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西方，力求全变的变法思想

一、学习西方，力求全变的变法思想

“向西方学习”，是鸦片战争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一种时尚和潮流。首先打出这一旗号的，毋庸讳言就是地主阶级改革派的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林则徐被誉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此后的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也都主张向西方学习，但出发点和目的却完全不同。继承龚、魏改革派优良传统的不是洋务派而是早期改良派。

19世纪70年代，西方列强对中国加紧侵略所造成的严峻形势，使得早期改良派产生了适应形势、学习西方的变法思想。薛福成在《筹洋刍议》中指出:中国正处于“古今未有之变局”中，已由“华夷隔绝之天下，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因此，“治世法”也应随着“世”的变化而变化，“世变小，则治世法因之小变；世变大，则治世法因之大变”。其结论是“变者，非好变也，时势为之也”。⁽¹⁾郑观应在《易言》中说:“由今之道，变今之俗，宜览往古，法自然，诹远情，师长技，攻其所短，而夺其所恃。”何启、胡礼垣也说:“当今之世而不变今之法……亦无以决疑征信，大得于民。”⁽²⁾陈虬则发出了“时变矣，而犹欲袭先业而守旧教，恭己无为，坐致治平，是犹持方枘而周圆凿，其不得适也必矣”的感慨，强调:“法者治之具，王者制法，而不为法所制。欲法先王，亦法其所以为法而已。”⁽³⁾王韬直截了当地提出:“孔子而处于今日，亦不得不一变。”⁽⁴⁾总之，早期改良派从中国传统的“穷则变、变则通”的变易观出发，认为“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之理，由此而产生了要求适应形势，学习西方国家政治与法制的变法思想。

早期改良派在变法主张上，有继承林则徐、魏源的一面，但由于时代的不同，他们的变法主张多是从中外比较的角度提出的，而且初步设计了变法的方案。薛福成说:“西洋诸国，恃智力以相竞，我中国与之并峙，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利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我迟；约章之利病、使才之优绌、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⁵⁾马建忠较之薛福成涉猎的变法领域更为宽广，他指出:“忠(马建忠)此次来欧一载有余，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护商而赋税可加，则盖藏自足；得民心则忠爱倍切，而敌忾可期。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上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⁶⁾陈虬还列举了十分详尽的变法方案:“富之策十有四:设官钞、定国债、开新埠、垦荒地、兴地利、广商务、迁流民、招华工、汰僧尼、税妓博、搜伏利、汇公产、开鼓铸、权度尺。强之策十有六:更制服、简礼节、变营制、扼要塞、开铁路、改炮台、广司官、并督抚、弛女足、求材官、限文童、练僧兵、禁烟酒、限姬妾、优老臣、广外藩。富矣，强矣，非人不治，治之法:开议院，广言路、更制举、培人才、广方言、整书院、严举主、疏闲曹、定户口、权盈虚、严嫁娶、定丧葬、汇礼典、正词戏、新耳目、申诰戒。”⁽⁷⁾

由此可见，早期改良派不仅在广阔的规模上要求向西方学习，而且提出了与龚、魏的更法改制以及洋务派的稍变成法思想不同的变法主张。虽然他们还没有形成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体认识，他们的变法主张也没有摆脱维护封建基础的窠臼，有时甚至是进一步退两步，如薛福成说:“我国家集百王之成法，其行之无弊者，虽万世不变可也!”“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是乃所谓用夏变夷者也。”⁽⁸⁾但是应该指出，改良派已经从世界大势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来论证中国变法的必要性，这不仅体现了深切的忧国爱国情怀，也反映了他们在政治、法律文化观上的进步。特别是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早期改良派的方针是全面学习，变通为用。他们的这一方针，可以说已为后来的向西方学习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途径，不但对后来的变法维新起了先导作用，也为介绍和引进近代西方先进的政治学说和法律思想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