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对女性的思考（九）
青海省第十届人代会第三次会议上，宋秀岩成为中国政坛瞩目的焦点。这不仅因为她以高票当选为西部大省的行政一把手，同样因为其性别——在中国的省级行政区里，她是目前唯一的女省长。
宋秀岩拥有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从小随父辈来到青海，在高原上度过了半生时光。当选省长之前，她曾任共青团青海省委书记，海东地委副书记，省统计局局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组织部部长，青海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
“如此丰富的从政经历，是宋秀岩脱颖而出的关键。”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吴江评价说。这种成长经历，无疑也会成为影响其执政取向的重要因素。“本届政府会以人为本，不提哗众取宠的空洞口号，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宋秀岩在当选后对公众表示。
而在宋秀岩履新之前，共和国历史上只有一位女省长。1982年，时年46岁的顾秀莲出任江苏省省长。两人不但姓名中有“秀”字相同，而且都在基层工作过，还都出任过作为党的后备力量的共青团的干部——1961～1964年，顾秀莲曾任甘肃省金川有色金属公司机修厂团总支副书记、团委书记。
如果把广义的“省长”都包含在内，宋秀岩应该算第三位女性。2001年，蒙古族的乌云其木格当选为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两年之后，在内蒙古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时年59岁的乌云其木格再次当选。而今，顾秀莲及乌云其木格均已升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目前，在中国政界高层，共有七位女性担任着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三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顾秀莲、乌云其木格；二位全国政协副主席——刘延东、郝建秀；一位国务委员——陈至立。在国务院29个组成部门中，有正副女部长16人，而在全国的省、区、直辖市的党政领导班子中，女性为45人。
“她们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良好的教育背景，多出身工科，丰富的从政经历等。”全国妇联一位人士说，“而她们的能力丝毫不逊色于异性。”
据这位人士介绍，1988年北京市选举副市长时，本来只有一个女性候选人的名额。但在有关部门的努力下，何鲁丽及吴仪被同时列入候选名单。同时被选举为副市长的两位女官员果然不负众望，逐渐成为政坛的佼佼者。
这些高层官员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当属吴仪。尽管这位67岁的女性经常自称“小女子”，而且常常把“小女子豁出去了”“从男人堆里干出来的小女子”等话挂在嘴边，但她的优秀却获得“中国铁娘子”美称。美国《福布斯》2004年8月20日公布“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女性排行榜”中，吴仪名列第二。
她们也体现出女性从政的特色：大多分管文教、卫生、科学及妇女领域。何鲁丽出身儿科医生，出任北京市副市长时主管卫生领域；在SARS流行后期，吴仪接替张文康兼任卫生部部长，并成为第一个走进河南艾滋病村的国家领导人；顾秀莲现任全国妇联主席，郝建秀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而陈至立在担任国务委员之前，出任国家教育部部长。在妇联的一项调查中，317位女市长分管文教卫生的占50%以上，而分管经济的只有15%。
从中国传统观念看来，女性从政往往会面临家庭与事业的冲突。“与男性不同的是，几乎每位女性高官就任后，都会对自己的政治身份与家庭身份之间的关系进行诠释。”中国妇联研究所研究员杜洁说。宋秀岩就任之后就当即对传媒表示：“作为女性来讲，与男性相比，对家庭有着更多的一份责任。我既是妻子、母亲，也是女儿。从社会角色讲，我又是人民的公仆，所以我既要竭尽全力为人民服务，同时也应该尽一份女性应尽的责任。”
妇女组织有研究表明，女性从政会对家庭产生一定影响。已经步入中国权力高层的吴仪，至今过着独身的生活。“我不是独身主义者，只是生活没有赋予我这个机会。我没有谈过恋爱，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能闯进我的生活。”这位女副总理曾说。但政治对家庭的影响并非遍及每个人，全国人大前副委员长彭珮云就是另一种例子，与她相伴半个多世纪的丈夫王汉斌，同样曾出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2001年9月，在全国妇联对317名女市长的调查中，被调查者全部已婚，其中离异1人。调查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看重家庭的作用，而婚姻状况也是女性参政的重要资源。
而在工作方法上，女性的风格与男性有所差别——她们更喜欢与下属讨论问题，而不是发号施令；她们具有亲和力，善于用人格的力量教育人；体贴关怀，设身处地为部下及他人着想。
