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彩全球化浪潮与中国内地赌金的流失

当今中国边境管理面临三大难题，即环境保护、禁毒和禁赌。特别是禁赌，在中国周边国家与远离中国内地的大洋彼岸许多地方，博彩业（赌博业）已与旅游业或娱乐业捆绑在一起，“境外赌场包围中国内地”，致使中国内地赌资严重外流，这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仅就这个问题谈几点看法。

博彩全球化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现象（有学者称之为全新的经济产业）。它的形成同规模化的赌博合法化迅速发展密切相关。早在1847年，澳葡当局就宣布澳门赌博合法化，但那只是东方的一座小城市；1863年，摩纳哥的查尔斯三世决定在首都蒙地卡罗建立合法赌场，但那也只是欧洲的一个小国；这两个著名城市的开赌及其赌博合法化，曾对博彩业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就对博彩全球化的影响而言则有其历史的局限性。直到1931年美国内华达州实现赌博合法化，拉斯维加斯赌城开始形成，发了大财，尤其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一些州政府发现，赌场合法化完全可以为我所用，可以“假私济公”。于是私营的赌场很快地变成了“官督商办”。“1989年一年内，爱荷华州、印第安纳州和南卡罗莱纳州三个州一下子同时开了赌禁。第二年1990年，卡罗拉多州和密西西比州又开了赌禁。最后是密苏里州和密歇根州也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先后开了赌禁。现在，美国有11个州正式实现赌场合法化，在这11个州里开有433个赌场，雇用着36万名员工。除了赌场之外，还有其他30多个州实现其他赌博方式合法化。目前美国的50个州中仍在禁赌的只剩下两个州。”[1]正是美国这种规模化的赌博合法化及其可观的经济收入直接导致博彩全球化。于是，一个赌博合法化的浪潮席卷了全球。1995年，美国学者罗伯特·古德曼曾经用“赌博爆炸”一词来描述上世纪80—90年代美国博彩业发展的火爆局面。

当人类进入21世纪后，各国学者大多将博彩业的迅速发展称之为世界“赌博爆炸”。这并非言过其实。有关资料显示：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一个新兴产业——博彩业，在世界上迅速崛起。2001年世界博彩业总收入额达到2500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两个香港的GDP。至2002年，它的世界“产值”（博彩企业毛收入额）已达9000多亿美元，成为世界第四大产业。

“据中央电视台披露，目前中国周边正形成一个从日本、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到菲律宾、新加坡、印尼，并一直延伸至澳大利亚及欧美的庞大境外‘赌博网’”。[2]日本有开赌场和彩票，并且已经开始为赌博合法化作准备（因缺乏资料，详情不清）。

韩国现有14家赌场，除江原赌场外，仍坚持“国人免进”政策。另有赛马、赛船、自行车等博彩活动，可以说是一个博彩大国。据统计，2002年博彩业总收入已达到100多亿美元。目前中国内地到韩国的赌客比例还不大，但韩国赌场已把吸引中国赌客作为重点目标。朝鲜也有两个赌场：一个设在平壤，另一个设在罗津先锋经济特区。目标赌客是中国和俄罗斯的游客。

虽然赌博在泰国是属于违法，但仍有不少当地人为赌疯狂，尤其近年来泰国风行网上足球赌博，更吸引不少华人参与。据悉，泰人和华人每年花费在足球赌博上的金钱约20亿美元，估计每周就有6万人参与赌博活动。2006年年底，泰国警方就在距离泰国警方的重案组总部仅100米的一幢大厦内，成功捣破一个“网上赌场”诈骗集团，涉诈骗各国赌客。

十多年来缅甸博彩业也有较快发展，现除了靠近泰国边境至少有3个赌场外，在位于缅中边境金三角地区（缅甸掸邦东部第四特区）的猛拉小城已成为一座以博彩业为经济支柱的国际性城市。猛拉城规模较大的赌场有“东方大酒店”、“金三角”、“蓝盾娱乐城”、“老东方娱乐城”等。赌场中的开台老板、牌手、监台、管理、后勤、外围以及非法放贷人员以中国人居多，而赌徒则几乎100%来自中国内地，主要来自广东、浙江、福建等经济发达地区。因此，赌场只收人民币，不收缅币。

越南于1989年宣布将北方城市海防列为经济开发区，允许外国人在开发区内经营赌场，并于1992年正式发出赌业专营执照，为期30年，期满可以续接合约。两年后越南的第一个赌场在海防市的海滨度假胜地——图山开张。2002年越南又在与广西东兴市隔河相望的芒街开设了“哥龙赌城”。这两个赌场都以吸引中国游客为主，而中国内地经营越南旅游业务的旅行社也都把这两个赌场作为行程的必经之地或重要旅游点。此外，越南在河内和胡志明市等地的酒店内还开了6家老虎机赌场，其设备都比较先进，游戏种类也较为齐全。

