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末经济立法的历史局限
清末的经济立法活动同政治上的所谓“预备立宪”活动一样，从根本上讲是为了在新的形势下继续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地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这些振兴工商业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能。
首先，近代经济法制明显不容于腐败的封建统治阶级。
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法律一经颁布，即成为全社会成员共同遵守勿违的准则。但清政府颁布的许多法律、法规，有的形同具文，有的被任意践踏，有的则朝令夕改。以铁路为例，1903年商部就宣布对商办铁路如同其他商办公司一样，随时“维持保护”，并表示不用官督商办名目，亦不委派监督、总办等员，以防弊窦。但到1906年，当湖南绅商奏请自办湘境铁路时，清政府却说:“铁路系军国要政，仍应官督商办。”(32)1910年9月，邮传部为了对外借款筑路，更以“铁路决非寻常商业公司可比，不能将普通公司律附会牵合”为理由，公然否定了已经颁布的《铁路简明章程》。(33)1911年更宣布:“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34)这样，清政府出尔反尔，不仅不再奖励商办铁路，而且一举剥夺了民间集股承修铁路干线的权利，使原先颁定的铁路章程等于一纸空文。最高统治集团如此，地方各级官员更有恃无恐，蔑视、践踏法律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次，近代经济法制也不容于外国帝国主义对华统治的需要。
清末经济立法虽含有保护国家利益，抵制外国经济侵略进一步深入的一面，但同时又有适应外国侵略需要的一面。这一点从清朝统治者最初的立法意图可看得相当清楚。张之洞最早提出聘请外国专家参与中国的经济等项立法，并建议由总理衙门电致各驻外使节，“仿求各国著名律师，各大国一名，来华充当该衙门编纂律法教习。博采各国矿务律、铁路律、商律、交涉刑律若干条”。(35)此举当时不仅得到清廷的认可，也得到各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例如，英国当即表示:“中国深欲整顿律例，期与各国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协助。”(36)制定法律是一个国家的内政，立法权是一个国家的主权体现，由外国人为中国起草法律草案，这是晚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有的现象。在涉及商标权问题上，列强干预中国司法权的丑恶嘴脸更是暴露无遗。他们不仅事先制定了商标法草案，处处强调如何保护洋商在华商标不受损害，而对华商商标的保护只是附带提及，根本不予重视，同时将中国商标管理权置于帝国主义控制的海关管辖之下，并将“治外法权”推及对商标侵权控告的审判。清政府虽与之进行了抗争，但最后还是以妥协、退让而告结束。(37)诚如时论云:“皇皇商部，名曰保商，吾恐华商被洋人欺凌灭绝，而商部诸公尚高枕不知也。”(38)清末经济立法的历史局限性由此可见一斑。
【注释】
(1)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49页。
(2)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五)，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388页。
(3)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五)，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803页。
(4)《广东总商会简明章程》，《东方杂志》第1卷第12期。
(5)盛宣怀:《愚斋存稿》卷三，第62页，思补楼1932年藏本。
(6)《商律》，《东方杂志》第1卷第1期。
(7)《商部奏定公司注册试办章程》，《东方杂志》第1卷第5期。
(8)《破产律》，《东方杂志》第2卷第3期。
(9)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6页。
(10)《商部重订铁路章程》，《东方杂志》第1卷第3期。
(11)《户部奏试办银行酌拟章程遴派妥员折片》，《东方杂志》第1卷第4期。
(12)周葆銮:《中华银行史》，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11页。
(13)《银行通行则例》，第5卷第5期。
(14)大清银行:《度支部厘定通用银钱票奏折与清单》，宣统元年六月初八日。
(15)茶圃:《中国最近五年实业调查记》，《国风报》第1年第1号。
(16)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40页。
(17)《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0册，第30页。
(18)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06页。
(19)《商部奏劝办商会酌拟简明章程折》，《东方杂志》第1卷第1期。
(20)《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东方杂志》第1卷第1期。
(21)《商部接见商会董事章程》，《东方杂志》第1卷第11期。
(22)《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0册，第37页。
(23)《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册，第7页。
(24)沈家本:《寄鋎文存一·删除律例内重法折》。
(25)《时报》1913年12月30日。
(26)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26页。
(27)马敏、朱英著:《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353～354页。
(28)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726页。
(29)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94页。
(30)《实业》，《东方杂志》第3卷第8期，第171～172页。
(31)《实业》，《东方杂志》第4卷第12期，第204页。
(32)《清德宗实录》卷561。
(33)《大清宣统新法令》，第20册，第3页。
(34)《宣统政纪》卷52，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上谕。
(35)《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张文襄公全集》卷54《奏议54》。
(36)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872页。
(37)崔志海:《中国近代第一部商标法的颁布及其夭折》，《历史档案》1991年第3期。
(38)《中华报》第157册，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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