这是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建立民主政治的骨干力量。

（4）维护社会稳定原则

维护特区社会稳定是实施基本法，贯彻“一国两制”的目的之一。稳定是发展的重要前提，没有稳定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而维护社会稳定的关键在于维护社会各方利益的均衡。澳门特区不仅在经济领域寻求利益均衡，而且在政治领域，推动和扩大公众的民主参与，无论特区政府的筹组，行政长官的推选，行政会立法会的组成，公务员的留用以及外籍人员的合理使用，都体现统筹兼顾，适度平衡。

（5）循序渐进原则

谁都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但澳门与香港情况不同，不能急于定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双普选”的时间表。去年3月，特区政府推出《选民登记法》、《行政长官选举法》、《立法会选举法》等三部法律修订的咨询文本，旨在努力提高选举质素，坚持从澳门实际情况出发，循序渐进地推动特区的民主发展。这已成为现时澳门社会的基本共识。其实几年前，立法会主席曹其真在回答外界关于2009年以后“双普选”问题时就说过：“我不认为澳门在政治上是落后的，我觉得我们目前的政治环境是完全符合澳门人民的利益，亦符合澳门人的实际需要。”“一步一脚印的经验是最好的。”[28]

6．锐意推进“六种改革”，努力创造美好明天

为了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为了提高政府施政能力创建更加美好的明天，特区政府面对新的挑战，已经实行或即将推行一系列改革。主要改革有：

（1）博彩制度改革

即2002年2月开始的赌权开放。这次“赌权开放是一次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它不单是指赌牌由一家变三家的招标发标（实际上一家变三家后又进一步变为六家），标志着博彩专营制度终结，形成多强鼎立之势，“还应包括在赌牌发标前后，澳门政府已经进行的和将要进行的一系列制度建设和政策调整。”[29]这次赌权开放尽管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有待解决，但从总体上看是稳健的，它为澳门的博彩旅游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2008年第一季度，澳门博彩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逾60%，达到了37.2亿美元，超过了拉斯维加斯大道和亚特兰大城的收入总和。同时，显示了新上任的政府高官锐意开拓创新和很强的组织能力与魅力，树立了特区政府施政的权威，是澳门迈向新世纪的良好开端。

（2）公共行政改革

行政长官何厚铧把“公共行政改革”和“经济开放”相提并论作为施政的两大工作重心。从2001年开始逐步推行，重点抓了三项工作：机构调整，优化组织；公务员培训，强化公仆观念；改善服务，提高行政效率。先后推出一系列行政改革措施，包括服务承诺计划、优化行政程序、电子政府、一站式服务等。2007年政府又公布《2007—2009年度公共行政改革路线图》，强调“官员的问责制度及决策能力的提升是改革的重点。”2008年，公共行政改革依循上述《路线图》继续顺利推进，健全公职管理，完善福利津贴；扩展分区服务，增加市民便利；中央化资讯服务机制正式启动；公共行政的透明度有所提高，公共服务日益实现个人化。

（3）法律改革

在过去法制建设的基础上，政府将会加快完善或拟定多项立法项目，包括完成《选民登记法》、《行政长官选举法》、《立法会选举法》三部有关选举法律的修订草案，确保第三任行政长官选举和第四届立法会选举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顺利完成；启动《维护国家安全法》的自行立法程序，共同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的稳定；涉及经济民生、环境保护等38项重要法规。法律改革的方向是履行宪制责任，填补法律真空，推进民主政治发展；配合公共行政的廉政改革，全力进行涉及市场行为和商业利益，尤其涉及各种公共批给和监管的法律改革”，使“行政与法律改革融为一体，互为促进”。

（4）教育改革

近几年来，特区政府“全力推动教育体制变革”，有几点特别引人关注：一是不迟于2009年完成“非高等教育全面免费的战略目标。”二是“在高等教育领域，将基础与创见兼备的高质素人才培养，锁定为核心目标。”三是“透过‘教育发展基金’增加资源投入，协助学校完善教育环境和设施”。

（5）社会保障改革

在经济发展顺利，库房收入比较理想的情况下，特区政府把“强化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建设”作为施政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措施有：继续推动全民保健和疾病防控，建设健康城市；加大对弱势社群的支持力度，调升维生指数，养老金和敬老金；逐步建立由社会保障基金与非强制性的中央公积金制度构成双层式社会保障体系。

（6）社会咨询制度改革

在现存的政府咨询组织中，不少成员作出了个人的努力，但总体而言，这些组织体制老化，功能不彰，未能充分发挥下情上达的效果。因此，特区政府决定在现有基础上，对现有咨询组织进行规模重整和功能重整，消除形式上的安排，强调实际效果的发挥，使之成为支持政府施政，优化政府决策的重要民意中介。