澳门是中国土地上唯一实现了赌博合法化的地区。自2002年特区政府“赌权开放”后，澳门博彩业“一王垄断”（澳门赌王何鸿燊的澳博公司）的局面终结，“三分天下”的基本盘子正式形成（澳博公司、美国拉城的永利度假村（澳门）公司和香港的银河娱乐场公司）。由于竞争激烈，促使澳门博彩业市场生机勃勃。随着金沙、永利、新葡京等娱乐场相继开业，澳门的赌场已由原来的10多家迅速发展为26家。2006年博彩业总收益愈558亿，比2005年458亿多出100亿，增幅22%。其中赌场收益近550亿，比2005年447亿增加102亿，增幅达23%。两项纪录均再创历史新高。澳门赌场收益已抛离美国拉斯维加斯，夺得全球博彩业的龙头宝座。而澳门博彩市场的主要客源来自内地游客。

马来西亚是最早有博彩业的国家之一。由华商林梧桐拥有和经营的著名的“云顶赌场”于1971年开业。2001年年收入6.7亿美元。云顶集团旗下子公司“丽星邮轮”（赌船）创办于1993年，目前为世界第四大旅游公司。新加坡政府为了增加收入，于2006年决定解除禁赌令，并发出两个赌牌。首个赌牌由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公司夺得，该公司拟投资30亿美元，建设滨海湾赌场；第二个赌牌由林梧桐的云顶集团及丽星邮轮夺得，拟投资34亿美元开办圣淘沙赌场。这两大赌场分别在2009年和2010年落成，估计会为新加坡创造3.5万个就业机会，并使政府财源滚滚来。至于菲律宾的博彩业，人们不要小觑。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仅马尼拉市就有三大赌场，规模豪华庞大，虽然其门面不标榜是赌场，但里面各式各样赌具，应有尽有，一般安排，二楼的筹码是菲律宾比索；三楼是美元筹码，汇集全球不少豪赌客。

澳大利亚是世界博彩大国。据统计，到2002年已有豪华赌场13家，老虎机10853台，赌台1111个，雇员20000多名。博彩年收入达84.4亿美元。目前，澳大利亚的中国客源并不多，但澳大利亚政府和赌场的老板们已看好中国旅游市场的巨大潜力，正在千方百计进行发掘，以积极的姿态准备从这块大市场上分得自己的一杯羹。

如前所述，美国是规模化实现赌博合法化最早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第一博彩大国。拉斯维加斯赌城所创造的“辉煌”已为世人所知。而位于美国东岸新泽西州的大西洋赌城，在不到10年的蓬勃发展中就成为拉斯维加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并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40多座赌场酒店全部集中在滨海大道上，每年吸引超过2500万人次的游客和赌客，其中有不少是中国人。

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博彩大国。仅莫斯科就有60个左右的赌场，圣彼得堡至少有20个，但现在俄国赌场发展最快的地区便是中俄边境，如海参崴、哈马罗夫斯克、布拉戈维申斯克等地都建有许多赌场。与中国西北接壤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前苏联的中亚共和国，近几年来也都纷纷建了赌场，所有赌场都以中国赌客为主。

此外，欧洲不少国家的赌场也取得大面积的扩展，在印度地下赌场势力趋大，有些人想使赌博合法化，台湾地区开赌场的事也正在酝酿中，香港特区有些政党和人士也多次促政府在香港建赌场。

博彩全球化浪潮具有三大特点：

首先，博彩业的开放性日益增强。虽然各国政府发行彩票的历史要比赌博合法化早几百年，但政府发行彩票以国营居多，买彩票的又全是本国国民，其封闭性较大。而赌场业则基本上是私营产业，政府批准，允许外国人可进赌场，其开放性（国际外部性）越来越大。

其次，博彩业迅速发展的主因是国际金融引擎。如果说“世界赌博爆炸的原始推动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末的经济困难以及由这一困难引发的赌博合法化浪潮”，那么“近二十年来推动着世界博彩业加速发展的，则是国际金融引擎，博彩问题由此而成为一个金融问题。”[3]

再次，博彩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波从不同方面向中国压过来。一是从东边的美国压过来；二是从西边的欧洲国家压过来；三是从南边的澳大利亚和西南周边国家压过来；四是从北边的俄罗斯和东北周边国家压过来。因而，使中国内地已处在“世界赌博爆炸”的包围之中。

