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皇帝天下共主观的严重作祟

第二节　清朝皇帝天下共主观的严重作祟

清帝虽为夷狄但入主中原就是仰承天命，皇天厚佑，就是真命天子。尤其大清帝国经过顺康雍乾四朝一个半世纪的征服战争和统一战争，横扫江南各省，统一台澎列岛，决战大漠蒙古，平定天山南北，驻军青藏高原，征服周边诸国。经过清朝的强权统治，古老的中华帝国国土面积变得空前广袤。清朝的国力确实强大，周边诸国均不能望其项背，绝大多数周边国家为了从大清帝国那里获得更多的政治或经济利益，便向清廷卑躬屈膝，甘愿俯首称臣纳贡，加之华夏历史文化的影响，使清朝的帝王均以天下共主自居，不必说康熙、雍正、乾隆盛世君主，就是被赶到热河行宫避难的咸丰帝也居然一再拒绝平等地接见外国驻华使节。天下共主虽然是虚骄的夜郎自大，但对当时的中外交流、中外贸易却产生了实实在在的作用，清朝很多对外贸易法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这一观念的巨大影响。

一、清朝皇帝天下共主观的强化

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不断向周边发展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中国为世界中心、中国的帝王为天下共主的思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说，表明周朝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天下共主的思想。从商周时期，华夏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的文明程度确实高于周边国家和地区，华夏民族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以汉族为中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形成的历史。秦朝一统天下，就成为东方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汉武帝抗击匈奴威震大漠，大唐帝国东征西讨疆域广阔。也就是说，中原地区经济繁荣，中原王朝国力强盛。周边诸国通常在中原王朝的“羁縻”政策下，同中原王朝建立起宗藩关系。当中原王朝强盛时，周边的藩属国就俯首称臣；当中原王朝衰微时，他们则千方百计摆脱羁縻，甚至起兵兴战。尽管王朝不断更迭，但中国作为一个封建大国，政治、经济、文化都遥遥领先于周边国家，通过千百年的演绎和积淀，在中国统治集团乃至士大夫中不断强化着中国是天朝上国和中国的皇帝是天下共主的思想。就连弑君篡位的明成祖朱棣都敢说“朕奉天命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朕赤子”。因此，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即使仅仅有半壁江山甚至偏安一隅也无不以天下共主自居。

顺治元年，清军攻进京师，福临即皇帝位，称大清国皇帝，“仰承天命”“抚定中华”，强调明清鼎革，故明所辖版图及版图上的子民全部归其所有，行使中国的一切国家主权。康熙《大清会典》记载：鼎革前率先归附者，土地人口等悉隶版图⁽¹⁷⁾。疆域“袤延万有余里”⁽¹⁸⁾。所以，雍正帝曾得意洋洋地说：“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¹⁹⁾显然，传统“中国”概念的外延已拓展到了“天下”的第一重空间——古代“四夷”居住的地域，昔日边远蛮荒之地，一律“画疆置吏，有如郡县”⁽²⁰⁾，用人行政，与内地行省无异。清朝皇帝对中国的认识，从《会典》和《一统志》等最权威官书来看，清朝的中国已不是古代黄河中下游的华夏地区，也不是中原汉族地区的狭义的“中国”，在其明确的疆界内，既有汉族中原内地各行省，更包括广袤无垠的边远地区。“中国”一词开始成为大一统国家的专有名称，与大清国、天朝、朝廷等概念的含义完全叠合在一起，只是用于不同场合，不再有本质区别。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撤销三藩、统一台湾、征服蒙古、进军新疆、派兵西藏，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建立起当时世界上国土面积广袤、人口众多、军力强盛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出自于少数民族满族的清帝爱新觉罗氏自然会进一步强化其“君临天下”的感觉，以“真命天子”自居，以“声教四讫”、“万国来朝”为其圣明、伟业的标志和孜孜以求的目标。

