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背后的阴霾

二、“叫魂”背后的阴霾

那是一个朝野离心的盛世危局。表面上看，国祚强劲，民生富庶，普天太平，一切都显得秩序井然，安乐祥和。但这只不过是一层华美的纱。只要一阵微风，便可拂起内里的躁动，显出久以成痂的疮疤。民间生活的压力源于人口数量的激增。资源的有限与受众的扩张势必激发新的争端，使原有的利益关系格局发生调整。朝廷主人的不安源于特殊的种族与凝固的文化之间，始终存在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龃龌。满汉之间不仅仅是“谁来当王”的争斗，还有“谁是圣者”的交锋。民间关心的是己身的利益，不被外力侵夺，任何危险都足以构成他们“正当防卫”的理由。朝廷忧虑的是尊贵的恒久，在酒池肉林、纸醉金迷中尚须持有骄傲的资本、挥霍的源头。虽然，朝野都是在为利益而奋斗，但二者的注意力并不在一个方向。交会时，那绽放的光亮，比那历史深处的响雷更能震慑今者。“叫魂”的发生及其司法处置，正是朝野交会时发出的那道强光，如平地惊雷，震得那个盛世摇摇欲坠。

据孔飞力介绍，清末妖术由来已久。尤其在1768年，“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据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这样的歇斯底里，影响到了十二个大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官邸均受波及”。⁽¹³⁾在中国的民间意识深处，身体与灵魂是可以分离的，即使是内在的灵魂，也有“魂魄之分”。深层的魂一旦被人唤去，就会使一个人真正死去，并借魂之力，为祸他人。拥有这种叫魂技法的人，通常叫“妖道”或“妖人”。与西方巫术掌握者不同，“妖人”的妖术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学习、秘密传授获得的后天技能。这种技能是不能摆在光明处的，远不如西方历史上巫术曾经受到的崇信。但是，这种技能也并非官家律法明文禁止的，其地位处于正式法律的“灰色地带”。与官方暧昧不明的态度不同，民间法对这种妖术的态度是异常明确的。尽管很多时候民众不得不屈服于这些“妖术”的神魅，甚至还会花金消帛，奉供那些“妖道”，但在合法性、正当性判断上，他们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与这些妖人产生关联，只有情非得已，才构成一丝自我宽宥的理由。民众始终不敢相信，拥有“叫魂”技术的人不会做出侵害他们利益的事情。因为，长年的儒家宣谕使他们明白一个简单而朴素的道理：真正值得他们信任的人一定是身居高位的有德之人，决不能是那些不如他们的社会底层。但传说中的“叫魂”技能恰恰被那些僧道、游乞、莫名者这些被传统农耕生活鄙薄、抛弃的人掌握。对于这些底层危险者的恐惧，构成了那个特殊时代民间意识最具爆破性的导火索。

构成这种焦虑、不安、危惧的深层缘由，是当时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变迁。当时的中国已有了全国性的市场网络，各种消息可以通过连接各个村民与市镇的商道迅速传播。商业的迅猛发展，对传统农耕生活方式提出了严峻挑战。习惯了在“熟人社会”下生活的民众，一旦遭遇陌生人的竞争，就会无由恐慌。“从一个18世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商业与制造业的发展使得处于巨大压力下的农村家庭能够生存下去，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投入每个人的劳动。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当时经济的生气勃勃给我们以深刻印象；但对生活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活生生的现实则是这种在难以预料的环境中为生存所作的挣扎奋斗。”⁽¹⁴⁾一旦民众的焦虑与恐惧形成气候，势必会通过某种形式表现出来并很快蔓延，影响整体社会的意识结构。这种自下而上的冲力，是现代性滋生的标志，也是传统社会面临危机和解体的不祥预兆。

任何处在转型状态的社会，都或多或少地沾染“非均衡发展”的特性。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甚至同一地区内部的经济繁华程度，都出现了明显的分层。这种不均衡的经济发展现实，决定了传统的民众阶层内部也会产生新的分化和对立。那些在转型中保有了既存利益并有效扩张的人士，与那些不幸破产、生活无着的人们，构成了或潜或显的敌对。中心地区与边远地区、富庶的长江三角洲与贫瘠的山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带来了人口的频繁、持久流动。“移民与过客，商人与江湖骗子，僧人与进香者，扒手与乞丐，拥塞在18世纪的道路上。人们外出旅行，有的是为了雄心勃勃的事业，有的是基于献身精神，有的则是出于绝望与无奈。”⁽¹⁵⁾在当时的司法记录中就有不少平民打死乞丐的案例，这些案例多是源于乞丐的“强行行乞”或“无理行乞”，激起了民众的厌恶，痛恨甚至杀心。虽然最后的行凶者多被判处绞监候，但那种象征民众内部分化的仇视之情，却随着生活压力的增大，变得越来越浓郁、阴森、可怕。