以上各点，是笔者初步研究澳门特区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成功实践基本法的体会，虽是点点滴滴，但也可以印证特区九年不凡的历程和新的面貌。特区的发展成就，从根本上说，应归功于“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和基本法的强大生命力，归功于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全体市民的奋斗。但人们不会忘记行政长官何厚铧的功劳。有人说得好：“何厚铧改写了澳门历史，创造了澳门传奇。他的成功法宝是：爱国、爱澳、贯彻基本法，捍卫‘一国两制’。他施政的‘尚方宝剑’是：除弊、兴利、济民、革新。他制胜的个性特质是果断、智慧、富魄力。”[30]

当然，特区政府在施政过程中，也遇到不少困难和新的挑战，有些突出问题亟待解决与完善。例如，博彩业发展“一枝独秀”，经济结构必须强化适度多元；部分基层居民生活负担加重，保障民生制度必须抓紧完善与实施；廉政不足贪污丑闻时有发生，廉政法制建设必须大力加强；面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特区上下必须坚定信心，团结奋斗，经受考验，把各项事业发展得更好；政治生态急速在变，少数人过早提出普选诉求，反对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特区政府必须认真履行神圣的宪制责任，不断提高管理水平，维护安定，努力建设包容共济的和谐社会，为“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创造更好更多的经验。

（二）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配合政府依法施政功不可没

有人认为，依法（基本法）施政是特区政府的事，与民间社团关系不大，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行政长官何厚铧明确指出：“推进依法治澳，既要处理好行政与立法、司法的关系，也要处理好政府和民间的互动合作关系。因为有效调动和发挥民间的积极性，将直接影响着特区政府的施政水平。在往后的日子里，特区政府将继续秉持‘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并以民主开放的态度，认真听取民意，吸收民间智慧；政府各项政策的落实，也将同样争取民间的关注和积极参与。只要政府和民间的互动能朝着共同的奋斗目标，大家全力参与优质社会的建设，社会将有更大的进步。”[31]2006年，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张晓明也说：“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自2001年成立至今，数年如一日，为介绍、推广基本法做了大量工作，可以说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32]下面简要介绍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成立的背景和八年来积极配合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的宝贵经验：

1．有组织有计划扎实有效地推广澳门基本法

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于2001年3月31日澳门基本法颁布八周年纪念日正式成立。它是适应澳门回归后形势发展的要求，由廖泽云、崔世昌、贺定一、李鹏翥和杨允中等五位熟悉基本法有关事宜的人士经过长期筹划，并得到中央、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驻澳门特区联络办公室的大力支持顺利组成。专程从北京远道而来的乔晓阳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对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发展重要的讲话。

回归前的后过渡期，由原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澳草委、原澳门基本法咨询委员等组成的“澳门基本法协进会”肩负起宣传基本法的历史任务，多次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基本法宣传推广活动，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回归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建立一个专门的、有权威的社团对基本法的研究、宣传和推广工作加以统筹和协调，以配合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提高社会各界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正确理解。有鉴于此，由上述五位发起人倡议成立“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以原基本法协进会成员为基础扩大组成，增加了原澳门特区筹备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澳门特区行政会委员、立法会议员、曾任或现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省级（含副省级）政协委员，共267人。何厚铧、马万祺等九人为名誉会长，廖泽云为会长。协会于2001年2月26日向政府正式办理注册登记，并获准将会章刊登于2001年3月7日《澳门特别行政区公报》。

《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章程》规定：“本会为非营利性质团体法人。”其宗旨为“拥护及推广‘一国两制’方针和国家对澳门的基本方针政策，拥护基本法，促进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稳定、繁荣和发展”。基本任务为“一、宣传、推介基本法，提高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认识。二、就基本法的有关内容进行研讨、交流，以期完整、准确地理解基本法”。八年多来，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与政府有关部门，各界团体通力合作，有组织有计划向社会各界深入宣传基本法，取得了一些有目共睹的积极成果。这些成果在《澳门基本法推介协会会讯》第1—15期有详细的记载。

2．结合特区发展新形势，全面、准确理解基本法

2008年3月31日，行政长官何厚铧在澳门基本法颁布十五周年研讨会开幕式致词中说：“随着基本法推广活动的持续开展，广大市民对基本法内容的认知程度日渐提升。然而，基本法的精神深广隽永，实在需要持续不断的学习、研究和把握。‘一国两制’实践的内容正在不断丰富，我们必须结合特区的发展新形势，全面、准确地理解基本法，并以基本法来规范特区的工作。”行政长官何厚铧的讲话，既是对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今后深入学习、宣传基本法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对推广协会过去几年推介基本法工作经验的科学总结。

