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存与法律产生

一、人的生存与法律产生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³⁾“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人类的历史起点，也是法律的逻辑起点。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法律与人同时产生。事实上，法律是人与动物相揖别很长一段时间后才产生的，是在人类社会从野蛮向文明的过渡即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时期由人创制出来的。那么，人为什么创制法律?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暴力论”、“阶级斗争论”、“契约论”等观点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回答，但是它们都没有涉及问题的根本。在根本上，人创制法律是基于其生存需要，人的生存需要是法律的始基，是法律产生的源泉、根据和动力，法律是基于人的生存需要而创制的规则体系。

人首先是作为有生命的自然物而存在的，维持生命导致了人对物质的需要和对安全的需要，法律就是人在满足这些需要的活动中产生的。首先，为了满足物质需要，人必须进行生产、交换和分配。在人类早期，生产活动极其简单，人们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因而那时候，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民、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理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集体劳动逐步过渡到个体劳动，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逐步形成。新的生产、分配和交换方式需要新的规则来调整，法律作为一种明确的、普遍适用的、具有国家强制力的规范应运而生。其次，为了保障安全，人必须消除自然和社会的无序状态，抑制、防止和惩罚危害安全的行为，营造稳定的社会秩序。在人类早期，原始初民采用图腾崇拜的方式希望获得崇拜对象的庇佑，防止或消除外界的侵害。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活动范围逐步扩大，部落之间的纷争日益增加，战争和暴力成为人们实现安全需要的主要手段。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人们逐渐认识暴力不是谋求安全的最佳方式，于是防止和解决纠纷的和平方式逐渐被采用——“从血缘复仇向血亲复仇的转化，以及最后以赔偿代替复仇，以给付某种金钱或财物来化解纠纷的转化模式”，是“暴力解纷方式向和平解纷方式进化的佐证”。⁽⁴⁾当人们对原始习惯和道德或认可或改造，使之从自发形成的人们迫于生存需要而服从的行为规则转变为人们基于自觉意识而构建起来的规则，并且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要求全体社会成员一体遵循时，法律就得以产生。

既然法律是基于人的生存需要而创制的规则体系，那么人的生存对法律就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1)人的生存是法律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依据。离开人的需要，法律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更不用说法律的发展，“归根究底，法律的存在，法律的演变蜕变，实乃人的生存所呈现的一种文化现象，法律之源于人、游于人、依于人，法律之以人为本，以人的社会生活为经纬，诚毋庸置疑”。⁽⁵⁾(2)维系人的生存是法律的首要目标，“法律的首要目标，是使社会中各个成员的人身和财产得到保障，使他们不必因操心自我保护而消耗殆尽”。⁽⁶⁾(3)解决生存矛盾是法律的基本功能。人的需要的无限性和社会资源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一矛盾可能危及人的生存，所谓“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⁷⁾解决这一矛盾是法律的基本功能，法律“为社会成员规定明确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权利的界限和义务的边界，并用强力去保护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防止利制止纷争”。⁽⁸⁾(4)生存权是衡量法律优良的根本标准。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只有以生存权为终极价值诉求的法律才是良好的法律。

可见，法律与人之间“不是主客体的严格二分和矛盾对立，而是主客体的双向互动与协调统一”。⁽⁹⁾法律因人而产生、为人而存在，它是人的生存意志的体现，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它关系到人的整个存在，“不仅包含着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了他的情感，他的直觉和献身，以及他的信仰”，⁽¹⁰⁾所以人应该是法律的目的，法律应该是人的工具，而且法律只应该是人的工具，不能成为其他力量压迫人的手段。否则，就是法的异化，就是法对自己本质和目的的背叛。当然，人是法律的目的，法律是人的工具，并不表明法律因人而设、因人而废。因为法律是一般性的、概括性的规范，法律中的人不是具体的、个别的人，而是抽象的、普遍的社会现实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