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发展对外贸易的历史机遇

第一节　明末清初发展对外贸易的历史机遇

宋明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逐步加大对自然经济的冲击。明末清初，沿江沿海的许多地区商业与贸易繁荣发达，国内市场初步形成。商业与贸易的规模扩大，商人资本增加和实力增强，形成了商帮和实力雄厚的海商集团，具备了远距离贸易的能力，而中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广大商民开展海外贸易的欲望越来越强烈。此时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一日千里，急切希望与中国开展贸易。历史给了中华民族发展对外贸易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一、明末清初发展对外贸易的坚实基础

（一）明末清初商帮与国内市场的初步形成

明末清初，“全国各地商人十分活跃，出现了专业性商人，并形成了一批资本巨大的商人集团”，其中著名的有“徽州商人、山西商人、陕西商人、闽粤海商、江西商人、宁波商人、洞庭商人以及地方性武安商人、龙游商人、束鹿商人、山东黄县商人等等”⁽¹⁾。同乡商人或同业商人通过会馆、公所建立起自己的组织，北京、苏州、杭州、广州、佛山、海口、临清等地均有来自各地的商帮，“各省争建会馆，甚至大县亦建一馆”。商人组织的发展和商帮的形成极大地促进了远距离贸易的发展。封建社会前期，远距离贸易以奢侈品为主。唐宋以后，变成了以盐为主，粮食次之。明末清初，远距离贸易商品更进而变成以粮食为主，棉布次之，丝织品和瓷器紧随其后。粮食属于大宗低值货物，成为远距离贸易中的大宗商品，意义重大。时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谚。与此同时，蓝靛、木材、大豆、棉花、丝、铁、烟叶、桐油、皮张等生产资料成为长途贩运的重要商品。“北土广树艺而昧于织，南土精织纫而寡于艺，故棉则方舟而鬻于南，布则方舟而鬻诸北”⁽²⁾，当时的苏南棉纺织手工业享有“衣被天下”⁽³⁾的美誉，“近自杭、歙、清、济，远至蓟、辽、山、陕”⁽⁴⁾，布匹在行销“秦、晋、京边诸路”的同时，还“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⁵⁾。松江人陈继儒说：松江布北走齐鲁，仰给京师达于九边；出长江口，经楚蜀，散于闽、粤、秦、晋、滇、黔诸郡，“此天下之大命脉也”⁽⁶⁾。显然，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常州、镇江、南京、太仓等江南地区主要输出高价值的手工业产品，特别是棉、丝织品，输入的则是低价值的粮食和手工业生产原料。清初，江南布又大量售往湖广、江西、两广、福建和东北等地。江南棉布作为商品进入市场的数量每年约为两千数百万匹⁽⁷⁾。江南地区的丝织品同样销往全国各地，苏杭丝织品“转而之燕、之齐、之秦晋、之楚蜀滇黔闽粤，衣被几遍及天下”⁽⁸⁾。江南地区成为全国主要的蚕丝生产基地和全国丝织业中心，为支撑这种专业性生产基地的发展，必然需要大量的粮食和工业原料和材料，所以全国各地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输入江南地区。除粮食外，蓝靛、木材、竹、纸、铁、煤、大豆、桐油等手工业生产所需的多种原料也源源不断地流向江南地区。广州、佛山、新会、石湾、南海、东莞、番禺、顺德等珠江三角洲地区在明末清初已经成为重要的蚕桑、甘蔗、茶叶、烟叶等重要经济作物的生产基地和铁器、陶器、蔗糖、船舶等手工业品的生产基地。广东输往广西的主要是食盐、布匹、丝绸、铁器等手工业制品，输往江南的商品则有铁制品、陶瓷、食糖、食盐等，每年从广西购进粮食约1 800万石，烤蚕茧所需的木炭就以千万斤计⁽⁹⁾，从江南则主要输入棉花、蚕丝和丝制品。重庆、汉口、沙市、芜湖、九江等长江中上游地区则以粮食、木材、茶叶、药材为主。每年从重庆顺江东运的粮食在100至150万石左右⁽¹⁰⁾。汉口则有“九省通衢”之称，它与河南朱仙镇、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镇并称“天下四大名镇”，满载淮盐的船舶停泊汉口绵亘数十里，“首尾联络，势若蛇蟠”⁽¹¹⁾。每年汉口的大米运销量在千万石以上，绝大多数为过境贸易⁽¹²⁾。北方广大地区，甚至包括的商业贸易也很发达。京师麇集着大量的贵族官僚和兵丁，以粮食为主的生活资料大量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输入，京师自然成为全国的商业贸易中心。临清除漕粮外也是全国最大的粮食交易市场之一，包括江淮粮、河南粮、东北粮、山东粮，这些粮食或售于京师，或售于江南，每年交易数量多达五六百万石至千万石⁽¹³⁾。其他除临清砖等地方产品外，大量的铁器、瓷器、纸张、茶叶、竹木等也川流不息。晋商、陕商为主的全国各地商人也纷纷参与西北粮食等商品的贸易，许多商人还从事与蒙、维、哈、藏等少数民族的贸易或在恰克图与俄国的贸易。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但商品经济毕竟在不断地为自己的发展开辟着道路。唐宋时期的商品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到明末清初，在东南沿海地区及沿江地区，专业化生产发展起来，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明显加强，商人们追逐商业利润，奔走全国各地，可以肯定地说，商人追逐厚利完全克服了山川阻隔，商品流通成为经济繁荣发展的最活跃的因素，所以我们说，明末清初全国性市场已经初步形成。

