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惟一之主义”

一、“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惟一之主义”

梁启超是法治主义的最早宣传者和鼓吹者，他系统地总结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遗产，又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法治学说的影响，联系近代中国的国情与社会现实，提出“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惟一之主义”。⁽¹⁾

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维新变法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的政治法律思想首先是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法律学说的影响。在学习、翻译、介绍和宣传西方政治法律学说中，他大胆地接受和吸收了资产阶级法治思想。他说:“今世立宪之国家，学者称为法治国。法治国者，谓以法为治之国也。”⁽²⁾欧美各国“百年以来，斯义益畅，乃至以十数布衣，主持天下之是非，使数十百暴主，戢戢受绳墨，不敢恣所欲，而举国君民上下，权限划然，部寺省署，议事办事，章程日讲日密，使世界渐进于文明大国之域”。⁽³⁾“今泰西诸国之自命为文明”，“以今日之中国视泰西，中国固为野蛮矣”。⁽⁴⁾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西方各国重视法治，能做到以法治国，所以西方各国日益强盛。而中国自秦汉以来，“种族日繁，而法律日简，不足以资约束。事理日变，而法律一成不易，守之无可守，因相率视法律如无物”，⁽⁵⁾终于使法律“荡然”无存。特别是晚清统治者，长期以来以守旧为荣，以变法为戒，法律制定之后，“一成而不易，镂之金石，悬之国门，如斯而已。可行与否，非所问也。有司奉行与否，非所禁也”。⁽⁶⁾久而久之，弊病丛生，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国家的富强，形成国势日衰的局面。对此，梁启超痛切地指出:“试观我国今日政治现象与社会情态，纪纲荡然，百事丛脞，苟且偷惰，习焉成风。举国上下，颓然以暮气充塞之，而国势堕于冥冥，驯致不可收拾者。”⁽⁷⁾因此，他大声疾呼，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惟一之主义”。特别是在“万国比邻、物竞逾剧”的时代，“以一国处万国竞争之涡中，而长保其位置，毋俾陨越，则舍法治奚以哉”。⁽⁸⁾中国“欲举富国强兵之实，惟法治为能致之”。“法治主义者，实应于当时之时代的要求”，⁽⁹⁾“实治国之不二法门”。⁽¹⁰⁾

他从资产阶级法治观点出发，深刻论证了实行法治的必要性:

第一，法是人民的意志，国家应以法律治天下。梁启超说:“立法者，国家之意志也。”“昔以国家为君主所私有，则君主之意志，即为国家之意志，其立法权专属君主固宜，今则政学大明，知国家为一国人之公产矣，且内外时势浸逼浸剧，自今以往，彼一人私有之国家，终不可立优胜劣败之世界。然则今日而求国家意志之所在，舍国民奚属哉!”⁽¹¹⁾法就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国家只有通过立法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维护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因此，国家应该“立法以治天下”。⁽¹²⁾

第二，法是治理国家普遍而有效的工具。梁启超从人类文明进化的角度深刻论证了法治的重要性。他说:“人何以尊于禽兽?人有法律，而禽兽无之也。文明人何以尊于野蛮?文明人能与法律相浃，而野蛮不能也。”⁽¹³⁾而法律之所以成为区分国家文明与野蛮的标志，其根据就在于法律是“治群”的重要手段。他认为，人类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需要结成“群”才能生存与发展，而“群”体内部的每一成员，各有其天赋人权，并为保护和扩大这种权利而展开竞争。为了既保证每个人所享有的天赋人权不受侵犯，又保证整个“群”的发展不致因个体的竞争而受到损害，这就需要法律的制约。所以梁启超认为，法律是“治群”的重要工具，“人始为群，即待法治”，⁽¹⁴⁾法具有“均乎中正，固定不变，可以为最高之标准以节度事物”之功能。⁽¹⁵⁾因此，法是治国理民的重要手段。

第三，法是规定权利与义务界限的工具。人在社会中要享有自己的权利，也要尽一定的义务，这样才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这种权利与义务的界限是由法律规定的，法律是规定和保持合理的权利与义务度量定界的工具。他认为，所谓“法治国”，就是“一国之人各有权，一国之人之权各有限之谓也”。⁽¹⁶⁾人的自由权应以服从法律为前提。而“法律者，我所制定之，以保护我自由，而亦以钳束我自由者也”。⁽¹⁷⁾对侵犯他人自由者，应以法律制裁之。而“最文明之国民，能自立法而自守之，其侵自由者益希。故政府制裁之事，用力更少。”⁽¹⁸⁾所以，“以法治国”就是为了“正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使国家之秩序得以成立”。⁽¹⁹⁾

不仅如此，梁启超还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遗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联系近代中国的实际，从现实的角度努力寻找实行法治的根据。他认为，法家的法治主义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他说:“法治主义，在中国古代政治学说里头，算是最有组织的最有特色的，而且是较为合理的。当时在政治上很发生些好影响。秦国所以强盛确是靠它。秦国的规模，传到汉代，得有四百年秩序的发展。最后极有名的政治家诸葛亮，也是因为笃信这主义，才能造成他的事业。”⁽²⁰⁾“可惜，从汉代以后，这主义一日比一日衰熄，结果竟完全消灭了。”“中国不幸在这种状态下过了一千多年。”⁽²¹⁾中国后来的历史是儒家的“人治主义”一统天下。他认为:“荀卿‘有治人，无治法’一言，误尽天下。遂使吾中华数千年，国为无法之国，民为无法之民。”⁽²²⁾他严厉批评了儒家“人治主义”的治国方式是造成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首先，人治是“持人不持法”，依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为转移，势必造成“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其发挥作用的“时代甚短”，“范围甚狭”。⁽²³⁾而法治主义重视法律的作用，强调法律的权威性和效用的普遍性，“以法律为绝对的神圣，不许政府动轶于法律范围之外”，⁽²⁴⁾其发挥作用的时间“甚长”，范围“甚广”，有利于维护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发展。其次，人治是一种少数“贤人政治”，大多数人被排斥在“贤者”(政权统治者)之外。而统治者的或“贤”或“愚”则直接关系到国家及社会的安定与否，“遭贤则活，遭愚则乱，是治乱续于贤愚”。只有实行法治，才能使政局不致由于“遭贤”或“遭愚”而产生动荡，才能使国家获得长治久安，即所谓“人治不能久，而法治之可以常也”。⁽²⁵⁾所以，梁启超认为只有仿效西方国家实行法治，才能摆脱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循环的怪圈，走上国泰民安的康庄之途。所以，他大声疾呼:“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之惟一主义”，中国要强盛，只有行法治主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