“据中国公安部统计，每年中国内地通过境外赌博、网络赌博及地下六合彩等各种渠道流失到境外的赌博资金超过6000亿元，相当于2003年中国全国福利彩票、体育彩票发行总额的15倍。”[4]另据国际赌博网站CASINOCITY在一篇新闻稿中称，一位澳门博彩商家对中国地下赌博市场的年营业额的估计是3625亿美元。这两个数字令人触目惊心。可见，赌博泛滥、赌金外流，如今已是中国内地不得不正视的一个现实。参与传统赌博的人越来越多，赌资的数额越来越大。公安机关每年查处的赌博人数都在130万左右，并且每年都在上升，年龄涉及老中青各个年龄段，赌民也几乎涵盖社会各个阶层并不断蔓延。超过千万元人民币豪赌的事例也屡见不鲜。尤其是内地官员和国企领导在境外豪赌的也为数不少。他们输掉的钱少则几百万，多则上亿元。另一个发展势头是，新兴网络技术也逐渐渗透到赌博活动中，这种隐蔽性强、成本低、通过信用卡和银行转账来交接的新型赌博方式也呈现出令人担忧的增长势头。网络赌博已经迅速蔓延到全国20多个省市及境外地区。“归纳起来，中国的赌资外流可以分为以下四类：第一，钱先人后。赌客通过地下钱庄，非法汇兑或虚假的关联交易等，将赌资先送出境外，然后人再出去赌。第二，人先钱后。赌客先在境外借钱赌博，回国后付赌债。第三，人钱同流。赌客带着钱出去赌博。第四，钱走人不走。赌客呆在国内用信用卡上网赌博以及在境外势力开在国内的地下彩票投注站下注。中国的金融财富由此源源流出去。另外，还有洗黑钱问题。洗黑钱也是赌资外流的一条渠道，而且可能是最大渠道。”[5]

中国内地赌资外流的去向，就十多年的情况而言，主要流向周边的澳门地区、越南、缅甸、俄罗斯和大洋彼岸的美国等国。我们无法统计内地赌资每年流向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准确数字，只能根据一些专家学者的调查研究报告、传媒的报道和有关人士披露内情的点滴资料，粗略了解内地赌资外流的去向。

澳门位于广东省珠江口西岸，北以关闸为界与珠海经济特区的拱北接壤。澳门至广州的交通时距仅1小时左右。近水楼台先得月。澳门地区自内地改革开放以来得到的好处（利益）是很多很多的，其中包括澳门的中国内地赌客与赌资的数量急剧增加，迅速超过了香港的赌客与赌资。众所周知，澳门赌业长期以来一直依靠港客吃饭（赌客80%以上是港客），但近十年来，澳门赌场中港客的比例日趋缩小，因为内地客到澳门赌博的逐渐多了起来。2007年上半年，笔者多次到澳门的永利、金沙和新葡京等大赌场逛了几圈，发现赌客中大都是内地人，外国人并不多。澳门几位朋友告诉笔者，过去几年，到澳门来赌博的，内地什么人都有：高干子弟、企业领导、政府官员、普通老百姓等等。特别是“自由行”实施后，来澳门的游客与赌客明显增加。“2003年澳门博彩业的总收入是294.76亿澳门元，相当于37亿美元，这37亿美元中至少一半来自中国内地。到2004年，澳门赌客和赌资来源的80%以上是来自中国内地。”澳门赌王何鸿燊在一次纪念会上说过：“澳门博彩业突飞猛进和澳门社会繁荣稳定，与祖国的支持息息相关。”[6]

2007年《环球时报》披露，旅美中国问题独立评论员程晓农说，官员赌博与普通老百姓赌博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官员往往是用公款进行赌博，因此才有一掷千金的气概。以澳门为例，澳门赌场93%的赌客来自中国内地，且大多数都是挪用公款的官员。事实正是如此，过去几年中，已有数十名内地官员和国企领导境外豪赌而落马。这些案例是媒体公开报道的，没有报道的案例还要多得多。这里仅举几个较为典型的案例。1999年沈阳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沈阳市财政局局长李经芳和沈阳市建委主任宁先杰等3人，在澳门葡京酒店、东方酒店等处赌博，并4次登上澳门著名赌船“东方公主号”在公海赌博，3天就输掉了上千万元。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在相关报告上批示：“此事骇人听闻，请即组织得力同志开展外围调查，如有进展，再采取必要措施。”[7]3个贪官就此落马。无独有偶，一年后，浙江省原供销社主任朱承岭、杭州市原副市长叶德范两名高级官员，也因在赌场输得一败涂地，转身贪污挪用大笔公款而致东窗事发。广东省食品企业集团公司原总经理谢鹤亭每次下注一般都是80万港元；西安市机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周长青的纪录则是100万港元。不过，与湖北省驻港宜丰公司原总经理金鉴培相比，他们也只是小巫见大巫。金鉴培在赌场生涯的后期，每笔赌注700万、800万是家常便饭。在短短的两年中，高达1.44亿港元的公款被金鉴培贪污、挪用后送进澳门赌场。中国内地赌资就这样被一些腐败者拱手送到境外，使国有资产严重流失。