（二）明末清初肯定商业与外贸的深刻论述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但积跬步同样可以至千里，科学技术、生产力水平和思想文化等都具有历史继承性，人们对商业的认识水平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和商品经济成分的扩大而逐步提高。司马迁在充分肯定人们欲望和逐利的基础上，曾经指出经商求富的正当性，认为商业就像农业、工业一样，是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经济部门。他说农、工、商、虞四业按一定比例协调发展，“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因为人们的消费品要“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缺少了哪一个部门，社会再生产都将无法正常进行，民众的生活就会受到不利影响，社会就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¹⁴⁾。两宋时期的学者对商业的认识水平进一步提高，北宋大文豪欧阳修认识到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他在上皇帝疏中说，商业不断发展，商人乘时射利，“自汉以来，欲为法而抑夺之，然不能也”。接着他分析了形成这种情况的深层原因，“盖为国者兴利日繁，兼并者趋利之巧，至其甚也，商贾坐而权国利，其故非也，由兴利广也”。于是他断言，“夫兴利广则上难专，必与下而共之，然后流通而不滞”，告诫皇帝，“夺商之谋益深，则为国之利益损”，所以“大国之善为术者，不惜其利而诱大商，此与商贾公之，取少而致多之术也”⁽¹⁵⁾。这种“与商共利”的思想是前人没有的。南宋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叶适对王安石攘夺商人利益的官营商业不以为然，认为富商大贾握轻重之术确实获取了厚利，但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起着“供上”和“养民”的双重作用，因此他强调指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¹⁶⁾。

明朝中后期，人们对商业与远距离贸易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理学大师王阳明认为“四民异业而同道”，“人皆可致良知”⁽¹⁷⁾。权臣张居正则十分经典地论述了农商相互作用的“权衡”关系，主张“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¹⁸⁾。李光缙认为：“天下无清士，则世风坏。天下无贾人，则世业衰。两者并存于天地间，如日之有月，如风之有雨。或振民行，或治民生，缺一不可”⁽¹⁹⁾。泰州学派的何心隐在充分肯定“欲”合乎天性基础上，提出“商贾大于农工”、“超农工而为商贾”的论点⁽²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羲著有《明夷待访录》等书，在政治上公然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经济上代表工商业者的利益，把宋明以来的重商理论又推进一步，批判了“重本抑末”这一思想教条，正面指出工商“皆本”，在叶适“非正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正论”，达到封建时代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对商业的充分肯定，当然也会对商民出海贸易给予充分肯定。明末的浓德符著《野获编》一书，对海禁主张嗤之以鼻，进行了无情的讽刺。“我朝书生辈，不知军国大计，动云禁绝通番，以杜寇患”，批驳了海禁主张及其根据。他说对外贸易可以获取厚制，并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市易之制，从古有之，而宋之南渡，其利尤溥，自和好后，与金国博易，三处榷场，其岁入百余万稽，所输北朝金缯，尚不及其半”。有人说对外贸易会导致海患，对此，沈德符论断恰好相反，认为杜绝寇患之说不足为凭。因为“闽广大家正利官府之禁止而潜通岛夷”，当政府严厉禁止而断其利源的时候，他们就“积愤称兵”。所以，他在正反两方面论证海禁有害之后，主张明政府应该明白晓示中外商民，凡沿海各港口“华夷舟楫俱得住泊”⁽²¹⁾。张翰则把对陆路互市同海上贸易进行比较。他说：“筹国者知互市之利而不知海市之利”，认为这是十分愚蠢的，并断言中外贸易势所必然，因为“东南诸夷利我中国之货，犹中国利彼夷之货，以所有易所无”。他还指出通海贸易的两大好处，一是可以“获富于民”，二是可以使夷寇之患“自息”。强调“海市有利而无害”⁽²²⁾，因而力主对外贸易。王世懋也认为明政府断绝中外贸易是导致倭寇作乱的直接原因，他说：“海寇之不息者”原因就在嘉靖“禁不通商”，导致“贸贩无路”，而“海中之利无涯，诸蕃奇货本一利万”，就不得不武装走私，而“终岁海中为寇”。因此，他认为“莫若奏闻于朝，修复旧制，沿海凡可湾泊舡处及造船出海处，各立市舶司”。他认为这样做有三点好处。一是“国利其用”，即国家可以通过对外贸易抽取市舶之税，增加财政收入。二是“民乐其宜”，即国民可以互通有无，满足民众生产生活的需要。三是弭灭寇患，即中外开展正常贸易，“因其欲而怀之”，既然可以通过贸易获得厚利自然不必为寇劫掠⁽²³⁾。徐光启认为海外贸易是大势之所然，绝对不能阻挡。“官市不开，私市不止，自然之势也，又从而严禁之，则商转而为盗，盗而后得商矣”。“譬有积水于此，不得不通，决之使由正道，久而不溢，若塞其正道，必有旁出之窦，又塞其旁出之窦，则必溃而四出”⁽²⁴⁾。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王夫之也充分地肯定了对外贸易，论证了对外贸易的不可避免性，“禁之于关渡之间，则其雠之也愈利，惶惶求利之民，四出而趋荒险之径以私相贸易，虽日杀人而固不可止”。因此他主张自由开展对外贸易，达到互通有无、富国富民的目的。他说“可以出市于人者，必其余于已者也。此之有余，则彼固有所不足矣；而彼抑有余，又此之所不足也。天下交相灌输而后先人之用全，立国之备裕”。否则，则于国计民生均有损害。“金钱者，尤百货之母，国之贫富所司也。物滞于内，则金钱拒于外，国用不赡，而耕桑织衽采山煮海之成劳委积于无用，民日以贫”⁽²⁵⁾。他的外贸思想较以前的思想家是有发展的。