清朝完全继承了明朝对周边国家的宗主国地位，周边国家或地区即使不藉版图，也必须称臣纳贡，顺治在赐西域阐化王贡使时说：“今天下一家，虽远方异域，亦不殊视。念尔西域从来尊崇佛教，臣事中国，已有成例，其故明所与敕诰印信，若来进送，朕即改授，一如旧例不易。”⁽²¹⁾原来明朝的属国，亦照此思路一体办理，如清初琉球通过改换敕诰印信很快恢复与中国的宗藩关系⁽²²⁾。清朝最高统治者认为由其冠名的“大清国”就是中国，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不仅仅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的中心，而且还自诩为“天朝上国”，周边所有国家不论大小强弱统统都是“夷狄蛮貊”之邦。清初编写的《明史》对意大利竟然作了这样的记述：“意大利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协助绘制《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而域中大地尽矣。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乾隆年间修的《清朝文献通考》对世界各国依然是雾里看花：“大地东西七万二千里，南北如之。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²³⁾这说明清朝的士大夫坐井观天，对世界各国几乎是一无所知，却在那里妄自尊大。

乾隆四十一年十月，因革监倪宏文赊欠英国商人货银万余两未还一事，乾隆皇帝曾发布上谕：“中国抚驭远人，全在秉公持正，令其感而生畏，方合政经。”又说：“朕统驭中外，一视同仁。朝鲜、安南、琉球、日本、南掌及东洋、西洋诸国，凡沿边、沿海省分，夷商贸易之事皆所常有，各该将军督抚等并当体朕此意，实心筹办，遇有交涉词讼之事，断不可徇民人以抑外夷，即苗疆、番境诸省，亦为推广此意妥行。”⁽²⁴⁾显然，在乾隆帝看来，不论是国内少数民族地区，还是周边属国，以至于东洋、西洋诸国，其所治理的政策方针都应该完全一样。从这道上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乾隆帝以天下共主自居心安理得，全然没有什么掩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派马嘎尔尼出使中国，觐见时，清政府坚持其作为贡使必须向乾隆帝行三跪九叩礼，马嘎尔尼认为自己根本不是贡使而拒绝行有辱人格和尊颜的跪叩大礼，乾隆帝心中不悦，把英国使团定性为“此等无知外夷”，乾隆帝居然执迷不悟地说英使是“妄自骄矜”⁽²⁵⁾，全然不觉“妄自骄矜”的就是乾隆帝本人。

嘉庆帝就更加明目张胆地以天下共主自居，嘉庆十年在给英国国王的一道敕谕中说：“尔邦远界海域，恪守藩维，遥申向日之忱，载肃来庭之使，循览陈奏，情词恪恭。已令将贡品进收，俾遂殷悃。至尔邦民人前来贸易，历有岁年，天朝一视同仁，无不曲加体恤，亦无需尔邦出力之处。兹国王特表抒诚，极陈爱戴，并饬港脚等处地方官员，凡遇天朝兵民人等，倍加敬谨，具见尔国王慕义向化，深所褒嘉，是用颁敕奖励，并锡赉文绮等物。尔国王其祗承渥眷，弥失荩怀，长荷天朝之宠灵，益凛友邦之修睦，率职共球，延禧带砺，以副朕怀远敷仁至意。钦哉特谕。”⁽²⁶⁾嘉庆皇帝在位的时候英国工业革命已基本完成，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创造发明日新月异。但嘉庆闭眼不看世界，居然把英国说成是“恪守藩维”，把使团来华说成是“遥申向日之忱”，告诉英国国王，只要“慕义向化”，就能“长荷天朝之宠灵”。清朝皇帝大言不惭，无出其右，恬不知耻，举世无双。

