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宗教之间的关系

2.4　案例研究：语言、法律与宗教之间的关系

宗教、政治，当然还有法律，在书面和口头语言中发现了其力量。英国法的许多方面仍然受到基督教的影响。

英国法的语言浸润于基督教语言之中，它提及了英国法的“古老性”（尽管英国法人为地把1189年设定为其“古老”历史的肇始年份）。

基督教故事被人们以很多方式植入英国法的根基之中。各种法律理论都把主权者的言论说成是法律；凡出于其口者皆有权威和力量，主动地创造法律。这基于一种类比，能动地创造着法律，正如上帝让基督诞生一样。

16世纪，亨利八世与神圣罗马天主教会的争执导致英格兰得不到教皇的宗教与政治权威的认可。自此以后，英国的君主们就被赋予了“信仰的守护者”的角色。作为现代多元主义社会的共识，近来一直有人提出，威尔士亲王如果成为国王也许应考虑成为“信仰的守护者”，守护何种信仰暂且不论；尽管在当代该角色是与英国国教这一“依法设立”的基督教教派紧密相联的。

英国法确认主权是正义的源泉，普洒着基督教的上帝授予的诸般权力带来的仁慈。的确，君主权力的这一方面，在委托给御前大臣之后，产生了英国法的一个支流，即众所周知的衡平法，它矫正了普通法之严酷与不公正。在衡平法中，想当诉讼当事人的人必须在案件听审之前证明他们的道德价值。

由此可见，正是主权体才默示地把宗教、法律和政治联成一体。当然，在现实中还是政府获得了这些权力；君主只是它们存在的象征。英国君主仍然保有通过法律调解纠纷的权力。

英国世俗司法制度就人事、程序和规则而论浸润着犹太教—基督教所共享的正义观，这种正义观是借助于翻译自希伯来语和阿拉姆语《圣经》之希腊译本的英译本加以诠释和中介而来。希腊语言的词汇充满了哲学的二元论——光明/黑暗、好/坏、善/恶、男性/女性、奴隶/自由、上帝/人——这种二元论在希伯来和阿拉姆语中并不显见。该二元论思想通过语言渗透到法律之中。

所以，语言是如此之强而有力，它能让过去显现于眼前，使未来投射到当下。由此，语言使有关如时间这般复杂问题的讨论变得容易起来。

与此相似，法律家也努力证明，法官和/或立法者的完整性也承载于语词之中。与法律的完整性有关的关键问题是在语言具有可变性的情况下如何保持语言的确定性。

有些有关法律解释的法律学说否认语言具有灵活性，担心这将是语言的弱点以及确定性之缺失的迹象；其他学说承认语言的灵活性并求助于立法者的意图。这种方法寻求的依据也属神秘莫测之物，因为立法在其起草与创制的各个阶段因各种理由会几经变化。如果语言被认为过于灵活，法律就开始显得不那么确定。

根本问题在语言而不是在法律上，但两者是紧密相联的，因为法律是以语言为载体；所以，法律就是语言，难道不对吗？

下述对于与翻译、解释和适用有关的语言难点的阐述最开始故意地取材于宗教，意在打破人们对语言的成见，阐明由语言与法律间的必然的紧密关系所引发的各种问题。而后，我们很快就回头来讨论法律。

基督教而不是任何其他宗教将成为本书考虑的对象，因为正是这一宗教在今天仍然是英国法的核心。这是英国法在处理来自于相异的宗教传统的概念时可能遇上困难，一直就存在困难的原因之一；这些宗教传统已经出现在英国法庭面前，要求得到承认并受到平等的对待。

尽管英国法规定它在宗教事务上严守中立，但它还是没有解决它所包含的与基督教有关的主要紧张关系，英国法的核心仍然存在宗教歧视。法律对基督教的理解来自于构成《圣经》的文本集：就这些文本，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不同基督教团体在16、17世纪爆发了战争。这些战争是由那些在亨利八世于16世纪初与罗马教皇当局（而不是神学）关系破裂之后纷纷成立的政治派别发动和支持的。亨利八世自诩为“信仰的守护者”，自此之后这就一直是英国君主们的称号。

公元8世纪以降，基督教在英国政治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的法律以《摩西十诫》作为序言，他在基本的十条诫律后添加了大量来源于《摩西律法》的法律，而《摩西律法》则来源于《旧约》。所以，甚至在这个阶段，在法律中也存在很明显的犹太教—基督教痕迹。但是，正是由于在亨利与罗马关系破裂之后发展起来的王室与教会间的紧密联系，使得英国法受到基督教的巨大影响。这已经导致了在当代英国无处不在的情形：在基督教规范、法律和宪法之间存在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加冕誓言中，君主宣誓依法维护已确立的基督教。坎特伯雷大主教问君主：“你将会尽你权力之所能维护上帝的法律，真正的福音誓约以及依法确立的新教吗？”对此，君主回答说：“这一切我都承诺做到。”没有哪位君主不宣誓就能取得王冠。

下节把语言、基督教和法律这三个议题放在一起，抽象出某些语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