康熙时著名封疆大吏慕天颜在《请开海禁疏》中，极力倡导清政府开海贸易，把它提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来论述。他说：“惟番舶之往来，以吾岁出之货，而易其岁入之财。岁有所出，则于我毫无所损，而殖产交易，愈足以鼓艺业之勤；岁有所入，则在我日见其赢，而货贿会通，立可以祛贫寡之患。”⁽²⁶⁾“日有所出”，还不会使国家财富减少，是因为出口商品越多，越可以刺激生产，既所谓“可鼓艺业之勤”；“日有所入”，则可立即祛贫致富。过去许多思想家皆是把中外贸易论为互通有无，有人认为出口于国家无利，有人认为进口会造成“国之贫富所司”的金钱又外泄，于国家不利，认识或者片面，或者肤浅。慕天颜的认识水平已达到古代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可以说在他的外贸思想中闪着惊人的光辉，与同时代的欧洲重商主义思想相比还要深刻系统全面。

雍正时的蓝鼎元对康熙的海禁给予猛烈抨击，形成了重视海外贸易和发展海外贸易的光辉思想。他在雍正二年写了《论南洋事宜疏》⁽²⁷⁾，系统地批驳了康熙时实行海禁的种种借口，认为皆为无稽之谈，不足为凭。认为海禁造成“百货不通，民生日蹙，居者苦艺能之罔用，行者叹治远之无方”，摧毁了沿海繁荣的工商业，从而造成大批工商业者失业，“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变“家给人足”为“穷困不聊”。这样，令人“残目伤心”的沿海民众，被迫“走险海中”为盗，破坏了社会秩序的安定。接着他提出对外贸易对国计民生的裨益：第一，富民之举。他说：“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以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内地贱菲无足重轻之物，载至番境，皆同珍具，是以沿海居民，造作小巧技艺以及女红针黹，皆于洋船行销，岁收诸岛银钱货物百十万入我中土，所关为不细矣”。意思是说海外市场的开拓可成为沿海居民的谋生之路，获得厚利，也是手工业生产得以快速发展的必备条件。第二，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他说开海贸易，“各处钞关且可多征税课，以足民者裕国”。关于外贸可以增加财政税收，这并非什么新思想，但他借以来打动清政府，达到开海通商的目的，还是有积极意义的。第三，缓解社会矛盾。他认为既然禁海造成无业游民走海为盗，那么，开南洋有利而无害，非但可以“外通货财”，而且可以“内消奸宄”，也就是使被激化了的社会矛盾得到缓和。

（三）明末清初形成经商的社会风气

明末清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发生变化，人们不再鄙视商人，经商致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们的羡慕，使很多人进而走上经商的道路。清朝大思想家唐甄就是弃官经商的典型。在东南沿海许多地区，“商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赀交接，起落不常”，“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徽州府志称“农十之三，贾十之七”，苏州、扬州、杭州、临清等商业城市，“民半商贾”。有人甚至夸张地说“今天下之民，从事于商贾技艺、游手游食者十而五六”⁽²⁸⁾。何良俊则说“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²⁹⁾。还有人说徽州是“诎者力不足于贾，去而为儒；赢者才不足于儒，则反而归贾”⁽³⁰⁾。这种情况就全国而言显然并不普遍，但在某些经济发达地区出现并加快向较大范围内扩展是不争的事实。

国内市场的不充分与东南沿海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矛盾，促使商人向海外寻找市场。“人辄违禁私下海，或假借县给买谷捕鱼之引，竟走远夷”⁽³¹⁾。“童华，兰溪人，以巨资为番商”⁽³²⁾。王在晋《越镌》卷21中列举四件海商案，其中三件为商人集资购买当地的丝织品和磁器、白糖等，与日本通商。徽州、宁波等地商人携带大量资金进入沿海市场，参与海外贸易，而广东、福建沿海商人以特有的地理优势活跃于海上贸易。“夫漳、泉之通番也，其素所有事也，而今乃及福清。闽人之下海也，其素所习闻也，而今乃及宁波。宁波通番，于今创见。又转而及于杭州。杭之置货便于福，而宁之下海便于漳。以数十之货，得数百金而归，以百金之船，卖千金而返，此风一倡，闻腥逐膻，将通浙之人，弃农而学商，弃故都而入海”⁽³³⁾。明中叶后发生在东部沿海的海外贸易、海外移民、走私冲突甚至倭寇之乱的主要原因应是华东经济发展与海外贸易之间的推拉作用。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对此作了阐释：“海滨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鹜”。“今海贼据浯屿、南屿诸岛，公然番舶之利，而中土之民，交通接济，杀之而不能止，则利权之在也”。

在海洋利益的驱动下，东南沿海许多地区出现了农业经济向海洋经济的转型，越来越多的社会大众将具有海商、海盗双重身份的所谓“海贼”视为他们崇拜的英雄，甚至参与其中。“有等嗜利无耻之徒交通接济，有力者自出资本，无力者转展称贷，有谋者诓领官银，无谋者质当人口，有势者扬旗出入，无势者投托假借，双桅三桅，连樯往来。愚下之民一叶之艇，送一瓜，运一樽，率得厚利，驯致三尺之童子，亦知双屿之为衣食父母。远近同风，不复知华俗之变于夷矣”⁽³⁴⁾。“寇回家皆云：‘做客回’，邻居者皆来相贺”⁽³⁵⁾。月港“僻在海隅，遥通夷岛，生聚蕃盛，万有余家，以下海为生涯，以通番为常事”⁽³⁶⁾。“男不耕作，而食必粱肉；女不蚕织，而衣皆锦绮，莫非自通番接济、为盗行劫中得来”⁽³⁷⁾。当时人们已经把下海经商视为“衣食父母”，所以许多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便主张开放互市，化寇为良。吴朴在《渡海方程》中更进一步主张，朝廷不仅应该开放海禁，还要把国家权力延伸到海外，保护海商的利益，在海外“置都护府以制之”，“请于灵山、成山二处，各开市舶司以通有无”⁽³⁸⁾。由此可见，对商业和对外贸易的认识水平已经明显提高，弃农经商、弃儒经商、致仕经商、弃官经商风气已经形成，广大商民海外冒险精神的萌生和海外牟利的实践等等，都成为清朝对外贸易的坚实的社会基础。