马嘎尔尼使团来华就是为资产阶级开拓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他们来到当时的东方大国清朝，追求的当然是进行贸易。然而，清政府朝野上下几乎无一例外地把英国外贸代表团认为是朝贡使团。乾隆五十七年，针对英国致书要求前来中国而发布的上谕中指出：“阅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所以乾隆指示地方官要做好接待工作，“该督抚等如遇该国贡船到口，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妥员，迅速护送至京”⁽²⁷⁾。马嘎尔尼使团被清朝视为朝贡使团，坚持要求英国使团按照清朝的礼节朝见乾隆皇帝，必须在觐见礼仪上行三跪九叩首大礼。清朝满朝文武并不了解马嘎尔尼使团来华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他们竟然天真地以为六七百人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马嘎尔尼使团是英国派来的“朝贡”使者！当乾隆获知英使臣对觐见礼仪提出异议时，深感震惊，两天内连发三道廷寄，表现出乾隆帝对英使团从欢迎、欣慰向厌恶、排斥的态度转变。对马嘎尔尼提出的派驻使节、通商贸易、租借海岛等全部要求一概予以拒绝。租借海岛等侵略性要求当然要拒绝，但通商贸易的要求全部拒绝就完全体现了乾隆帝的夜郎自大。因为他拒绝通商贸易的理由非常简单：“天朝抚有四海”，“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²⁸⁾。之所以维持现有的广州行商贸易体制，就是因为“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²⁹⁾。在清朝皇帝看来，外国朝贡使节来华要一律行跪叩大礼，英吉利人居然敢于对跪叩提出异议，并采取单膝跪地来搪塞，是属于对天下共主的大不敬，是冲撞和冒犯。当1816年英国第二次派遣由阿美士德率领的更加庞大的访华团前来中国时，清廷对于英使进京正式觐见行三跪九叩首之礼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一再申明：“天朝定制，凡属大小臣工，以及外藩如朝鲜、越南、琉球等数十百处来京朝觐者，皆行三跪九叩头礼，从无有敢违定制者。”⁽³⁰⁾由此可见，嘉庆帝是把英使遵行中国的叩拜礼看成英国“倾心向化”的惟一标志。英国使团抵达圆明园后，英使不肯屈从而行跪叩大礼，嘉庆帝当即龙颜大怒，认为“其为无礼，莫此为甚”，这对于“天朝上国”的皇帝来说，无异奇耻大辱！于是嘉庆帝抱定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态度，立即降旨，驱逐英国使团。嘉庆帝还在对英王的敕谕中明确表示“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异”。强调“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徙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始称向化也”⁽³¹⁾。嘉庆皇帝把当时蒸蒸日上的资本主义强国、独一无二的“日不落”帝国看成是与暹罗一样的弱小属邦，需要天朝上国的“天下共主”来抚育和体恤。

清朝朝野上下认为英国工业革命过程中派到中国商谈两国贸易的庞大外交使团是朝贡使团，把全力建立世界市场体系的工业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欧洲各国视为蛮夷之邦，完全按照自封的“天下共主”来审视西方各国并对待西方各国，坚持要求西方国家惟有进入朝贡体系才能与中国开展贸易的传统理念。即使清朝承认了传统的朝贡国与新来的互市国的不同，也从来没有平等对待西方各国的外交与外贸使节，更没有平等对待西方各国的来华商人：一方面，歧视西方商人，不与其有任何形式的直接接触，完全通过行商来代行管理；另一方面，却从高高在上的角度给西方商人都意想不到的诸多“恩赏”，国内行商欠债，清政府竟然支付国库银两解决商业借贷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问题。乾隆五十六年，奉圣谕：“行商吴昭平揭买夷商货价久未清还，情殊可恶，应照拟发遣。所欠银两，估变家产，余银先给夷商收领，不敷之数，各商分限代还。但内地商人拖欠夷商银两，若不即为清欠，转致贻笑外夷。着福康安等将关税盈余银两照所欠先给夷商收领，再令各商分限缴还归款。”⁽³²⁾为什么清朝皇帝对中外商人之间发生债务拖欠要严惩欠款的商人而动用国库的银两予以先行支付？在清朝统治者看来，自己是天下共主，要主持公道。所以，不论歧视西方商人还是给西方商人恩赏，殊途同归，反映的都是清朝皇帝高高在上的虚骄心理，都是天下共主观在作祟。