事实上，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自成立以来的八年多时间里，除每年举行会员大会，召开基本法座谈会外，还与北京大学港澳台法律研究中心，澳门特区法务局、民政总署、教育暨青年局，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等联合主办（有一次是协办）专题研讨会，“成为基本法颁布周年活动的中心工作。”中央政府驻澳门特区联络办公室主任白志健说：“全面完满地贯彻和落实澳门基本法，更需要不断与时俱进和探索创新。因此，年年召开这样的纪念会、研讨会，以此作为特定形式来承载我们对基本法的学习、理解、宣传和推广，来总结我们在落实基本法过程中的经验并探讨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很有必要，大有意义。”[33]

资料显示：2001年应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等单位的邀请，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协办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施两周年”纪念研讨会，并出版《依法治澳与稳定发展》（论文集）。此后每年的专题研讨会均由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与其他单位联合主办。2002年举办“基本法与澳门发展”学术研讨会，并出版《基本法对澳门发展的保障》（论文集）。2003年举办“纪念澳门基本法颁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2004年举办“依法治澳和特区发展”学术研讨会，并出版同一名称（主题）的论文集。2005年举办“依法治澳经验与前瞻”学术研讨会，出版相应的论文集。2006年举办“基本法：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学术研讨会，也出版相应的论文集。2007年举办“基本法与澳门特区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研讨会，出版同一专题的论文集。2008年举办“澳门基本法的正确理解与实施”学术研讨会，也出版同一专题的论文集。总之，正如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会长廖泽云所言：“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作为以宣传推广基本法为宗旨的民间社团，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政府有关部门、社团、学校、机构开展主题明晰、形式多样的基本法研究和宣传推广工作。举办专题研讨会已成为基本法颁布周年活动的一大盛事，我们深信藉着各位专家学者的深入研究和分析论证，不仅有助于提升社会各界对基本法的认识了解，提升‘一国两制’意识和公民素质；同时，对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正确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发挥着积极的不容低估的促进作用。”[34]

3．透过不同的活动形式与层面深入宣传基本法

行政长官何厚铧曾说：“在一个以基本法为制度支柱的社会中，传播基本法的重要性，绝对是毋庸置疑的。回归以来，从民间以至政府，基本法的推广，均有加强，其中，基本法推广协会更专职于此，角色重要，功能显著。”[35]这不仅表现在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每年举办专题研讨会作为宣传基本法的“特定形式”和“一大盛事”，还表现在推广协会透过不同的活动形式、不同的层面向社会各界深入宣传基本法。

（1）开办各种形式的基本法培训班是宣传推广基本法一种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几年来，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与法务局、教育暨青年局联合主办了基本法培训班导师专班、公开班、还应临时澳门市政局、行政暨公职局、澳门工会联合总会、澳门经济学会、妇联青年委员会等单位邀请举办基本法研讨班，高中级公务员专班、基本法普法先锋研习专班等各种基本法培训课程，深受公务员和广大市民的欢迎，收到较好的效果。

（2）开展各种有意义的比赛活动，让市民在自愿参加和轻松愉快中提高对基本法的认识。为了推动广大市民对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认识和了解，弘扬中华文化，多年来，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联同澳门中华教育会、澳门中华学生联合会及澳门各大中文传媒等举办了与宣传基本法相关的各种比赛活动。例如，推广基本法征文比赛、基本法推广网页设计比赛、基本法条文插图设计比赛、基本法专题摄影比赛、基本法问答比赛、报章折纸比赛等等。尤其是征文比赛的参赛作品，不仅反映出同学们对基本法的认识和理解正逐步提高，更充分说明了当家作主的新一代在快速成长中。

（3）宣传基本法的园游会、光碟等是市民学习基本法的喜闻乐见的好形式。为了宣传基本法，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每年都与民政总署、澳门工会联合会、澳门街坊会联合总会、澳门妇女联合会、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等联手举办宣传基本法园游会或文艺晚会。行政长官何厚铧、政府高官与民同乐。到场参与的市民极为踊跃，少则几千人，多则逾万人，场面热闹。透过丰富多彩的节目、游戏和图片展览，让市民加深对基本法的认识。宣传基本法的光碟采用澳门实景拍摄，电脑剪接，将基本法的主要内容作一系统介绍，同时配以广州话、普通话、葡语和英语四种语言，迎合不同人士的需求。

