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洋立宪政治考察的历史评价

四、出洋立宪政治考察的历史评价

(一)出洋立宪政治考察直接推动了晚清立宪运动

1905年启动的出洋立宪政治考察，是清政府开始正视世界潮流，试图顺应历史发展所做出的一种迟钝且炙渴的反应。五大臣考察欧美日诸国立宪政治情况，确立了晚清立宪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框架，促使清政府下定决心颁布预备立宪上谕。第二次出洋考察是在五大臣考察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立宪之模式，即究竟采用君主立宪抑或是民主共和立宪，究竟是日本式的君主立宪抑或是德国、英国式的君主立宪，以及进一步明确立宪之基本程序步骤等，这均对晚清立宪的实际运行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促成立宪共识，全面推动预备立宪

早在五大臣出洋考察之前，清政府内部对于是否应当立宪存在着极大的争论，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声音:一派以大学士兼政务处大臣孙家鼐、军机大臣兼政务处大臣大学士荣庆、军机大臣兼政务处大臣铁良为主，他们对于实行君主立宪有很大的保留，总怕变起不虞，产生难以控制的效果。这一派对于立宪的态度是消极的，怕变法会导致动乱。另一派以北洋大臣兼政务处大臣袁世凯、首席军机大臣兼首席政务处大臣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兼政务处大臣徐世昌、户部尚书兼政务处大臣张百熙等人为主。他们主张从速宣布实行宪政，从他们的言论来看，对立宪的态度是很积极的。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领导人对于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态度是摇摆不定、难以抉择的，一方面害怕搞立宪危及其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又害怕不立宪变革，政权会丢得更快。

通过半年的考察，载泽、端方等封建官僚看到资本主义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实况，亲眼目睹了西方的繁荣与富庶，亲身体验了西方宪政制度的优越，得出了宪政制度从本质上优于专制政体的结论，导致他们在以后几年的立宪活动中，成为立宪的中坚力量，通过立宪以谋求国家富强的心态变得相当地迫切。

考察大臣归国复命后，清政府分别召见七次，出洋大臣在觐见慈禧时“皆痛陈中国不立宪之害，及立宪后之利”，请求朝廷改革体制，实行宪政。在朝廷初无成见之时，顽固派大臣则群起攻击，“肆其簧鼓，淆乱群听”，考察大臣和要求立宪官员也不相让。从而，在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立宪与专制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这场论战贯穿立宪活动始终，实质上是近代社会维护旧制度和改革旧制度两大派别的斗争，是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清政府内部新旧两派论战的继续。在这次论战中，考察大臣成了论战的主角。顽固派从维护专制制度的目的出发，攻击立宪将使君权旁落，极力煽动清政府，拒绝实行宪政。

针对顽固派的诋毁，载泽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针对立宪有损君权的言论，指出立宪之行利于君，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反对立宪的人“非有所爱于朝廷也，保一己之私权而已，护一己之私利而已”，并用日本宪法关于君主统治大权的规定进行证明，得出“论其君权之完全严密，而无有丝毫下移，盖有过于中国者矣”的结论。他接着又进一步阐述了立宪最重要的三大好处，即立宪可以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针对立宪时机不足的言论，载泽指出“不知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载泽还针对宪政“于满人利益有损”的言论进行了彻底的批驳，“方今列强逼迫，合中国全体之力，尚不足以御之，岂有四海一家，自分畛域之理?”并进一步指出满汉之说是“听见甚卑，不知大体”，“则亦不权轻重、不审大小之甚”。考察大臣针对反对立宪和缓行立宪的言论所进行的犀利批驳，立宪反对派观点被迅速边缘化，有力地促进了清政府朝廷上下对实施立宪政体意见的统一。^[83]

经过激烈的辩论，清政府的高层集团达成了基本一致的意见。众臣以载泽的奏折为依据，对顽固派的论调逐一驳斥，终于使得清政府领导者下定决心做出“预备立宪”的决策。不久之后，清政府终于宣布“仿行立宪”，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活动正式开始。