二、明末清初发展对外贸易的良好环境

（一）周边国家对中国商品的传统依赖

中国是东方古老的文明国家，从春秋战国时期的铁器牛耕开始，生产力水平就远远高于周边的所谓蛮夷国家，四大发明就是中国科技领先世界的典型代表，精美绝伦的丝织品和瓷器等很多商品为周边国家所普遍仰慕和喜爱。周边国家总是希望通过用地方的土特产品来交换中原大地的高档手工产品。明清时期的东西两洋对华贸易的渴望尤为强烈，“是两夷者，皆好中国绫缎杂缯，其土不蚕，惟藉中国之丝到彼，能织精好缎匹，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丝百斤，值银百两者，至彼得价二倍。而江西磁器、福建糖品果品诸物，皆所嗜好”⁽³⁹⁾。

清朝时缅甸曾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中国以断绝贸易来制裁。“缅自中国闭关市以来，土产象牙、苏木、翡翠、碧玉，铜斤恃云南官商采买者，皆壅滞，且频年用兵暹罗，国用日绌”⁽⁴⁰⁾。当时缅王遣使清廷的表文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自禁止通商以后，边民生计艰难，还祈照旧开关，使小臣所产棉花等物借以销售，不但小臣身蒙厚德，且举国臣民均沐天恩于万万年矣”⁽⁴¹⁾。所以，缅甸低下头来要求朝贡贸易，企图以此来重建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乾隆五十二年，缅甸国王遣使率众百余人，赍金叶表文及各种地方特产，“恳求进贡”。乾隆五十四年，缅甸国王借贺乾隆帝八旬万寿请求进贡。由于缅甸国王同意进入朝贡体系，所以当他“又请开关禁以通商旅”时，“帝皆从之”⁽⁴²⁾。乾隆五十五年，清廷任命云南粮储道永慧等“赴缅宣封”时，缅甸国王非常重视这次册封，迎候招待，极为恭顺，跪迎御赐，行九叩大礼⁽⁴³⁾。缅甸国王如此恭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要与中国开展贸易。

琉球国对中国产品的依赖程度更高。乾隆时地方官在奏折中说：“窃查琉球一国远处东南，地多荒僻，产物无几，凡食物器用多需内地。”⁽⁴⁴⁾琉球国王曾在奏疏中说：“敝国地土硗确，无丝生产，寸丝尺缕向仰给于天朝，以需国用，以济困乏”⁽⁴⁵⁾。由于清朝初年的海禁甚严，正常的中外贸易几乎完全断绝，所以，在顺治时，琉球就臣服清廷，通过朝贡的形式从事贸易。康熙收复台湾后，规定琉球两年一贡，贡船两艘，接贡船一艘，遂成定制。由于朝贡贸易对琉球更为有利，所以琉球就千方百计地增加朝贡的机会，不断以谢恩贡、庆贺贡等诸多名目加贡。每当加贡之时，清帝也常常恩准将加贡抵下期正贡，但每当遇此殊典，琉球国王无一例外地请求正常纳贡，而且总是“情辞恳切”、“情辞真挚”、“恳恩免抵正贡”⁽⁴⁶⁾。此类寻找机会加贡，情辞恳切地请求赏收免抵正贡，抓紧时间补贡的记载，在清朝的典籍中可谓俯拾即是。显而易见，琉球主要是企图以朝贡手段实现对华的贸易。因为贡船上主要是贸易货物，接贡船上则完全是贸易货物。琉球的贡船来华无一例外地携带大量贸易货物，在这方面，清政府是允许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中琉球朝贡船只所随带货物清单均详列货物的种类及其数量，仅海带一项在乾隆中期以前就达10余万斤，道光以后达20余万斤，鲍鱼也在一至二万斤之间，在数量上远远超出正贡之物，至于海参、鱼翅等20余种商品尚未包括在内。如果按数量计算，随带货物则是贡物的十倍到数十倍。贡船和接贡船均无一例外地在福建售货后大量购置内地货物回国⁽⁴⁷⁾。

朝鲜是最早被清军征服的国家，中朝之间建立起稳定的宗藩关系而开展朝贡贸易。中朝之间的贸易历史悠久，朝鲜尤其喜欢中国的商品，对中国的商品具有很大的依赖性。朝鲜人赵庆男说：“我国之物，最以为珍者：绵布、白苎布、白纸、画席、獭皮、鮊刀子、食盐、大米云。”⁽⁴⁸⁾在自由贸易无法进行的情况下，朝鲜就在朝贡贸易上下功夫。康熙五十三年，清廷明确规定：“节行方物外，如遇颁诏进贺礼物及为敕使颁诏所进谢恩礼物，亦令照例进献；应事件进到谢恩礼物，俱令停其收受，其谢恩照常进表，不必进献礼物。”雍正朝，除三大节“随表贡物”外，其余所有“随表贡物”，清廷均令留抵正贡。乾隆帝停止朝鲜额外贡献的谕令更多，乾隆四十五年，上谕：“嗣后除岁时庆节正贡，仍听其照例备进外，其余陈谢表章，所有随表贡物，概行停止。”⁽⁴⁹⁾但朝鲜国王则认为“有表无方物，殊非称谢之本意”，但皇旨又不能公然违背，只能找出种种原因，以与原例“事体有别”为由，仍然随各类谢表奉献礼物，“以致备抵之物，辗转存积”。乾隆帝与朝鲜国王开始了进贡与回赐的拉锯战，为了坚守“厚往薄来”的外交原则，乾隆帝企图说服朝鲜方面没完没了的“随表贡物”均告无效，乾隆帝万般无奈，只好命令礼部将“所有朝鲜国历年留存各物，竟著该衙门悉行收受，仍按照原物从优加赏”。这种赏收与特赐成为清朝与朝鲜朝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嘉庆道光朝。由此可见，朝鲜对发展同中国贸易的强烈愿望。