（4）在中学开设基本法课程，有助于澳门青年学生提高基本法意识，树立法制观念。回归后，澳门各界人士均认同将基本法教育视为整个社会公民教育的重要一环。一直以来，澳门中华教育会积极推广基本法教育。多年前，在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协助下，编写了《澳门基本法课本》作为中学教材。中学生学习基本法，有助于深化对基本法的认识，树立法制观念；有助于澳门青年学生更好地担负起建设澳门的重任。

（5）“历史的跨越”图片在内地巡回演出，让内地人民进一步了解澳门，认识澳门基本法。为加强各界对澳门基本法的认识，自2003年起，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和民政总署、法务局等及内地相关机构合办“历史的跨越”图片展，先后在澳门、北京、广州、上海、长沙等几十个城市展出，展示了澳门不同历史时期的风貌，尤其是回归后澳门的新变化，让更多人认识和重视基本法。

（三）贯彻基本法已成为澳门居民的广泛共识和自觉行动

澳门回归之初，市民“对基本法普遍重视不足、学习不多、认识不深、理解不透、掌握不准与执行不力”。其原因有三：“第一，认为基本法是高不可攀的法律，不是一般小市民所能理解和掌握的，怎样学也学不到，学不好了。第二，认为基本法是与己无关的法律，应是政府官员、律师和法官的事。第三，认为基本法是‘急时烧香’的法律，平时不用理会，到真正有需要时才搬出来用用，应付一下。”[36]因此，不少有识之士呼吁特区政府必须强化宣传推广基本法，提高全澳市民的认识，推动大家自觉学习基本法、拥护基本法、遵守基本法、落实基本法。

对此，行政长官何厚铧非常重视。早在2001年3月31日，他在“纪念基本法颁布八周年”学术座谈会致词时就说：为了增强澳门居民对前途的信心，为特区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特区政府将与民间团体加强配合，使基本法更深入民心，更切合居民实际需要”。后来，他又强调“我们还要创造条件，让广大市民能逐步提升对基本法的认识，履行好基本法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配合和监督政府的施政”。[37]

为了在全澳居民中进行基本法的普及教育，提高社会成员对“一国两制”的认识。特区政府与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做了大量生动活泼富有成效的工作。其中更值得一提的是，法务局和有关方面，及时出版发行几种基本法宣传通俗读物，很受市民欢迎。其实，早在澳门回归前夕的1998年，杨允中博士的新作《澳门基本法释要》出版后，就受到各方面的正面评价，并成为学校和民间团体举办基本法培训课程的主要参考教材之一。时任新华社澳门分社社长的王启人说：该书的“一些观点、理解颇富新意，相信对本地居民和内地居民以至其他任何想认识澳门与澳门基本法的人具有启迪作用”。[38]由于澳门回归后的几年中社会发生诸多变化，同时对基本法的理解也需要不断加深与系统化。故此，作者对该书内容进行全面修订，并于2004年由法务局正式出版发行。法务局还在2002年编印《基本法你我知》小册子（2006年第七版印刷）免费派发给市民。该小册子以色彩缤纷的图像、轻松活泼的语言对基本法的主要内容作介绍、务求简明扼要，使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而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于2003年编制的《澳门基本法好易懂》小册子，是利用2002年基本法条文插图设计比赛的获奖作品，并由两位著名画家补充部分插图后编制而成。其目的是希望以简洁的文字及图画，增加读者的兴趣，使市民更容易了解到当中的条文内容，从而加深他们对基本法的认识。

经过多年广泛不懈地宣传基本法，基本法在澳门特区家喻户晓，“一国两制”方针日益深入人心。回归后，澳门没有人公开反对基本法。这与香港有些人公然反对基本法，甚至多次焚烧基本法的情况截然不同。中联办主任白志健说：“学习基本法、宣传基本法、贯彻基本法，已成为澳门居民身体力行，习以为常的社会行为准则和政治文化导向，成为澳门居民的广泛共识和自觉行动。”[39]而行政长官何厚铧更把澳门初步建立起来的这种新型政治文化导向，作为“一笔不可估量的社会财富，也是有待继续释放与利用的宝贵社会能源。”

由上可见，“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是澳门特区上下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认真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全面正确地实施澳门基本法的新的巨大成果，为迎接澳门回归祖国十周年奉献了一份前所未有，引人注目的“大礼”。如果说基本法的设计为“一国两制”澳门模式构建了基本框架，那么澳门同胞勇于创新、善于实践的精神就为“一国两制”澳门模式铸就了基本模型。在这个创新过程中，特区政府始终起着主导作用，而民间力量为配合政府依法施政立下了汗马之功。实践证明：澳门人是完全有智慧、有能力、有办法管理好、建设好、发展好澳门的。当然，澳门特区政府在施政过程中，也遇到不少困难和挑战，有些突出问题亟待解决和完善。

