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端解决机制问题

四、WTO争端解决机制问题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世贸组织在总结关贸总协定40多年来实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套新颖而复杂的争端解决制度。在自WTO成立至今的12年多中，WTO争端解决机制为多边贸易体制的安全性及预见性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成为WTO协议最有力的法律保障手段。WTO争端解决机制，既成绩斐然，又暴露出固有的缺陷，还面临着新的挑战。

有学者对WTO争端解决机制12年多来的运作做了如下总结:一方面，WTO争端解决机构受理的案件数量大，涉及面广，所涉协定多而集中，总体执行情况良好，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成绩显著，WTO争端解决机制在总体上具有较高的合理性，符合当今国际社会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取向”的趋势，另一方面，它也面临着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需从长计议，慎重考虑。这些问题与挑战表明，“世贸组织皇冠上的明珠”还需要经受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冲击和洗涤，法治理想与政治实力的不断碰撞会继续影响国际贸易争端解决制度的务实创新，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任重而道远。^[23]另有学者指出，如果说WTO争端解决机制是整个WTO体制的核心，那么履行机制就是该核心的关键，预计在未来3～5年，随着我国国际贸易地位的迅速提高，与美国、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的摩擦势必增多，以我国为争端当事方的案件将进入多发期。如何应对WTO争端解决(包括DSB通过有关裁决或建议之后的履行问题)，值得我国国际法学界及实务部门高度重视。^[24]

有学者以欧盟荷尔蒙案为例，具体剖析了WTO争端解决履行机制中的授权报复之后的程序问题，指出美国继续中止减让案是欧美荷尔蒙牛肉争端的继续，是DSU中后报复时期程序规则缺失的苦果，凸显了增设请求撤销报复授权的具体程序规则的价值，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DSU谈判的重要意义，在仍不能就澄清和改进DSU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各成员也应继续发扬其解决“顺序”问题时展现出的创造精神，力图通过争议当事方之间的特别协议解决问题。^[25]

关于案例研究和WTO案例法是否在WTO争端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有学者结合判例法的基本条件和要素，根据WTO相关规则的要求，通过实证方法分析，论证了WTO争端解决案例法的方法。在严格意义上，判例法的突出特点是遵循先例，案件相同裁决相同;在一般意义上，判例法具有指导作用。WTO司法实践证明，原属普通法系的先例原则，正在WTO法律制度中生根发芽，WTO的争端解决，也明显地表现出了案例法的方法或特点，在实践中越来越向“遵循先例”倾斜，因此这对坚守传统大陆法系法律制度的国家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制度提出了挑战，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卷入普通法国家的诉讼，研究“先例制度”成为当务之急。^[26]

有学者认为，WTO诉讼策略或诉讼技巧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系争措施(measures at issue)。系争措施的确定，决定着专家组职权范围的确定，是专家组程序进入实体审理之前需要解决的先决问题。如何确定系争措施对当事方的胜败影响甚大，而成为系争措施必须是在设立专家组的申请书中指明的政府措施或政府参与的措施。系争措施与WTO争端解决当事方的利害攸关，易被滥用，因此我国在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时，不管是作为申诉方还是应诉方，都应该注意系争措施的正确应用。^[27]

针对中国进口汽车零部件案，有学者指出，目前处理此案的最好方法是通过磋商程序解决争端，而不是进入专家组程序。原告控诉中国主要是因为它们期待从中国广阔的市场获得更多的利益，而且其他国家和公司也有同样的期待。如果利用磋商程序来解决问题，就会给申诉方较多的时间以有利于被申诉方调整政策，从而也可以使被申诉方改变其与WTO规则不一致的措施，最终实现双赢。中国法律文化与制度不同于西方，决定了中国参与WTO争端解决的中国特色，从而有可能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理论与实践产生独特的影响。^[28]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尽管WTO各成员采用磋商的方式解决问题能够避免很多激烈的争议和冲突，但有时却是一厢情愿。以美国为例，美国认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基本标准应当是尽一切可能维护美国利益、为美国服务，但磋商程序却不能够满足其目的，也不能达到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