俄罗斯与中国的边界线漫长，该国对于开展与中国的贸易颇为积极。“俄罗斯则又以中国之大黄为上药，病者非此不治。旧尝通贡使，许其市易，其入口处曰恰克图。后有数事渝约，上命绝其互市，禁大黄，勿出口，俄罗斯遂惧而不敢生事”⁽⁵⁰⁾。以一个堂堂的俄罗斯帝国，竟然百般迎合清朝帝王虚骄的天下共主心理，在中俄交往中之所以曾经取得令当时西方国家垂涎三尺的北京贸易地位并在北京设立俄罗斯馆，俄罗斯是付出巨大的代价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俄国的贸易特权“是由俄国人付出屈尊容忍的代价换来的，它只有算作中华帝国的一个朝贡藩属才得侧身天朝的朝廷”⁽⁵¹⁾。清政府也许心里明白，俄国并非琉球、暹罗那样的朝贡国，但北京贸易则基本上按朝贡模式设计，比如规定三年一次，一路免费供给接待，使节要行大礼等。显然，俄罗斯需要中国的商品，需要与中国贸易，俄国人完全承认这点。俄罗斯人“早就习惯于这种自童年就消费的从中国运来的东西，在恰克图贸易中断以后，人们陷入极大的恐慌之中，还有许多家庭由于失去相关的工作而变成赤贫，只好沿街乞讨”⁽⁵²⁾。

（二）西方国家开拓中国市场的强烈愿望

从十六世纪初开始，西欧国家进入了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大批商人和传教士成为海外扩张的先驱者奔向世界各地。葡萄牙人捷足先登来到中国，随后的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也接踵而至。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占据了澳门，便长期居住下来与中国开展贸易；天启四年（1624年），荷兰人占据了我国的台湾；崇祯十年（1637年），第一艘英国商船闯到广州进行贸易。明清鼎革以后，社会经济虽然遭到战乱兵燹的破坏和摧残，但康熙中期以后逐步得到了恢复和缓慢发展，“物产丰盈”的中国对西方商人当然具有不容置疑的吸引力。顺治和康熙初年，荷兰、葡萄牙曾派遣使节到北京，要求开放通商。但清政府把它们看作朝贡国，只允许入贡时附带进行贸易。康熙统一台湾后，便下令开放海禁，允许中国商民出洋贸易，允许西方国家的商人来华贸易，为管理中外贸易，还在东南沿海设立闽粤江浙四海关。但康熙在宣布开海贸易设关管理的同时，又颁布了一道又一道限制对外贸易的法律法规，经过其孝子贤孙的继承和发展，逐步形成了以绝对禁止和严格限制为基本立意的对外贸易法制，中外海上贸易虽有发展，但还远远不能满足欧美资产阶级商人的要求。

17世纪以后，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先后夺取了政权，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取消了封建割据和等级制度，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组建了自己的政府，奉行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工商业政策，制定颁布了一整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法律法规，从而为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从16世纪开始、到18世纪相继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为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诞生提供了大批自由劳动者和巨额的货币资本，满足了资本家大规模投资的需要，特别是股份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使许多工业企业从一开始就形成了规模经营，使生产在原有的基础上迅速扩大，在18、19世纪引爆了工业革命。近代大机器的采用是一种生产力的革命性提高，它所创造的生产力比此前若干世纪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大。工业革命的完成创造了对世界市场的强烈渴求，使欧洲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日益广大的国际市场并使之成为原料供应市场和工业品销售市场。因为工业革命的直接结果就是第一次在世界上建立了近代大机器工业体系，它与以往的手工业生产不同，它本身就是一种世界性的生产。在竞争规律的作用下，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需要不间断地扩大再生产，它的庞大的生产能力所创造的商品是任何生产国家自身无法实现的，堆积如山的庞大商品使国内市场相对狭小，它的产品绝非本国的市场所能容纳。与此同时，铜材、木材、小麦、棉花、羊毛、咖啡等生产资料类商品日益大量地参与到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全过程，并成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不可缺少的必备条件，而各国资源禀赋不同，不可能所有类别的生产资料都能自给，因为大机器工业吞噬原料和材料的能力是中世纪手工业作坊和资本主义早期的手工工场所无法比拟的。因而，它需要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这就必然驱使它从国内市场奔向国际市场。不但大机器工业生产的庞大商品本国市场不能容纳，与大机器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已非本国生产的原材料所能满足，从而创造了开拓国际市场，与各国建立贸易关系的强烈愿望，而且大机器工业还创造了实现这种强烈欲望的手段，那就是带来了交通工具和交通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及方便快捷的通讯工具。以蒸汽机和内燃机为动力的巨型远洋轮船运量大、运费低、抗风险能力强，它的问世迅速排挤了帆船运输，使海运运载量数十百倍地增加，运输时间数十百倍地缩短，运输费用更是大幅度降低，把世界各国联系了起来。轮船运输业使国际贸易商品的主体已不再是体积小而价格昂贵的奢侈品，凡矿石、金属、木材、谷物等大宗低值货物尽皆成为国际贸易商品。也就是说，大机器工业为国际分工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使分工的欲望得以实现。因为世界各国彼此互为市场的客观条件是交通工具的运载能力，传统的木制帆船运输量小，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弱，漂洋过海运输商品进行贸易，单就运输成本而言也是很高的，所以只有体积小、价格昂贵的奢侈品才能在不同国家进行贸易。大机器工业制造的轮船运输量大，导致货物的国际运费大幅度降低，大宗低值货物从容不迫地进入了国际市场，而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轮船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强，使得任何商品都可以实现在国际间完成流通，天涯海角无所不往，人间万物皆可运输。

