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建设需要精确严打

和谐社会建设需要精确严打

袁建军⁽¹⁾

建立和谐社会还需要坚持严打的刑事政策吗？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说:“不需要”。

和谐社会有六大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六个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的建设，都不可能是自发地自然形成的，而必须是经过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逐步实现的。

比如说民主，群众普选是一种形式的民主。如果不先订立大家都同意遵守的规则和严格的监督程序，那就会像高雄选市长或台湾选“总统”一样令人啼笑皆非；要说公平，则必须有一杆秤，一把尺子；充满活力也必须有规矩，不能说他想猎杀老虎和熊猫，可以悉听尊便吧？太湖的水，臭得不能闻、不能喝的时候，人们“才发现”，原来按国家有关规定早就该拆除的小化肥厂、小化工厂都还继续存在，直到忍无可忍的大自然以它自己的方式，报复那些不严格要求自己的人们。

和谐是一种和睦、协调的互动感受。最佳境界可能就是“人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但又不影响其他人的自由”。而追求这种境界，是必须依靠法律和规则来协调和维护的。根据社会心理学家的长期研究，如果没有约束，社会总有一半以上的人，倾向于无限扩大自我的自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谦谦君子总是少数，只要我们大胆地放任自流，人类社会“返璞归真”，回到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也绝不是危言耸听。

严打作为一种刑事政策概括性要求，可以解读多层含义。

严与不严是相对的。对理性的人类社会来说，极端的严厉或极端的宽松都是有害无益的，这里就不展开说。准确地说，我们应当讨论的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们应当严到什么程度？简单地说，当一个地方物资极其丰富，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都基本衣食无忧的时候，人们的宽容性较高，容易实现和谐。当一个地方人口密集，资源相对匮乏(按人平均，可耕地、淡水、森林和矿产都少得可怜)的时候，人们的宽容性较低。我们从鸦片战争以来，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被列强、日本人、蒋介石抢过多次。后来又没有听马寅初的建议，多生了几亿人口，大跃进和“文革”又瞎折腾。所以在这样艰苦的生存环境中，较长一段时间内制定和执行相对严格的社会管理制度，是比较明智的。

打与不打的差别是绝对的。刑法是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刑法的本质就是打击。通过报复和惩罚那些胆敢违法之徒，威慑和挽救那些偶尔失足的，保护和安慰那些老实守法的。可以说不严不等于不打，不打就是不管，而长时间疏于管理，肯定是争乱，不是和谐。

严管不一定非要重打，可以做到“精确打击”。首先要做到“必打”。我们现在的法律和纪律条款都制定得很严，但执行起来又失之过宽。在量刑时自由裁量幅度太大，往往给人以错觉，好像执法是一场游戏，只要玩得高明，舍得花钱，总能够侥幸过关。其次打击要有梯度，从轻到重，逐步升级。不要一说严打就是重判，不说严打就撒手不管。从严到不严，从不严到严都是一个动态的、渐进的变化过程。像足球比赛的裁判，对一般的犯规吹吹哨子，较严重的亮一两次黄牌，特别严重的才给红牌。涉及我国刑法的刑期等次的设计上，我认为改成累加式也有它的优势。对我国职务犯罪的精确打击，已经是刻不容缓了。

和谐、严管和精打不矛盾，是能够和必须做到的。我们不能把表面现象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它也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比如说20世纪90年代的纽约曾经是一个治安状况非常糟糕的大都市，一度人们纷纷搬迁。后来来了一个敢抓敢管的警察局长，实行他的一套“零容忍”刑事管理政策。他的观点就是:一座楼房，如果第一次玻璃被打破了没有人管，那么不出一周，这座楼房的玻璃就会被打破一半。所以他要求手下的警察对那些进地铁跳翻旋转栅栏的，都要拘留。在他们的严格管理下，治安状况有很大的好转，命案比几年前下降了2/3。

也有学者指出，乱世用重典，短期会有明显效果，但长期采用严打高压态势，会影响社会的活力与创造性。笔者也同意这种观点，不过不能一概而论，要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事物总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的管理也要跟着调整，宽严相济，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

【注释】

(1)湖北省鄂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