越南赌城的规模虽然比不上澳门特区，但赌具同澳门一样齐全，百家乐、牌九、麻将、押大小、21点、电子游戏博彩等应有尽有。2003年，仅越南芒街一家豪华赌场——利来酒店的博彩年收入已达4亿元，这家赌场的“赌客九成是中国人，且投注惊人”。而全越南的博彩业从中国金融系统中吸纳的金融财富，保守的估计每年也有10亿元。

中国内地赌资流入缅甸的也不少。“单是一个小小的西双版纳州海县打洛镇的一银行每年流向缅甸猛拉城的资金，已经达到了数百亿元人民币。”“截至2003年7月，各地赌客在这里输掉的赌资早已超过400多亿人民币！”[8]猛拉城赌场自1998年开业后，到2003年7月大约是5年时间，即是说，内地赌资平均每年流到猛拉城一地的就近100亿人民币。

俄罗斯眼见开展赌业能从中国内地得到巨大收益，所以在中俄边境东段地区开设了许多赌场。其中与中国的黑河市隔黑龙江相望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市是俄国最吸引中国人的赌城。目前该市及其周边共开设了13个赌场。“赌场都是针对中国游客的喜好设计的，这里的赌场生意的红火程度超过俄国任何地方……顾客70%来自中国。”赌博者一夜输掉几十万只是毛毛雨，输掉成百上千万也并不鲜见。

中国赌客撑起美国赌场。近几年来“拉斯维加斯的大赌场盯上了中国赌徒的保险箱。中国赌徒挥洒万金的豪迈，让征战世界赌都的各国英豪好生仰慕。中国赌徒往往都是乘豪华轿车，提大箱美元而来，气定神闲往赌桌跟前一坐，往往几天几夜不吃不喝不睡……一箱的钱都赌空了，眼皮都不眨一下。输钱算什么，赌的就是风光一回。”[9]中国内地赌客正在取代日本、台湾和香港地区的赌客而成为拉斯维加斯亚裔赌客中的最大部分。内地巨额的赌资流入了美国的赌场。有学者认为“无论如何保守的估计，中国赌客每年扔在拉斯维加斯的钱也不会少于10亿美元。”[10]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州）每年吸纳中国内地赌资是10亿美元，而目前美国的50个州中仍在禁赌的只剩下2个州，其他开赌场的47个州，每年吸纳中国内地赌资是多少呢？人们很难精确计算，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赌资高于拉斯维加斯的几倍，甚至几十倍。

英国的赌场星罗棋布，据说仅英格兰一地，赌场就有近百家。伦敦唐人街周围也聚集了10来家赌场。赌场是在英国的中国人最爱去的地方。近几年来，赌客中的大陆人逐渐增加，其中很多人竟是年轻的留学生。他们往往以小试牛刀开始变成了赌场的常客。不管你多么精明，赌场总会让你乖乖地掏钱出来。值得思考和研究的是，这些人的赌资为什么能源源不断？！

近几年来，我国周边地区赌场开设的数量越来越多，对我国呈包围态势。据公安部提供的信息，目前我国周边类似这样专门为中国内地人开设的赌场有近200个，中国赌客已成为境外赌场的主力。这些赌场直接由中国人投资开设，经营管理、发展规模越来越大，每年都有大量的赌金流入境外。这不仅削弱了政府的税收及向部分国有企业征税的能力，而且还会对国内宏观金融市场形成冲击。“各种渠道的国内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境外，已成为蚕食中国国民经济正常发展的黑洞。”[11]为了防止或减少赌金严重流失，捍卫国家经济利益，笔者提出几点建议。

（一）要继续开展打击境外赌博专项行动

2003年，中央知道了中缅边境博彩业泛滥成灾的情况，决定进行封杀。同年7月15日，公安部下令采取了“兰箭”行动，在缅甸掸邦地方政府的“配合”下，封闭了猛拉城所有的赌场，并命令所在缅甸境内从事赌业的中国公民于8月31日前回国，使猛拉城一时成为“赌博死城”。但是，风头一过，该地区的赌场又重新开始营业。这证明专项行动是打击境外赌博一种行之有效的措施，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继续坚持下去，且需有周密的计划及打击的重点对象，不能一打了事。要总结经验，狠抓到底，加强打击力度。

