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制度的发展

四、公务员制度的发展

（一）西方公务员制度发展

现代西方公务员制度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维护了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和社会的稳定关系。面临政府职能范围的增减与转化，公务员制度也随之进行了调适与改革。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国1968年的《富尔顿报告》和美国1978年的《文官制度改革法》，综合其他国家的改革措施，主要表现为：（1）重组公务员管理体制，使机构设置趋于合理化；（2）改革录用方式，使公务员素质趋于专业化；（3）调整考核方法，对公务员评估更趋业绩化；（4）完善更新机制，使公务员培训趋于终身化；（5）微调职务常任制，使公务员队伍趋于开放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条件下，经济全球化、社会知识化、交往电子化成为当代世界发展的主旋律。各国政府面对史无前例的社会巨变，纷纷改革政府，其主基调是试图用企业精神来重塑公共部门这座管理大厦，这一时代被称作是“行政革新的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 of administration reform），结果催生了“企业化政府”（entrepreneurial government）这个新生儿。与官僚制政府相比较，企业化政府有十大方面的创新：催化性的政府，从划桨到掌舵；社区性政府，从服务到授权；竞争性政府，从垄断到竞争；使命性政府，从规制到任务；效益性政府，从投入到结果；顾客性政府，从官僚到顾客；企业性政府，从浪费到收益；前瞻性政府，从治疗到预防；分权性政府，从集权到协作；市场性政府，市场引导改革⁽²⁵⁾。

这股世界性的以缩减政府规模、提升政府能力为目的的改革浪潮，对公务员制度产生了积极影响：（1）引入人力资源概念，强调人性化管理；（2）创造条件吸引优秀人才；（3）扩大政府部门和公务员的自主性；（4）简化职位分类体系，强化弹性管理；（5）能力主导的考核取向；（6）契约型的雇佣关系；（7）终身教育与培训⁽²⁶⁾。

（二）中国公务员制度的发展

自1987年提出建立公务员制度，到1993年《暂行条例》颁布实施，再经过近8年的实践和《公务员法》的制定与实施，中国的公务员制度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

首先，从“干部”到“公务员”的概念转换，本身就是认识上的一次飞跃。众所周知，干部是一个外来词，是核心、骨干的意思，后来演变为组织中拥有一定权力和较高职务等级的领导者，干部和官之间在中国完全可以划等号，官又意味着管，有官来管，自然有被管的民，传统上官民关系在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中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是“官贵民轻”的官本位，由此制约着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公务员”一词的引进，从概念形式上把“官老爷”的显赫尊位推翻，把“官”降为公民的服务员，并且从概念实质上，“公务员”一词更贴近于马克思主义者所倡导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之理念，从这个视角出发，“公务员”一词的引进，我们认为，其对中国政府人事管理的质变意义，既要充分肯定，又要继续发挥。

其次，从干部人事制度的政策性管理到公务员制度的规范化管理的转换，是中国政府法制水平的一大提高。《暂行条例》及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规章，完成了政府人事管理的法规体系构建，并由此加速了其他部门、行业人事管理的立法进程，使中国人事管理的整体制度迈上一个新台阶。

第三，以指令分配用人到公开考试录用的转换，是中国人事制度的一次飞跃。过去的用人制度一直没有跳出中国传统的以官选官的窠臼，计划指令、分配定终身，阻碍了年轻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公开竞争考试、择优录用，政府公职对社会开放，任职机会人人平等，一方面提高了政府公务员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平，更重要的是塑造了社会的平等观念，在政府与社会之间架构一条良性的互动通道。

第四，从干部人事制度到公务员制度的转换，是中国政府人事管理走向国际化的一大标志。建立公务员制度是二战以后国际主流社会的共识，虽然各国的教训不少，但历史与现实证明，公务员制度的基本理念是人类制度文明的结晶。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历来是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的命题之一，改革开放，使中国开始从经济上走向世界，而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使中国政府人事管理开始与国际主流社会的规则趋近。

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形成都是一个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何况中国公务员制度在设计和建立过程中就面临“先天不足”和“后天不良”的双重影响，其制度的不完善性依然明显，尤其是与当初的目标尚有较大的距离。以法律形式完善和发展中国的公务员制度，是造就一支高素质行政管理专业化队伍的必然要求。

（1）普及“公务员”意识，切实转变“官本位”思想；

（2）强化竞争机制，扩大考试录用的范围；

（3）建立委任责任制，防范卖官买官之风气；

（4）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升公共管理国际化水平。

世界正关注着中国，中国社会也立志要走向世界，让这种双向互动往良性循环方向发展，是我们孜孜念兹。提高中国政府行政管理能力，公务员制度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