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

一、非均衡发展：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

我们承认，非均衡是人类生活的常态，寻求“均衡”是人类持之以恒的梦想。人首先梦想，自己是个“均衡体”——灵与肉、内体与外体达成均衡；然后梦想，社会是个“均衡体”——自己与他者的利益能够在绝对公正的规则下均衡博弈；最后还会梦想，国家、天下是个“均衡体”——国家公权内部能达成微妙而难得的动态平衡，最终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与恒久均衡，以至于世界的永久和平。但是，现实生活中人的位置原初就是不同的，如何能够确保精英与大众的均衡权能结构？

1956年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出版了《权力精英》一书，指出美国社会权力结构已呈现极不均衡的变态，经济、政治与军事三大领域垄断了越来越多的权能总量，并且三者还愈益融合——公司富豪、政治领袖和军界大亨共同构成了权力精英层，从事实上统治着美国。⁽⁹¹⁾米尔斯主义（Millsiam）的权力精英论开始与马克思主义的统治阶级论及多元主义的利益集团论三足鼎立，成为影响巨大的社会分析新范式。精英研究应当采用何种方法？这是个存在很大争论的问题。从现有的研究方法来看，主要包括声望分析、位置分析、决策过程分析以及日渐强势的网络分析。⁽⁹²⁾无论何种研究方法都不能不直面这样一个现实问题：处于社会权力尖峰与顶端的精英如何与处在社会边缘甚至底层的民众维持相对均衡的行动格局？

有学者敏锐地意识到，在当下中国，有丰厚的素材深化权力精英研究。“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权力结构的演化趋势，展现出与米尔斯在1950年代所揭示的美国社会的惊人相似：中国社会中的各利益主体快速发育，且力量高度不均衡；不仅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身份之间的相互转化日益频繁，而且一个由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组成的高层联盟日益巩固；与此同时，一个庞大的碎片化的底层社会正在形成，社会的中间层发育迟缓，不能充当高层与底层之间的桥梁。”⁽⁹³⁾如何实现权力精英与一般大众在社会结构与现实行动上的双重均衡，可以说是司法理论不得不认真对待的关键挑战。

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在某种意义上讲，就可以概括为“非均衡发展”。对于这种发展模式的利弊，有学者作了这样的客观分析：“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的确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中国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一直维持在10%左右，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有了质的提升，提前3年实现了第二步战略目标。然而，这个发展战略也造就了‘五个发展不平衡’，即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平衡，东部、中部、西部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不平衡，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不平衡。”⁽⁹⁴⁾

著名国情研究专家胡鞍刚曾简洁概括过当代中国非均衡发展的三大特色：⁽⁹⁵⁾

第一，一个中国两种制度。这里的“两种制度”不是指“一国两制”，如内地和香港，而是指过去50年内地形成的城乡居民的两种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和财政转移制度。尽管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但他们在政治决策、财政转移支付、国家投资分配、公共服务提供方面，均缺乏自己的政治代表，也缺乏社会声音，更缺乏影响政策的制度渠道。

第二，一个中国四个世界。这里的“四个世界”是指中国发展的非均衡性在各个地区的反映。“第一世界”是指已经进入世界高收入层的地区，包括上海、北京、深圳三个城市，大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2.2%；“第二世界”是指相当于世界上中等收入层的地区，如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大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22%；“第三世界”是指相当于世界下中等收入水平的地区，大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26%；“第四世界”是指相当于世界低收入水平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的贫困地区，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一半。根据可靠的研究，中国是世界上地区发展非均衡性最大的国家，即使在一个省份中，其内部差距都是十分巨大的。

第三，一个中国四种社会。这里的“四种社会”，一是农业社会，生活其中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数的50%；二是工业社会，人口占23%；三是服务业社会，人口占22%；四是知识社会，人口仅占5%。

上述三大特色，充分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发展的非均衡性——具体表现出的巨大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社会差距。尤其是中国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已经到了相当惊人的地步。有人曾用文学化的语言如此描述：“不要说东南沿海和西北内陆之间，就是城市之间，比如东北那些寂静、萧条的老工业城市和杭州、温州那些夜夜笙歌的消费城市之间，甚至是大城市之间，比如广州和天津，上海和北京之间，差别都非常大。而且，这差别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不仅是经济的、生态的，更是文化的，甚至政治的。太原的歌舞厅里依然弥漫着邓丽君的柔媚的歌声，上海的中学生却差不多人手一盘west life的新专辑。从西北出游的一群县长还在为参观蒋介石故居是不是犯错误争论不休，南方某特区的官员早已与黑社会联手，创造出了走私牟利数百亿元的‘业绩’。而一本在此地被禁止出售的书，也很可能会在彼地的某个私人书店里依旧被摆放在显眼的位置上，直到无人问津为止……”⁽⁹⁶⁾就法律发展而言，这种不均衡同样存在，甚至更为明显。以国家首次统一司法考试为例，《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发现，上海一个区县的通过人数（平均59人）约是青海全省的3倍，这不能不让人揪心、慨叹！

与国内学者观点不同，国外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政府最近提出了新的引人注目的发展战略，就是要实现均衡发展。”斯蒂格利茨博士显然了解并研究了我国新近提出的以“五个统筹”为核心内容的科学发展观。他以西方经济学的视角，将之称为“均衡发展战略”，并认为这种均衡发展战略正是实现经济成功发展的正确战略。斯蒂格利茨博士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归因于其实行了均衡发展战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这种平衡关系的具体形式也将随之发生变化，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中国政府在实施均衡发展战略中所确定的新的重点是颇为值得重视的。单单是均衡发展战略的表述就足以令人振奋，而在实践中是完全能够得以实现的，其中包括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平衡，城乡之间的平衡，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平衡。这种均衡发展战略的前景不仅能够提高国内生产总值，而且还能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的经济增长将是可持续的，而且是平等的。均衡发展战略取得的成绩将为所有中国人所共享。

斯蒂格利茨博士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那时他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重点应从“华盛顿共识”的框架转移到另外一个更加综合的发展框架中，即发展中面临的各层次的平衡关系都应得到重视。我们看到，以经济均衡发展为原则的国家都取得了成功，而那些将发展目标限定在一个狭窄范围内的国家则往往遭受失败。那些以经济均衡发展为原则的国家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是在发展战略中有明确的发展目标。⁽⁹⁷⁾

在我看来，中国发展的非均衡性源于当今中国的时空位置——中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经济利益调整过程中，既要与传统决裂，又不想和西方的那种现代化趋同——当代中国只有采取“摸着石头过河”“先试验，后推广”的实用主义改革方法，使“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最终达成全民富裕，实现近代以降那个国人无时不魂牵梦萦的“富强”梦想。因此，非均衡发展和统筹发展并非我们的愿望，都只是一种改革策略。对于它我们必须用更高的价值理想与制度体系约束，不然就极易因它导致全盘的社会分裂。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恶果，使当代中国和平地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我们就必须重建一个新的国民认同，它的实质就是要解决社会分配的公正问题”。⁽⁹⁸⁾司法权正是实现“分配正义”与“社会和谐”的核心力量。但问题在于，我们必须首先明确司法权的均衡运行目标模式，不然，司法过程就会因缺少逻辑主线而矛盾重重，各种司法权构件相互冲突，从而使司法的正常功能无法发挥，甚至加剧社会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