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世界的哲学描绘

一、乌托邦：和谐世界的哲学描绘

我们通常以为，“乌托邦”是绝对虚幻的理想，对乌托邦的建构也多属文人的情绪性宣泄，没有经验实证的价值，故而“视亦可不视亦可”。但在哈贝马斯看来，“决不能把乌托邦（Utopia）与幻想（illusion）等同起来。幻想建立在无根据的想象之上，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而乌托邦则蕴含着希望，体现了对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的向往，为开辟未来提供了精神动力。乌托邦的核心精神是批判，批判经验现实中不合理、反理性的东西，并提出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它意味着，相信现实虽然充满缺陷，但同时也包含了克服这些缺陷的内在倾向”。⁽⁶⁵⁾对于和谐世界的理想而言，乌托邦是一个不能不科学分析、认真对待的现实问题。

历数形形色色的乌托邦思想，我们发现，这些作家都倾向于用一种和谐理想对之加以描绘。所言所语、所见所闻尽管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文学形象，但都没有脱离确定的哲学重点，那就是有关和谐世界的哲学。

在中国哲学视野中，“天下”是无限的整体，各种要素通过自然的良好安排以及政治的理性统筹达到恒久而坚固的均衡。故而，中国人的世界是“超稳定的”，中国哲学对“和谐”的理解和追求也超越朝代、时代之限。中国哲学里“和谐世界”很早就有了“小康”和“大同”的分野，所谓“小康”只是和谐社会的比喻，“大同”才是和谐世界的真义；实现“小康”并非仁君贤臣的最高理想，对“大同”的渴望和执著才是真正卧藏于“哲人王”至深心底的超级隐秘。从较早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家天下”到“天下帝国、一统于君”的“霸天下”，中国的“哲学”与“王政”在和谐世界的理想上达成了高度的默契，建构了成熟的框架，那就是，以天下为己任，以王朝为中心，以仁政为手段，以共和为憧憬。尽管这种和谐世界的建构模式被不少人认为是集权主义的标准形态，但我们不要忘了，这种批评只限于对其政治意义的怀疑与抨击，并不必然附随对其哲学理念的否定。政治与哲学毕竟是两个领域的法理结构，它们的“理性共谋”正是乌托邦的理想，也是和谐世界的观念得以部分实现并不断转化的基本动力。

与中国相比，西方哲学勾画的和谐世界就精致许多，气象虽不如中国哲学那般恢宏，但建构模式却大体如出一辙。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还是莫尔的《乌托邦》、培根的《新大西洋岛》、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约翰·安德里亚的《基督城》……西方哲人们更倾向于在一个确定的领域实现社会和谐的理想。他们追求自身小我的完善甚于渴望人类大同的实现。从苏格拉底要求人们“认识你自己”开始，西方哲学开始逐步放弃宇宙和谐的宏大思维，愈益注目以“人”为中心的哲学思考。在西方人眼里，和谐的社会就是一个和谐的世界。只要在一个确定的环境中构造出了一套和谐制度，那么，这种和谐制度就具有永恒的标准性——可以移植、嫁接到世界的任何未知领域。

西方人开始是在自我内部探寻一种建立于批判现有制度基础上的和谐社会，他们认为，实现和谐世界的基本方式无非是不断的改良。但改良依据的标准图式从何而来？哲学家们采用了各种论证方式，最有影响的莫过于柏拉图通过讨论“正义”的基本问题建构的“理想国”——这个和谐世界非常贴近当时的社会政治理想，因为当时没有发生影响深远的政治、法律革命。后世的神学思想家在柏拉图的未尽处构想了一个与尘世全然有别的另一个乌托邦——“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将和谐世界的哲学描绘推向了一个普世主义的高峰。其间的转变除了有基督教这样一种普遍主义思维的影响外，中世纪教皇革命的法律意义也不可忽略。为了实现政治权威的一体化，当然也是为了“天国”的和谐世界得以实现，教会法汲取了诸如罗马法、封建法、商人法等各种因素，最终为超越性的和谐世界创构了一个统一的法律框架。本着这种基础，和谐世界的哲学描绘跃变为后来的法律理想，自然不足为怪。

但宗教的和谐世界仍有很大局限，宗教之间的不和谐是这个世界动乱的重要根源。西方哲学对和谐世界乌托邦的建构，到了文艺复兴时期，由柏拉图和奥古斯丁的信徒托马斯·莫尔完成。除了西方哲学发展的自身逻辑因素外，这一跃变的重要外部动因就是西方哲人们发现了“另外的世界”——“孔教的中国”！

1516年，葡萄牙使团准备取道马六甲出使中国的时候，英国首席大法官托马斯·莫尔爵士出版了他的《乌托邦》。这次，理想国出现在现实的空间，未知海洋中的一个莫须有的地方。在传教士的书简中，“大中华帝国”的形象继“契丹传奇”成为旧世界的世俗乌托邦。1613年，金尼阁（Trigault）神父带着利玛窦（Matteo Ricci）神父的日记自澳门登舟返回欧洲，恰好康帕内拉在意大利拿波里的监狱里写完《太阳城》。1621年，金尼阁神父在德国出版了《利玛窦中国札记》，带着7000余册图书回到中国的时候，培根写出了《新大西洋岛》。⁽⁶⁶⁾

金尼阁神父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用第三人称的手法描述了这样一幅“孔教乌托邦”的和谐世界图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军队的官兵对他们十分尊敬并极为恭顺和服从，他们常常对军队进行约束，就像老师惩罚小学生那样。战争政策由哲学家规划，军事问题仅仅由哲学家决定，他们的建议和意见比军事领袖的更受皇上的重视。事实上，这类意见很少，并且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是交给作战会议讨论的。因此，结果是凡成为有教养的人都不赞成战争，他们宁愿做最低等的哲学家，也不愿做最高的武官，他们知道在博得人民的好意和尊敬以及在发财致富方面，文官要远远优于武官。更加令外国人惊异的是，在事关对皇上和国家的忠诚时，这些哲学家一听到召唤，其品格崇高与不顾危险和视死如归，甚至要超过那些负有保卫祖国专职的人。也许这种情操来自于：人们有了学问，心灵也就高尚了……”⁽⁶⁷⁾

西方梦寐以求的哲人王统治，结果在一个遥远的神秘中国实现了，这让西方思想家感到欣慰和饥馑。他们极需要这样的乌托邦想象来激活、复兴传统的希腊哲学，以驱逐那些可恶的上帝教士。于是，启蒙思想家们开始利用这样一种哲学化的中国形象糅合西方文化自身的传统理想，构想一个既可欲又可求的和谐世界——一个全新的世界。孔教的中国成为这个世界的标准理想，“中国”成为和谐世界的哲学本位。尽管这种“中国”是被有意识构建出来的纯哲学意态，但“孔教乌托邦”的确成为当时促生欧洲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思想策源。哲学家与政治家的“共谋”即将在一场场轰轰烈烈的政治风潮中戏剧化地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