2.确立立宪模式，明确立宪程序步骤

第一次五大臣出洋考察的范围较广，涉及政治、法律、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经济等社会的各个方面，虽然取得了诸多成果，但范围过广，考察不够深入。第二次出洋考察重点在于宪政及相关问题的考察，所以考察更加深入，对宪政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第二次出洋考察大臣关于宪政模式选择的主张是对第一次考察观点的继承与深化，与前次出洋考察大臣的观点是一致的。第二次出洋考察的重点在于英、德、日三国，特别是对日本宪政的考察更是深入至微，基本确定了清政府宪政改革取法于日本的趋向。第一次五大臣出洋考察了欧美日许多国家，范围很广，而这次考察重点在于英、德、日三国，且主要任务就是考察宪政，其中对日本宪政的考察更是重中之重。通过考察认识到，日本的国情与中国有很多相同之处。日本实行钦定宪法，天皇拥有极大的权威，不仅是形式上的国家元首，而且是政府的首脑和军队的最高统帅，此外还拥有裁可法律的大权，国会通过的法律不经过天皇的批准就不能生效，可见天皇的权力几乎不受限制。这正是以慈禧为首的统治者所希望拥有的权威。达寿在《考察日本宪政情形折》中，进一步阐明了君主立宪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并提出由君主控制宪法制定的主动权，明确提出采用宪法钦定的方式，建立日本式的权威君主立宪制政体。达寿从皇上大权、臣民权利、内阁与君主关系、国会的权限、君主与军队的关系五个方面进行论述，认为宪法“钦定可以存国体而巩主权”，强调了“宪法之虞当钦定也”的主张，另外还提出“皇室之事”应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宪法同时制定的主张。这些主张在清政府后来的宪政活动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国会请愿运动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立宪派的协定立宪主张与清政府的钦定立宪主张之争。可以说第一次出洋考察为晚清宪政活动奠定了基本的制度选择框架，为清政府出台《钦定宪法大纲》，选择日本君主立宪制宪政模式提供了思想基础。第二次出洋考察为清政府提供了具体的制宪方案，直接推动了《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日本式权威君主立宪制的宪政模式在我国开始进入制度化建设阶段。^[84]

(二)出洋立宪政治考察丰富了晚清中国社会思想

1.促使出洋大臣在思想观念上有所转变

通过此次政治考察活动，出洋大臣在国外目睹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物质财富，也了解了那里人们的精神状态，从而使他们中一些人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洗礼，在思想观念上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们已亲身感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立宪制比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具有优越性。通过这次政治考察，他们承认“方今各国，政治艺术，日新月异，进步正速。英、德、日、奥、义(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皆为立宪之国”。当今的中国必须“实行其立宪，因革损益之方，才能收富国强兵之效”。出洋大臣们还认识到，时下“政治恶劣才是导致立宪与革命之逆说横流的根本原因”。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当时就说，“历查各国政治，以为中国非急采取立宪制不足以图强”。^[85]出洋大臣考察回国后，积极倡导并力主在中国实行立宪政治，这些都是他们思想变化的具体表现。他们的经济思想也有了明显的变化。在审视了世界的经济大势和发展趋势后，他们主张与列强要“参与竞争”，比如出洋大臣中就有人提出要与美国共同竞争太平洋上的航运权等。正是由于出洋大臣看出了中西政治的差异，才力主实行君主立宪政治。“臣等待罪海外，见闻较切，受恩深重，缄默难安，用敢不避斧诛，合词吁恳实行宪政。”^[86]最终促使清政府下决心仿行宪政。

2.出洋大臣等人的著述、译著为研究当时各国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提供了一手材料

据统计，载泽一行在对欧美、日本的政治考察中共获得欧美各国政要赠送的有关政治、法制等方面的书籍多达30部，共96卷。端方、戴鸿慈一行获得的赠送、收集和购买的书籍更多达400种。五大臣出洋政治考察归来后，由端方、戴鸿慈等人牵头，将国外收集到的各种书籍全部集中在北京法华寺进行分门别类的登记、归档整理和编纂加工，先后编辑成着重介绍欧美、日本政治制度的《列国政要》和《欧美各国政治要义》两部书籍。这些书籍资料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对研究20世纪初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典章制度和政治状况仍属十分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列国政要》一书共132卷，分为宪法、官制、地方自治、文化教育、军事(含陆军、海军及军政等)、商政、市政、财政、法律、教育、工艺和教务11个大类。不仅介绍欧美、日本等国政治制度，同时还广泛涉及各国的政治架构、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领域。《欧美各国政治要义》，亦名《俄美德意奥五国政典大全》，共18卷，是端方、戴鸿慈二人“奉使考察欧美各国政治，广采列邦之政典，聘用逻译之通才，广集见闻，详加考证，终致编辑而成”。该书广泛介绍了俄国、美国、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5个国家的物资生产和精神状况，是欧美各国政治体制之荟萃。编辑该书的目的是“恭录成册，进呈御览”，以便将来“考求各国政体，实行预备立宪时”参考选用。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和载泽的《考察政治日记》则是《列国政要》与《欧美各国政治要义》两书的必要补充，这两部日记是五大臣政治考察历程的真实记录，它生动、全面地描绘和记录了这次政治考察的全部过程。当时，戴鸿慈就说过“编译所及，杂征文献之外筹所以补其遗阙，非游记莫由也”。他们“乃重次日引所记所得，总得书十二卷”。^[87]这两部日记不仅真实记录这次政治考察的整个历程，更重要的是两部日记也保留了当事人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和评论，它表明了当时的中国人考察和研究外国政治、法律、议会制度等又上了一个层次。

