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量刑建议的法律根据

一、域外量刑建议的法律根据

关于西方国家量刑建议的程序法根据在前文中已经有所介绍，本章可能会有所重复。为避免太明显的重复，对于前文已经有明确介绍的西方国家量刑建议法律根据的情况，如俄罗斯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本书这里暂不作阐述。对于前文没有介绍而又能够更为容易让读者理解和作出比较的地域的量刑建议的法律根据，笔者在这里借用他人的研究成果作为资料进行介绍。

量刑建议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称为“求刑”。关于求刑的法律根据，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也曾经存在着争论，但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法律规定的进一步明确，这个问题已经没有太大的分歧。

在日本，曾经有极其少数学者认为检察官的求刑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根据，检察官的求刑应当予以废止。然而，绝大多数学者持相反观点。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93条分作两款分别规定：“在证据调查完毕后，检察官应当对事实及法律的适用陈述意见。被告人及辩护人可以陈述意见。”这一法条是关于“辩论”的法律规定。“关于检察官之辩论，实务上称之为‘论告’；被告人之辩论，称之为‘答辩’；辩护人之辩论，称之为‘辩护’。”^[69]中武靖夫等教授认为：“依刑事诉讼法第293条第(1)项的规定，法院调查证据完毕后，检察官须就事实及法律之适用陈述意见，求刑即属解释法律适用之一部分。其意见虽无拘束法院之效力，判决理由中亦不必对检察官求刑之意见当否加以说明。然而，检察官之求刑，则完全合法。”高天卓尔教授也认为：“主张有罪之场合，陈述法院应科刑罚之种类与分量之意见，称之为求刑。刑罚系具体刑罚法规适用之结果，故求刑应属于关于法律适用之意见，自不违法。又求刑仅为意见而已，对法院并无拘束力，法院宣判量刑较检察官之求刑为重，亦不违法，更不生违宪之问题。”^[70]日本法务省的观点也认为：“检察官在刑事案件中，有请求法院正当适用法律的权限，也就是在法庭审理中就犯罪事实及适用法律陈述意见，即论告和求刑……不仅作为原告官而提出处罚被告人的要求，而且，作为公益代表人也要考虑被告人的利益，以求得公正裁判。”^[71]日本法院的判例也是支持检察官的求刑的。例如，昭和24年5月17日第3671号判例称：“刑罚法令系采罪刑法定主义，预将一定之犯罪构成要件及应科之刑罚种类及分量予以抽象规定，在公判程序中，检察官在请求将抽象之规定具体适用于现实之案件时，检察官不仅对该当于抽象的犯罪构成要件之具体犯罪事实是否存在之意见应予陈述，对该事实存在之范围内，并应指出该当事实之相当法条，且亦应陈述该当事实妥当具体之刑罚种类及其分量之意见，此种意见关于具体刑罚之意见即系属于法律适用之意见之范畴。”“且法院应就具体之刑罚种类及分量，于听取双方当事人充分陈述意见后，秉诸自己良心，独立公正审判，毫不受当事人一方意见之拘束。”“故检察官在原审之求刑，系属正当，并无任何违法可言。”^[72]由此可见，日本检察官量刑建议的法律根据是没有疑问的。

我国台湾学者认为，台湾“高等法院检察处”以检文勤字第4237号令下令检察官注意求刑之实施，于起诉书中或莅庭论告时，应向法院为求刑之表示，以供法院量刑之参考，这是我国台湾地区正式求刑令之嚆矢。^[73]台湾“法务部”于1985年12月6日还专门发布了“检察官运用求刑应行注意事项”的文件，1986年11月再次发出文件，提示各级法院检察处自同年12月起，对于检察官于起诉书或莅庭论告时，已为具体求刑之表示者，应当按月制作统计表报送“法务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几度修改其“刑事诉讼法”，对简易程序作出了较大改造，其中规定对于被告人在侦查中作出自白的案件适用“简易判决处刑程序”，检察官在该程序中得作出求刑之表示。台湾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51条之一规定：“被告于侦查中自白者，得向检察官表示愿受科刑之范围或愿意接受缓刑之宣告，检察官同意者，应记明笔录，并即以被告之表示为基础，向法院求刑或为缓刑宣告之请求。检察官为前项之求刑或请求前，得征询被害人之意见，并斟酌情形，经被害人同意，命被告为左列各款事项：其一，向被害人道歉。其二，向被害人支付相当数额之赔偿金。被告自白未为第一项之表示者，在审判中得向法院为之，检察官亦得依被告之表示向法院求刑或请求为缓刑之宣告。第一项及前项情形，法院应于检察官求刑或缓刑宣告请求范围内为判决。”据此，我国台湾地区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有了明确的法律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