二、清朝皇帝把对外贸易当作赏罚的工具

在清朝皇帝的心目中，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大清王朝的皇帝就是天下共主，英使马嘎尔尼来华时，乾隆帝的“天朝上国”观暴露无遗，他在致英王的信中说“天朝统驭万国”、“天朝抚有四海”、“天朝威德远被”、“天朝物产丰盈”。在短短两道敕谕中，竟然出现30余处“天朝”字样。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清朝政府必然会轻视经济利益，不关心贸易对国内生产生活的影响，只关心天朝体制和天下共主尊严及面子。显然，在乾隆帝的世界秩序观中，中国是世界各国的中央，中国是世界惟一的宗主国，其余国家都是蛮夷之邦，在其德威之下，倾心向化，俯首称臣，按期纳贡。换句话说，只要周边国家抱定开展对华贸易的打算，就必须以恭顺臣服的面貌出现，积极来华贡献方物，以投清帝以“怀柔远人”的形式实现其“天下共主”宏愿之所好，建立并维持着温情脉脉的封贡与贸易合二为一的宗藩关系，就可以通过封贡的形式突破清政府绝对禁止对外贸易或严格限制对外贸易的法制，开展双边贸易。因为清朝对外贸易法制的基本原则是各国惟有“向化”、“效顺”、“驯服”，才能开展对华贸易。既然清朝皇帝认为大清国皇帝不但统治着满汉蒙回藏居住地中华大地，而且是天下的共主，任何前来与清政府打交道的国家一律被看成是前来称臣纳贡，用当时的官私文书来说，外国人来华都是“输诚向化”、“万方来朝”、“笃于恭顺”。如此夜郎自大，故步自封，把西方的科技成果一概贬斥为“奇技巧器”，所以“天朝不宝远物”，自然也就会制定以限制、控制、阻遏甚至摧残为基本特征的对外贸易法制。

国家之间开展双边贸易，本来是互利互惠的经济交往，交易双方各取所需，对参加贸易的国家都有积极作用。然而，在清朝统治者看来，开展对外贸易是对外国夷人的恩赏。乾隆帝曾发布上谕：“琉球国疏请购买丝筋，部臣议驳，自属遵循例禁。第念该国为海遖远藩，织无资，不足以供章服，据奏情词恳切，著加恩照#咭喇国例，准其岁买土丝五千筋，二蚕湖丝三千筋，用示嘉惠外洋至意，余悉饬禁如旧。所有稽察各关口岸及出入地方，仍加意覆查，以杜影射”⁽³³⁾。对其他国家也一样，乾隆帝曾上谕军机大臣等：“（缅甸）自禁止通商以来，需用中国物件无从觅购，而该国所产棉花等物，亦不能进关销售。应准其照旧开关通市，以资远夷生计。此事不宜写入敕谕，著传谕该督等，一面照会孟陨，以该国恳请开关，业经代奏，钦奉大皇帝恩旨准行。一面饬知沿边官员，定期开关市易以示嘉惠远人之意。”⁽³⁴⁾

同样道理，在清朝统治者看来，断绝对外贸易是对外国的惩处。清政府及其地方臣僚动辄把断绝贸易（封舱）作为手中的王牌对外商施加压力，就是把开展对外贸易与断绝对外贸易当作赏赐与惩罚工具的典型。康熙五十六年七月，清朝拒绝伊万诺夫商队入境。这是清朝首次拒绝俄商入境。九月初六日，理藩院咨文郑重公布了停止中俄通商关系的决定，“为此，除尔大商人前来时，由何路而来届时另议外，凡递送公文及因公零星前来之人，应皆由尔方原先所走之尼布楚前往齐齐哈尔地方贸易”⁽³⁵⁾。两年后，清朝又拒绝伊斯托布尼科夫商队入境。康熙五十八年四月十一日，理藩院为伊斯托布尼科夫请求入境事发出咨文：“尔前来贸易之俄罗斯人等无视法度，曾多次任意逞强，寻衅斗殴。惟因系外国之人，且我两国友好往来多年，故未加治罪，给予豁免。今尔又派人前来贸易，虽准其入京，亦无人购买此货。若拖延日久，必致劳苦尔属之人。且往返供给廪饩，亦使边民劳苦。故暂不准入……为此，兹将先前给尔之咨文，连同本咨文，一并行文尔察罕汗。所有尔大商人隔几年贸易一次，以及由原来所走尼布楚之路前来，于边界地方贸易各节，待其迅速定夺并复文后再议”⁽³⁶⁾。至此，清廷完全中止了俄国与北京的商队贸易。为迅速恢复两国通商关系，俄国伊兹麦伊洛夫使团于康熙五十八年六月一日匆忙动身前往北京，并在宫廷礼仪方面做出巨大的让步，就连沙皇头衔都有意压缩为简单的教名，并确定了“不要为觐见的礼仪问题与中国人争执不休”⁽³⁷⁾的原则。那位自鸣得意的乾隆帝在颁布上谕规定广州一口通商以后，曾于乾隆二十九至三十三年、四十四至四十五年、五十五年至五十七年，三次断绝与俄罗斯的贸易⁽³⁸⁾。在每次断绝两国贸易后，均是在俄罗斯低头认错并强烈要求下才获得乾隆大帝的浩荡皇恩，重新开市贸易。