3.通过出洋大臣们在海外的亲身经历和见闻，让中国百姓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

端方、戴鸿慈一行，在太平洋的船上曾两次度过1906年元旦。根据戴鸿慈的解释，是因“船向东环行一周者，则多一日;反之，向西绕行一周者，则反短一日。盖见日之迟早、长短为之也。连日时表与暑所差甚远，约一昼夜间馀三十分。故积久而馀一日”。^[88]这可能是我国关于越过国际日期变更线后，如何判定日期的最早记录之一。再如，清光绪三十二年丙午闰四月二十九日(1906年6月20日)，端方、戴鸿慈一行来到意大利维苏威火山进行参观、考察。时值维苏威火山喷发仅过两月，戴鸿慈的日记详细记载了火山喷发后的一些情况:“所毁村庄二，瓦砾沙泥，堆积成丘，皆作煤色。家屋多陷土中，其见地上者，楼耳。颓垣洞开，黝然深黑，老树拔根，枝叶黄脱。”对此，正在考察路途上的端方、戴鸿慈二大臣曾致电意大利政府表示慰问。至火山源处，山殊炎热，至是尤甚，气蒸蒸然，远望山顶白烟，即火山所从出穴也……火山喷发大雾白烟弥漫不易消失。戴鸿慈在其日记中是这样解释的:“山内多硫磺，性质剧烈，约三十馀年必发一次。发时，火焰冲天，融液成泉，自上泻下，所过房屋桥梁，立时倾圮。此次发二十四小时之久，所损教堂、行栈、居民产业约在千万，幸人民奔避尚速，伤死不多云。”^[89]戴鸿慈的这些叙述和解释，是中国人对意大利维苏威火山喷发一事最早、最为详实的记录。端方、戴鸿慈一行还参观了庞贝古城，庞贝古城就是因为火山的喷发而湮没了几个世纪后才被发掘出土的。又如，戴鸿慈对瑞士旅游业的介绍也很详细:瑞士“风景山水绝佳，秀出尘表”。“诚为世界避暑之佳所也。如与瑞士可比者，不可偻指。”“湖水浅碧，晴波不扬，中流容与，谈笑风生。俨然是一幅民众安居乐业、百业兴旺的景象。”对此，戴鸿慈不禁感慨万端:“中国内地未辟，交通不便;又乏保护，经营乏术，使坟墓纵横，斧斤往来，风景索尽。游人茧足，职由此矣。”^[90]这种认识，即使在今天，对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也不无参考借鉴价值。

(三)出洋政治考察的局限与不足

清末的两次出洋立宪政治考察，直接推动了预备立宪的启动、施行，但清政府两次派大臣出洋考察的目的，正如载泽等考察大臣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和《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等奏折中所言，“以今日之势言之，立宪之利有最重要者三端”:“一曰，皇位永固。立宪之国君主，神圣不可侵犯，故于行政不负责任，由大臣代负之，即偶有行政失宜，或议会与之反对，或经议院弹劾，不过政府各大臣辞职，别立一新政府而已。故相位旦夕可迁，君位万世不改”，“二曰，外患渐轻。今日外人之侮我，虽由我国势之弱，亦由我政体之殊，故谓为专制，谓为半开化而不以同等之国相待。一旦改行宪政，则鄙我者，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政策，为平和之邦交”，“三曰，内乱可弭。海滨洋界，会党纵横，甚者倡为革命之说，顾其所以煽惑人心者，则曰政体专务压制，官皆民贼，吏尽贪人，民为鱼肉，无以聊生，故从之者众。今改行宪政，则世界所称公平之正理，文明之极轨，彼虽欲造言，而无词可藉，欲倡乱，而人不肯从，无事缉捕搜拿，自然水消瓦解”。^[91]出洋大臣们考察立宪政治的根本目的，是为封建皇朝“起衰救危”，力图维护清朝长治久安的统治。出洋大臣之所以将日本立宪模式作为模仿对象，其原因也是日本“立国之方，公议共之臣民，政柄操之君上，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行政之内阁，则尤为完全属于天皇施政之机关。自表面观之，内阁大臣事事宜负责任，其权似较天皇为尤大，而实际则不然”，^[92]从而达到既能立宪又不动摇皇族特权的目的。这不仅与当时广大下层人民群众、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救国方略南辕北辙，而且与资产阶级立宪派关于新设国会的立宪主张也不可同日而语，这就必然得不到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另外，由于清政府主观上唯恐立宪而使专制皇权旁落，对出洋大臣的建言始终心存疑虑，不肯认真仿行宪政。其结果，与五大臣的愿望相反，清朝统治在重重危机中愈陷愈深，直至不能自拔。^[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