英国较早地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又最早开始工业革命并率先完成工业革命，从而成为最早的工业国，在国际经济中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被称为“世界工厂”。经典作家也把它称为“农业世界的伟大中心，是工业的太阳”。作为世界工厂的英国与作为世界农村的世界各国建立贸易关系，则是资产阶级的本能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在英国人看来，北美大平原和俄国是他们的谷物种植园和粮仓，加拿大和波罗地海诸国是他们的森林，法国和西班牙是他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沿岸是他们的果园，澳洲和北美洲是他们的牛羊牧场，秘鲁是他们的银矿，加利福尼亚是他们的金矿，美国人要为他们提供棉花，中国人要为他们提供茶叶，印度人要为他们提供香料⁽⁵³⁾。由此可见，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资本主义经济蒸蒸日上，并迅速在军事上击败老牌殖民帝国掌握了海上霸权，到19世纪中叶，英国开拓国际市场的愿望已经十分强烈。

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尽管经济比较落后，但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当然会成为英国资产阶级的首选目标。康熙二十八年，英船“防御号”来到广州，康熙五十四年，英国在广州设立商馆。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每年开到广州来贸易的商船常达数十艘，最高的数字是乾隆五十二年的六十二艘和道光六年的八十五艘。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在茶、丝贸易中获利极大。但在英国商人看来，中国限制对外贸易的法规极大地束缚了英国商人的经营活动，已然不能满足英国资产阶级对中国市场的日益增长的需求，所以他们绝对不甘心限于一口通商。乾隆二十四年，英商洪仁辉赴天津呈诉，控告粤海关勒索，要求宁波开埠，结果反而引起清廷的强硬反应，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虽受惩处，而乾隆认为“番商有意把持，必欲去粤向浙，情理亦属可恶”⁽⁵⁴⁾。不但不准别口通商，而且将洪仁辉判处圈禁澳门三年。

尽管如此，“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发展的英国，急于对外扩张，寻找农副产品供应地和商品市场”⁽⁵⁵⁾。英国资产阶级仍然千方百计拓展对华贸易，多次派遣庞大的具有外交与外贸双重性质的代表团来华，要求建立正常的外交与外贸关系。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派遣驻孟买总督马嘎尔尼勋爵率领庞大的代表团访华，为使访华取得成功，“马嘎尔尼使团努力博得清政府的好感。英国国务大臣邓达斯给马嘎尔尼的指示中说：为了避免中国的误会，要使中国人知道英国使团的主要目标是向皇帝祝寿，广州贸易虽然存在弊端，但不要在微小的弊端方面提出抗议，不要在这些问题上触犯中国人”⁽⁵⁶⁾。同时英国还为马嘎尔尼配备了商务、科技、军事人员六百多人，分乘海军军舰“狮子号”、“印度斯坦号”、“豺狼号”，浩浩荡荡驶往中国，打着给乾隆祝寿的名义与中国政府开始了正式的谈判，其目的就是为了商务利益，就是要使中国成为英国制造业的市场。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十七日，马嘎尔尼使团抵达北京圆明园，八月十日，马嘎尔尼及副使等人在热河行宫觐见了乾隆皇帝。随后英使提出了在北京设立大使或领事，增开宁波、舟山、天津等口岸，租借舟山附近小岛以存放商品，在京城另立一行以方便交易等六项要求。乾隆皇帝对这些要求断然予以拒绝，马嘎尔尼访华以失败告终。但英国大资产阶级并不甘心清朝外贸法制对中英贸易的限制和阻遏，一再努力与中国建立起正常的贸易关系。嘉庆二十一年，又派遣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前来中国。这一使团的级别很高，正使阿美士德是英国贵族，也是英国国王的侍从官。副使斯当东曾随同马嘎尔尼使华，此后一直在东印度公司任高级秘书和大班，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中国问题专家。另一副使埃利斯也曾在东印度公司任职多年，对亚洲情况相当熟悉。使团翻译马礼逊是在华的老牌传教士。总的来说，英国政府对这次组团来华高度重视并寄予厚望。使团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与中国正常的外交与外贸关系。具体来说，争取在北京建立大使馆及重要贸易港口的领事馆等，与中国进行平等的外交与外贸磋商，为建立中英之间正常的贸易关系提供保护和服务，争取英国商人可以自由在华进行贸易，取消英国商人在华贸易的各种限制，确保英国商人合法的利益不受侵害。尽管因为礼仪问题，这次努力又一次以失败而告终，但确实反映了以英国为代表的欧美国家对拓展中国市场的强烈愿望。

显然，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各国完成工业革命后，不断通过各种机会和各种途径尝试着要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平等的外交与外贸关系，开拓中国市场的愿望非常强烈。这种强烈的对华贸易愿望和努力，实际上是中国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发展对外贸易的天赐良机，也可以说清朝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发展对外贸易的良好的国际环境。