乾隆四十二年上谕：“惟当严查边隙，不许货物偷漏出入，以绝其求利之路，因并及各省海口一体查禁，勿令缅地物产混行入口交易。今缅夷如果奉表输诚，自可仍许开关通市，滇省尚可弛禁。”⁽³⁹⁾“据福德奏称：昨理藩院行文俄罗斯萨纳特衙门，俄罗斯迫于我之不肯通商一节，势必恳请”⁽⁴⁰⁾。乾隆四十四年，管理中俄边境事务的傅玉等奏称：“本年齐齐哈尔、黑龙江副都统派三城官兵巡查俄罗斯边境，不准带货物，并晓谕官兵，如俄罗斯问时，不必说恰克图停止交易，只言去岁尔处失马十一匹，混称十三匹，冒昧索取，故未带货交易，以辱俄罗斯”。对此，乾隆帝不以为然，认为“所见甚小”，并批示：“恰克图现既停止交易，齐齐哈尔等处自不准带货私易，即俄罗斯询问，宜直告以前因尔俄罗斯妄自尊大，奏闻大皇帝，停止恰克图交易，经驻鯨恰克图大臣咨会，凡齐齐哈尔与俄罗斯接壤地方，一体停止”⁽⁴¹⁾。显然，乾隆帝的态度非常明确，倒也光明磊落，断绝中俄贸易不必找其他借口，只要俄罗斯不恭顺，只要俄罗斯妄自尊大，就是断绝双边贸易的正当理由，只要俄罗斯不痛改前非，就别来中国进行贸易。

道光十四年七月，因英国首任对华商务总监督律劳卑不按清政府的成规办事，绕过广州十三行而到广州要求直接会见两广总督卢坤，并以公函的方式通知广州当局。对此，清政府认为英夷违法乱纪，必须给予惩处。当时的两广总督卢坤随即下令封舱，停止中英一切贸易。卢坤的举措得到了道光皇帝的认同与强有力的支持。谕曰：“该弁目（指律劳卑）既执拗顽梗，不遵法度，自当照例封舱，稍示惩抑，俾知畏惧。如该弁目及早改悔，照常恭顺，恳求贸易，即准奏请开舱，只期以情理之真诚化远人之桀骜”⁽⁴²⁾。道光二十年，两广总督邓廷桢也同样抱定夜郎自大的心理并采取封舱的办法来解决中英冲突。“英吉利僻处远洋，蒙我朝覆载之恩，百余年来通市粤海，中国不惜大黄、茶叶、丝斤生养该夷，而该夷乃以鸦片膏土毒害中国，伤生耗财，至此已极”，“且敢向广东之九龙山虎门寻衅，是以遵旨封舱，断其贸易”⁽⁴³⁾。

清朝对外贸易法规的制定与调整，不是取决于是否有经济利益，更没有考虑国计民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商是否恭顺。这种思想观念越来越强化，对外交往和对外贸易当然也就会受到严重的制约。学者赵翼也居然对清政府动辄封舱颇感自豪地说，西洋与俄罗斯各国绝对离不开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天生此二物于华夏，“为我朝控驭外夷之具也”⁽⁴⁴⁾。在此心理的驱使下，清政府要么不计价值地赏赐朝贡使节或拨付国帑偿还商欠，要么动辄封舱断绝中外贸易。显然，清朝皇帝夜郎自大，认为控制了对外贸易就卡住了各国的脖子，握住了各国的生死，所以，清朝皇帝把是否开展对外贸易当作满足其虚骄心理的工具，当作对外国进行奖赏与惩处的工具，极大地影响了清朝对外贸易法制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