对当时民间敌意的滋长，朝廷主人们并不感到忧虑。在潜意识里，民众相互怀有一些敌意，只要不酿成大的动乱，总比他们紧密联结、互契同心要强。统治精英们最担心的是，民众对政权的忠诚与服从是否还在，政治上的谋叛比任何罪行都要严重。造成政治谋叛的主体，不仅包括一般民众，还有各级官僚，尤其是那些对前朝怀有眷恋的文人儒士。就清朝特殊的征服史而言，削发令的推行具有别样的政治合法性意义。削发，仿佛政治转变的符号象征，标志着民众对新政权的服从，一种发自身体发肤的内心忠贞。然而，削发令遭到了各地的抵制，许多可歌可泣、闻名天下的抵抗运动表明了新政权合法性建构的困难，也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新统治者们的自信，甚至有些伤害他们的政治自尊。这种政治上的不自信与敏感源于长期以来的满汉文化差距，或者说是因为文化上的自卑感。一旦触及这根脆弱的“文化—政治”神经，朝廷主人的暴躁与震怒便属自然反应。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1768年妖术大恐慌的发生过程中，乾隆皇帝也会焦虑不安、坐卧不宁。以皇帝为主人的朝廷并非害怕妖术本身，也并非真正关心民间的纠葛与冲突，他们害怕的是在“叫魂”事件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谋叛的大阴谋，一个与朝廷根本对立的指挥集团，以及那些受之操纵的无知百姓。

1768年大多数叫魂案都有一个共通的情节：妖人将受害者的辫子剪掉，以头发为中介掠占其灵魂。例如，在福建南部，一个受害者告诉知县，一天他正在读书，迷糊之间睡着了。当书童将他推醒时，他才发现自己的辫梢已被割下。另一个受害者，在出城买柴时听到背后有声响，回头却未发现有人，突然似乎有什么东西打在自己背上，一阵晕眩后，自己的辫子已被剪掉。还有一个受害者，经历更加离奇，在一座寺庙的门道上与村民聊天时，一阵“怪风”吹来便顿然失去知觉摔倒在地。当他醒来，半条辫子已经不见了。这些案例通过层层审查，级级增添，汇总到乾隆那里自然呈现出某种规律性的谋叛意象。剪人发辫与削发令的主旨精神违背，借此夺人灵魂，那肯定是谋叛的恶行。这样的推理使乾隆忧虑无比，于是，在他的最高指挥下，全国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叫魂案的司法查处运动。这场运动有效地炫耀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也有力打击了官僚系统内部的行政推诿与拖延，更进一步强化了“皇权司法”对于各种公权的统摄作用。

这让我们想到了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在他看来，“最高权力总是要受到诸如人身自由、宗教自由、实业自由、财产不可侵犯以及出版自由等形式的个体自由限制。没有什么权力能够伤害这些权利而又不破坏自己的正当性称号。他认为，主权实际上是受到限制的，首先是受保障‘所有众所周知的真理’的力量也就是舆论限制；其次，更准确地说是受权力分立与制衡限制。贡斯当将政府权力划分为代议权、行政权，也就是各部部长的权力、司法权，然后最重要的是第四种权力，即王权。国王以中立权力（pouvoir neutre）的身份出现，维持所有其他三种权力之间的平衡，主权构成了稳固的政体均衡所必须的力量”。⁽¹⁶⁾这样的权力结构，在叫魂案中另类地表现为皇权没有受到独立的公共舆论的监督，也没有真正保证权力分工的内部平衡，而是通过司法过程统一其他诸权，结果是一种反均衡的伪平衡。

郑也夫在《秘密社会》一文中，以“叫魂”案为例，阐释了中国社会内部变迁与建构的重要原理：静态、封闭的社会一旦遭遇流动、陌生，势必带来恐惧暴力，由于异乡人力量弱小，往往成为受迫害者，这些社会底层为了“自救”，势必自我结社，构成某种黑社会性质的秘密团体。一旦秘密社会形成，根除它是极其困难的，特别是在重视证据的法治社会。⁽¹⁷⁾法治社会的实现，当然是要反对秘密社会的自我结社的，但是，更为关键的是，如何将最高的司法权能均衡地分配于广大的民间。这就需要我们首先从法本体的视角，找出司法人权的法理根据，并有的放矢地培植于“均衡法理人”的生命内里，让“叫魂”的阴霾在司法过程中永远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