三、明末清初发展对外贸易的自身能力

（一）明末清初诸多出口产品的较强竞争力

明清之际，在全国各地均出现了家资万贯的富商巨贾，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必然要向手工业渗透。明万历以后，丝织业已是江南的支柱手工业，江南地区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宁国、杭州、嘉兴、湖州八府以及太仓州在明清时期已经成为全国主要的蚕丝生产基地。在蚕丝业发展的基础上，江南成为全国丝织业中心。珠江三角洲专业化生产特色明显，蚕桑、甘蔗、茶叶、烟叶种植极为普遍。手工业生产也很具特色，佛山的陶瓷业、冶铁业闻名天下，所谓“天下产铁之区莫良于粤，而冶铁莫良于佛山”⁽⁵⁷⁾。广州的造船业、丝织业，南海、东莞的棉纺织业，番禺、东莞、增城的制糖业，顺德的缫丝业等都很发达。正是江浙棉、丝加工业等手工业的支持才使粮食、棉花、棉布、生丝、丝织品等大宗商品在全国范围内长距离流通。这说明明末清初以手工生产为支柱的远距离贸易不但发达而且具有比较坚实的基础。这是国内远距离贸易的基础，当然也是对外贸易的基础。特别是在江南地区还出现了一批以苏、杭为代表的工商业城市。如以丝织业著称的江南盛泽镇，以棉布业著称的松江府，因榨油业和蚕丝业而发展的浙江崇德石门镇，以制瓷业著称的景德镇，以铁器制造著称的广东佛山镇等等⁽⁵⁸⁾。具有明显工商业性质的城市兴起为开展远距离贸易甚至对外贸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当时中国的手工业发达，才使中国的产品在海外市场上深受欢迎，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可以获得厚利。“海中之利无涯，诸番奇华本一利万，谁肯顿息哉”⁽⁵⁹⁾。“闽广奸商，惯习通番，每一舶，推豪富者为主，中载重货，余各以己资市物往牟，利恒百余倍”⁽⁶⁰⁾。“以数十之货，得数百金而归，以百金之船，卖千金而返，此风一倡，闻腥逐膻，将通浙之人，弃农而学商，弃故都而入海”⁽⁶¹⁾。生丝及丝产品是中国的传统出口商品，16世纪下半期，从马尼拉向西属美洲贩卖中国丝绸的利润最高达到成本的十倍。由菲律宾输入西属美洲的中国丝绸，就因“价格低廉、销售普及”而使西班牙本国丝绸基本退出美洲市场，西班牙国王看到中国丝绸贸易引起白银流入中国，颁发了几十道限制中国丝绸向美洲销售的命令⁽⁶²⁾。具体来说，16世纪末，载着绸缎、棉布、瓷器的商船从马尼拉港驶往南美海岸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是由西班牙人经营的明帝国与美洲的贸易，西班牙商人从当时的中国获取丝绢、棉布、瓷等商品，并将之转口到美洲以换取白银，再将这些白银作为支付给明帝国商人的硬通货。从此，每年大约有数百万两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明朝统治下的中国。帝国的商人被巨大的利润吸引到东南亚，数万人集中在吕宋，带去丝织品、棉织品、瓷器、茶叶、布匹、锦缎、丝绒等商品，换回自美洲运来的白银。这就充分说明了中国很多商品在当时国际市场上处于领先和主宰地位，即使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的领先地位还维系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显然，明末清初，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国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非常受欢迎，对外贸易利益巨大，说明中国的出口商品具有相当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在英国工业革命以前，欧洲商品的最低成本价格也是中国商品的三倍以上，欧洲最好的棉织品的质量仍不能与产自中国杭、嘉、湖的丝绸相媲美。商品持续而大量的输出，白银和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全世界不断地向中国支付硬通货。

（二）明清之际中国海商实力的增强

明代曾经奉行海禁政策，商人们为了追逐对外贸易的巨大利益，便武装走私，从而形成具有相当规模的武装海商集团，当时封建统治者称之为“海寇”。事实上，他们就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只因铤而走险，触犯了海禁律法，而被视为海盗。时人唐枢明确指出：“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⁶³⁾从世界历史来考察，早期海商集团都具有亦商亦盗的特征。在对外贸易的全过程中，民间海商之间为争夺贸易地盘，通常会集结在不同的强力人物周围，彼此明争暗斗，甚至互相残杀，亦商亦盗，司空见惯。这些海商的组成成份比较复杂，有的人是先从事内贸转而经营外贸，有的是内外贸兼营，有的是受官府欺压而下海经商以逃避官场的凶险，有的是“迫于贪酷，苦于役赋，困于饥寒”的小民。这些人有思想有胆识，在长期的对外贸易中，必然逐步形成一定的实力雄厚的贸易集团。明末清初已经形成的海商集团都具有很强的对外贸易能力。

