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四、“法不能自立”，“法不能自行”，法治要“辅之以道德教育”

梁启超虽然极力提倡法治主义，认为“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惟一之主义”，但他对中国历史上的人治与法治的学说，并不主张一味否定或肯定，而是主张采取分析批判的态度。他认为，中国法家的法治主义虽重视法律的作用，强调法律的权威性，但法家的法治主义缺乏民主精神，没有解决立法权的问题。法家强调“齐一其民”，忽视个性自由，用一个模式来要求不同的人，导致“个人之个性，为国家吞灭净尽”。⁽⁴⁵⁾法家还忽视道德的作用，“谓有法律而不许复有道德，其滋不当也明甚”。⁽⁴⁶⁾另一方面，中国历来有崇尚德化王教的人治传统，这一传统导致长期实行“贤人政治”，夸大“贤者”的作用，使得国家的治乱因人而异。但他同时也指出，儒家的代表人物都十分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他十分赞赏孔子的“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说法，并一再称道儒家的刑法与道德结合使用的“教化主义”是“法律观念上的一大进步”。⁽⁴⁷⁾但这并不表示梁启超背弃了一直倡导的“法治主义”，而是认为“两派各有缺点，专任焉俱不足以成久治”。⁽⁴⁸⁾因此，他主张对两家的学说，应扬其所长，避其所短，既要重视法律的作用，也要重视道德的作用。对于法与道德的关系，他提出了自己精辟的认识:

第一，法律不能包罗万象，也不是万能的，需要倚重道德等其他非法律手段来调整复杂的社会关系。他指出，人类的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人际关系与社会生活都是千头万绪、复杂多变的，不能指望“百度皆准于法”，⁽⁴⁹⁾不能把法律当成包治百病的良药。

第二，法与道德的作用不同。梁启超赞同《礼记》所说:“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礼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敬于微眇，使民日徒善远罪而不自知”，“法禁已然，譬则事后治病之医药。礼防未然，譬则事前防病之卫生术”。⁽⁵⁰⁾因此，他说法能治标，而礼(道德)却能治本。

第三，法不能自立、自行。梁启超认为，法要靠人来制定，也要靠人来执行。“人能制法，非法制人”，⁽⁵¹⁾只有具有良好道德修养的人才能制定“善法”，有了“善法”，还需要有德之人才能执行。“法虽善，非其人亦不行。”⁽⁵²⁾因此，道德修养对于制法行法都至关重要。“政治习惯不养成，政治道德不确立，虽有冠冕世界之良宪法，犹废纸也。”⁽⁵³⁾所以，他认为，法与道德是“异用而同体”，“相互为用”。⁽⁵⁴⁾法律与道德，二者皆不可缺少。而“法治只有辅之以道德教育”，才是治国之良策。

应该说，梁启超准确地看到了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它们都是上层建筑，都是统治者治国不可缺少的统治工具，无论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个时代，都要运用法律和道德这两种手段来巩固其统治。梁启超认为，法律的实施是靠“国家的强制力”，而道德的遵守是靠“社会之制裁力”，即靠社会舆论的力量。⁽⁵⁵⁾法律与道德可以互相作用，互为补充。他说:“故近今法治国之法律，莫不采人道主义，虽谓法律为道德之补充品焉可也，然则谓有法律而可以无道德焉，其不当也明甚，谓有法律而不许复有道德焉，其滋不当也明甚。”⁽⁵⁶⁾因此，他认为治理国家必须采用法律和道德两种手段，缺一不可。他纵观历史，指出历史上“法家一部分之说，动走于极端，认道德之性质与法律之性质为不相容，以排斥道德为一种战术”，⁽⁵⁷⁾最终导致法家法治主义的失败，要引以为戒。可以说梁启超的这一看法是入木三分，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