“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是个动态概念，其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且来之不易，可以说是“十年磨一剑”。今后，随着基本法的进一步实施，其内涵将不断丰富，经验更加成熟。我们深信，澳门这艘作为正确实践“一国两制”的历史航船，一定能乘风破浪，勇往直前。正如行政长官何厚铧所说：“我们有‘一国两制’的理论体系和国家基本方针政策的保障，有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的热切关怀与支持，只要特区政府和广大居民时时刻刻把基本法的权威和尊严放在思考的首位……那么，澳门特区的进一步发展就会计日程功，就会马到功成，就会一步步地抵达理想彼岸，就会逐步创造出一个令人信服的‘一国两制’实践模式。”[40]

（原载《“一国两制”澳门模式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理工学院2009年8月出版，之前此文在北京《港澳研究》2009年春季号上发表）

[1]　中国小城镇发展研究院院长、上海大学法律系原主任。

[2]　何厚铧：《知难而进，共创新机》（第一任行政长官参选政纲）。

[3]　齐鹏飞：《澳门的失落与回归》，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

[4]　杨允中：《“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实践》，载于《澳门研究》，第25期，2004年。

[5]　齐鹏飞：《“新澳门”的“经济优势”、“政治优势”与“一国两制”的“澳门模式”》，载于《行政》，2005年第3期。

[6]　胡锦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五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二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载于《人民日报》，2004年12月21日。

[7]　载于《人民日报》，2007年7月2日。

[8]　何厚铧：《2005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

[9]　何厚铧：《2008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

[10]　载于《人民日报》，2008年12月20日。

[11]　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58页。

[12]　载于《澳门日报》，2008年11月1日，第A2版。

[1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18页。

[14]　杨允中：《“一国两制”：实践在澳门》，澳门：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2002年，第249页。

[15]　载于《人民日报》，2007年7月2日。

[16]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4页。

[17]　载于《澳门日报》，2001年7月24日，第B2版。

[18]　何厚铧：《〈“一国两制”：实践在澳门〉序言》，载于杨允中：《“一国两制”：实践在澳门》，澳门：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2002年，第249页。

[19]　载于《大公报》，2004年4月16日。

[20]　载于《澳门日报》，2004年8月19日。

[21]　肖蔚云、杨允中、饶戈平主编：《依法治澳和特区发展》，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法务局等，2004年，第17页。

[22]　何厚铧：《2007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

[23]　白志健：《长风破浪正其时——纪念澳门回归祖国五周年》，载于《人民日报》，2004年12月11日。

[24]　胡锦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五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二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载于《人民日报》，2004年12月21日。

[25]　毕君：《零八年施政报告亮点解读：公平、共富、和谐——澳门三大核心价值》，载于《澳门月刊》，2007年12月号。

[26]　载于《人民日报》，2007年7月2日。

[27]　何厚铧：《2000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

[28]　《见证历史的转变——曹其真畅谈回归五年的体会》，载于《澳门杂志》，总第43期，2004年。

[29]　王五一：《赌权开放的制度反思》，澳门：澳门理工学院，2005年，第18、33页。

[30]　史濠、华山、金书一：《何厚铧父子的爱国情怀（连载二）》，载于《澳门月刊》，2006年8月号。

[31]　何厚铧在“依法治澳经验与前瞻”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载于《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会讯》，总第9期，2005年，第3页。

[32]　杨允中等主编：《基本法：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澳门：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2006年，序三。

[33]　肖蔚云、杨允中、饶戈平主编：《依法治澳和特区发展》，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法务局等，2004年，序二。

[34]　杨允中等主编：《基本法：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澳门：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2006年，序四。

[35]　杨允中等主编：《基本法对澳门发展的保障》，澳门：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2002年，第2页。

[36]　李沛霖：《必须强化宣传推广基本法》，载于《澳门基本法推广协会会讯》，总第5期，第26页。

[37]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4页。

[38]　王启人：《原序》，参见杨允中：《澳门基本法释要》（修订版），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法务局，2004年，第Ⅲ页。

[39]　见《大公报》，2004年4月16日，第5页。

[40]　白志健：《长风破浪正其时——纪念澳门回归祖国五周年》，载于《人民日报》，2004年12月11日，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