徽商许松、许栋、许楠、许梓四兄弟，不仅活跃在国内市场，而且还经营海外贸易。俞大猷曾说：“数年之前，有徽州、浙江等处番徒，前至浙江之双屿港等处买卖，逃广东市舶之税，及货尽将去之时，每每肆行劫掠”⁽⁶⁴⁾。胡宗宪说：“嘉靖十九年，贼首李光头、许栋引倭聚双屿港为巢。光头者，福人李七；许栋，歙人许二也，皆认罪系福建狱，逸入海，勾引倭奴，结巢于郭巨之双屿。”⁽⁶⁵⁾郑舜功说，许二、许三先年下海通番并娶大宜满刺加女子为妻，自后许四与许一“尝往通之”，嘉靖十九年，许氏四兄弟“潜入大宜满剌加等国诱引佛郎机国夷人，络绎浙海，亦泊双屿、大茅等港，以要大利”⁽⁶⁶⁾。明政府虽然捕获许一，但未能阻止许氏集团的海上贸易活动。许二、许四千方百计组织当地的一般商人从事对外贸易，先是把以双屿为基地的福建海商李光头收归旗下，后又与“驾船七十余艘至浙海”的海盗商人林剪联合，使许氏海商集团实力大增。这样，就形成了以许二为首的海商集团。嘉靖二十七年，浙江巡抚朱纨率军队“破其巢穴，焚其舟舰”，许氏兄弟惨遭失败，逃往西洋。许氏海商集团被朱纨击溃后，许氏海商集团重要干将之一的王直便与叶宗满等人跑到广东，“造巨舰，收带硝黄、丝棉等违禁之物抵日本、暹罗、西洋等国，往来互市”⁽⁶⁷⁾，在武力吞并浙江洋面上的海商陈思盼后，迅速形成了以王直为首的更大的海商集团，几乎完全控制了浙江海面的贸易及运输。叶宗满、徐惟学、谢和、方廷助、毛海峰、徐碧溪、徐元亮等人都在王直的掌控之下。王氏海商集团的毛海峰船队满载各种货物扬帆世界各国，“凡五六年间，致富不赀，夷人信服，皆称五峰舡主”。王直一心一意想得到明朝政府的批准，在海上从事合法的贸易活动。然而明王朝竟派俞大猷“驱舟师数千围之”，王直逃往日本，建立贸易基地，在中日之间进行海盗式走私贸易。嘉靖三十一年，王直带领巨舰百余艘蔽海而来，迅速攻入浙江腹地，明确向明政府提出开放海禁、通商互市的要求。并一再声明：“我本非为乱，因俞总兵图我，拘我家属，遂绝归路。”并强调：“倭国缺丝棉，必须开市，海患乃平。”嘉靖三十六年，王直回到舟山群岛向胡宗宪递交要求通商的请求书，希望“胡军门代为疏请通商”⁽⁶⁸⁾。后明朝政府诱捕王直入狱，王氏海商集团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王直海商集团成员之一的徐海在实力雄厚时便脱离王氏海商集团另起炉灶，出没于江浙海面与王直海商集团并驾齐驱，成为著名的徐海海商集团。嘉靖三十三年，徐海海商集团拥众五六万，有海船千余艘。攻占嘉兴柘林，随后攻乍浦、海宁，陷崇德，袭德清，大败官兵。杭州、苏州等大城市也危在旦夕。后为胡宗宪所败，徐海海商集团瓦解。明末清初，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在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中迅速崛起，顺治七年，郑成功曾占领厦门、金门两岛，积极拓展与日本、吕宋、暹罗、交趾等国的贸易，每年从对外贸易中获利高达七十余万两白银⁽⁶⁹⁾。所以，郑成功有足够的财力和物力于1662年把荷兰殖民者赶出台湾，成为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位建立自己政权的海商。

在清初海禁时期，平南王尚可喜、尚之信父子委托藩王府僚属沈上达组织一批精干人员从事海外贸易活动，外国商人称之为“广东王之商人”，他们建立了一支千艘商船的船队，直接从广州到南洋各个国家和地区经营贸易，获得巨额利润。康熙时担任广东巡抚的李士桢对此曾有详细的报告：“自康熙六年奉文海禁，外番船只不至，既有沈上达等勾结党棍，打造海船，私通外洋，一次可得利银四五万两。一年之中，千船往回，可得利银四五十万两，其获大利也⁽⁷⁰⁾”。上海县人张元隆是江浙沿海有名的大海商。张元隆在上海开设洋行，贩运货物，“立意要造洋船百艘，往来东西二洋及关东等处”。他希望建立一支庞大的远洋商贸船队，主动到外洋与异国通商，大有开展全球贸易的宏图大志。到康熙四十九年，张元隆已拥有洋船数十只，招募福建水手，冒用华亭籍贯，“请关县牌照，藉称贸易”。商船照票例应一年一换，而张元隆的船只常常经年不归，其贸易对象已经大大超出清廷许可的南洋诸国的范围⁽⁷¹⁾。江苏巡抚张伯行说：“张元隆伙贼甚多，将苏州米粮买去”。显然，张元隆大量私贩米谷出洋，成为经营大宗稻米走私的大海商。

米粮是大宗低值货物，完成国际货物运输必须拥有足够的运输能力。康熙晚年曾谕大学士九卿等：“朕南巡过苏州时，见船厂问及，咸云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悉卖在海外，赍银而归。官造海船数十只，尚需数万金，民间造船，何如许之多？且有人条奏，海船龙骨，必用%梨木，此种不产于外国，惟广东有之，故商人射利偷卖，即加查讯，俱捏称遭风打坏，此中情弊，速宜禁绝。……张伯行曾奏，江浙之米多出海贩卖，斯言未可尽信，然不可不为预防。出海贸易，海路或七、八更，远亦不过二十更，所带之米，适用而止，不应令其多带，再东洋可使贸易，若南洋，商船不可令往，第当如红毛等船，听其自来耳”⁽⁷²⁾。（乾隆七年）“即以江、浙之苏、松、常、镇、杭、嘉、湖等府言之，人烟凑集，其船只之多，大小不下数十万艘，百姓赖以资生者，何啻数百万人”⁽⁷³⁾。嘉庆九年，有一百多个小商贩集资购买了一艘载重千吨的帆船出海贸易，他们在船上各有自己的舱位，情形“与广州近郊的好镇完全仿佛”。“各种技工如象牙雕刻工、油漆、画匠、铁匠、金银匠等也各有自己舱位出售产品”⁽⁷⁴⁾。到十九世纪上半叶，上海沙船业的阵容相当庞大。道光年间，“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六百号。其大者载官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船主皆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上海土著之富民。每造一船，须银七、八千两。其多者至一主有船四、五十号，故曰船商”⁽⁷⁵⁾。

由此可见，明末清初的中国海商实力非常雄厚，拥有数百商船，甚至能够与明政府的官兵进行沿海城市争夺战，甚至可以打败占领我国台湾的西方殖民主义者，他们的自信、勇气、能力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实力并不比当时的西方商人逊色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