（二）要切实加强公司财务制度的监督

中国内地国有企业虽有财务制度，但往往不认真执行或监督不力，因此不仅使公司上层领导的腐败分子有机可乘，也把他们送进了坟墓。上面提到的西安市机电设备公司原总经理周长青形容他在公司里的地位时，认为“我在公司说一不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每次他都是让财务人员把钱从西安以往来款的名义汇到珠海一公司，再转到澳门去赌博。人们既看不到“主管部门”实际有效的管理，也看不到财务人员对其违章之举的抵制。成套的规章制度在现实面前已成白纸一张，即使“有关部门”发出再多《严禁官员和企业领导赴澳门涉赌沾黄的内部通报》又于事何补？因此，严格依照国家法律和公司规章制度办事，特别是对财务制度加强监督，是从源头上防止腐败分子挪用公款进行赌博的必要措施。

（三）要强化对党政领导干部权力的制衡

有人认为，与其说中国内地党政领导干部的某些腐败者栽在澳门的赌桌上，倒不如说栽在权力监督的“假大空”上。这话很有道理。事实证明，权力不受有效制衡监督的话，执掌党政权力的领导干部往往会情不自禁地去干蠢事与坏事。沈阳市原市委常委、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是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一年期间，频繁利用周末飞往澳门赌博，自以为安排巧妙，天不知地不知，省里领导和党校领导也不知，其实是干了大蠢事，落得个可耻的下场。原湖北省驻港宜丰公司总经理金鉴培从企业拿钱，往往就像从家里的柜子里拿钱一样方便。实际上，当金鉴培由一名处级干部提拔为副厅级干部以后，就不怎么情愿接受主管单位的管束了。有关部门制定的《海外贸易企业管理办法》所规定的种种制度，对金鉴培来说，也没有多少约束力，于是贪污、挪用公款到澳门赌博，使上亿港元的赌资外流。如果全党全社会对权力进行必要的制衡与监督，这类事件也许会大为减少。

（四）要控制国外赌场在中国办事机构的发展

拉斯维加斯HARRAH赌场的亚洲区行销经理比尔·朱说：“亚洲人是赌场唯一成长的客源，而中国内地是亚洲唯一拥有大量现金的人群。”因此，几年前美国一些赌场在中国开始设有专事拉客的办事处。其中HARRAH公司在中国沿海的5个大城市有代理人，MGM在中国2个城市有代理机构。这些代理人或代理机构的任务就是发掘豪赌客，并协助客人申请签证，将之拉到美国赌博。澳大利亚的“明星城市赌场”在中国内地也设有专门的拉客办事处，并雇用会说中文的人员。而“皇冠赌场”为了吸引中国内地赌客，还实行了飞机接送服务和其他娱乐安排。

我国法律明确禁止赌博，笔者认为：凡涉赌的一切活动，都属违法行为。

外国有些赌场到我国内地开设办事机构，专门从事拉赌客的活动，应视为违法（非法）活动。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就此立法禁止这类活动。在法律没有明确禁止此类活动的情况下，应适当控制国外赌场设在内地的办事机构与人员的发展及其业务范围。这也是防止或减少赌资外流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原载澳门《九鼎》月刊2008年3月号）

[1]　王五一：“博彩业全球化与澳门的命运”，《第七届世界华商大会纪念文献》第241页，马来西亚出版，2003年7月。

[2]　江河：“中国每年流失赌金六千亿”，《环球时报》2007年4月25日第6版。

[3]　王五一著：《世界赌博爆炸与中国的经济利益》，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第10、101页，2005年7月。

[4]　江河：“中国每年流失赌金六千亿”，《环球时报》2007年4月25日第6版。

[5]　王五一著：《世界赌博爆炸与中国的经济利益》，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第12页，2005年7月。

[6]　何鸿燊：“博彩业发展不离祖国支持”，《澳门日报》2004年10月13日。

[7]　陈风：“澳门赌场：腐败者坟墓”，《澳门月刊》2007年5月号。

[8]　《香港商报》2003年11月7日有关报道。

[9]　林进著：《赌场风云背后的故事》，香港博文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第149页，2006年12月。

[10]　王五一著：《世界赌博爆炸与中国的经济利益》，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第122页，2005年7月。

[11]　曾一鸣：“中国边境管理：环境保护！禁毒！禁赌！”，《澳门月刊》2007年7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