但她们的女性身份经常会受到社会和一些同事的议论，人们往往以男性的标准来判断其能力。妇联的调查发现，一旦她们像男同志那样处理事务，又往往会被扣上“狂妄”“出风头”的帽子。
尽管目前在中国政坛上活跃着多名女性，但与男性相比，她们仍处于弱势地位。中国妇联研究所研究员杜洁等人的研究表明：从人数上看，中国女性从政形成“枣核形”——在最基层与最高层，比例较低。
“中国农村的女村委会主任占总数的1%。”杜洁说。中组部提供的数据则表明：2002年，全国县处级干部中，女性占16.1%；地厅级干部中，女性占11.7%；而省部级干部中，女性为8.3%。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里，女性为27名，比例为7.6%，而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女性只有吴仪一人。
另一个现象是“副职升迁”。这些女性领导大多出任副职，而提升的路径也大多是从一个副职升任更高的副职。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1984年从政后即担任北京市西城区副区长，4年后从副区长升任北京市副市长，1996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9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位列国家领导人。
不少女性高官都有这样的经历，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是，河北省的一位女政协副主席的从政历程，从该省某市的教育局副局长、副市长到河北省副省长，直到退居二线，出任政协副主席。另外，如天津的张俊芳从教委副主任升任天津市副市长，湖南省的甘霖从农业厅副厅长升任副省长，她们在从政期间几乎未担任过行政一把手。“副职升迁”的现象与各级领导班子中女性和民主党派人士的配备规定有关，也与女性官员担任正职过少的现实密不可分。
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彭珮云在2001年讲话中称，女性干部“任副职多，正职少”。全国省、地、县、乡四级领导班子中，正职女干部分别占1.7%、6.15%、7.05%、3.4%，而且在党政“主干线”和重要的综合部门任职的很少。
“造成女性一把手短缺及高层女领导缺少的原因有很多。”杜洁说，“首先在大学生分配上，国家机关更倾向于男性，而在30岁左右面临竞争提拔时，女性又处于生育期。更为关键的是，目前中国实行男性60岁退休、女性55岁退休的制度，又让年富力强的女官员们丧失了很多机会。”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吴江认为：女干部们相对单一的从业经历，也是她们难以成为一把手的原因。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她们大多分管科教文卫，而一些地方对GDP“硬指标”的一度追求，让别人很难意识到她们的才干。
另据某些基层女干部称，目前一些地方的政治文化对女性的升迁也较为不利，喝酒等潜文化在一些地方的官场盛行。女性天生的不善饮酒和羞涩，让她们很难融入到这种场合，一次次提拔的机会很可能因为与领导和同事的疏远失之交臂。
杜洁分析说，还有很关键的一点是，中共女党员的比例较低——2002年，中组部的统计为17.8%。在中国政界，党员的身份无疑是晋升的一个重要指标。
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陈慕华在延安期间，就曾多次力促女干部的培养，期望高层能有更多女性出现。而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的彭珮云，曾多次在中组部培养女干部的会议上讲话，强调中国女干部的现状与目标差距很远。
为了让更多女性参政，培养选拔女干部的措施已经纳入很多党、政、人大的法规之中，中组部及全国妇联曾多次召开选拔女干部工作会议，出台相关政策。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很多地方都采取了妇女参政的倾斜措施，比如“定比例”“优先原则”“先进后出”等。而在宪法中，也专门列出条款赋予女性参政的权利。
“但这些规定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中国妇女报》总编助理冯媛说，“另外，对于很多规定——比如说一个班子里要配备一名女干部——即使实施，所发挥的作用离理想状态也还有差距。”
冯媛解释说，目前国际公认的数字是“30%”。只有女性参政达到这个比例时，其作用才能有效发挥。因为当一个群体在某个人群里不能达到一定比例时，它所发出的声音很可能被忽略掉。另外，如果比例不足30%，这个人群所包含的亚人群——比如说女性中的知识女性、农村女性——不可能全部被纳入。
“在北欧的一些国家里，女性已经在政界发挥了重要作用。”杜洁说，“比如挪威，议会中女议员的比例超过了45%。而在女权运动较为活跃的印度和南非，女议员的比例也超过了30%。”而在一些国家，女元首或女政府首脑也屡见不鲜。英国前首相撒切尔、菲律宾女总统阿罗约就是代表。
一位妇女问题专家说：“我们期待中国女性有更杰出的作为。”值得欣慰的是，相隔23年后，中国又一位女省长的出现，为女性参政写下了值得记忆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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