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迷信传承的产物

一、封建迷信传承的产物

邪教滋生蔓延，与宗教文化中的迷信糟粕和敬神情结紧密相关。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封建迷信思想和迷信活动延续至今。这种流传甚广、表现多样、具有顽固性的不良传统行为，融合于民俗活动中，影响和支配着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的民间信仰，带有如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一）“多神崇拜”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神崇拜的国家。上古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的认知能力有限，对风雨雷电、四季变幻乃至生老病死等现象都不能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从而对自然界产生恐惧和崇拜心理，并在自己的观念中把这种外在的力量演化为神灵，认为“万物皆有灵，修炼俱成仙”，天地河山、风雨雷电、飞禽走兽、花草树木皆可为神，对一些有作为的能人则认为是天上星宿下凡。无论是自然体，还是自然力，都加以人格化，建庙设坛，祭祀膜拜，相信人的命运及世间的一切都是由神在主宰，人要改变自身的命运，包括生老病死，只能求助于神。所以，“见庙就烧香，遇神就叩头”。泛神论体现出信仰的包容性，不管是土生土长的，还是“舶来”的，一视同仁。在我国，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都有信奉者；儒、释、道可以和平共处；很多人家的厅堂里会供奉多个神、佛。而当代邪教就是利用人们多神崇拜的心理和敬神情结，冒用宗教的名义，盗用并歪曲宗教术语，拼凑而成所谓的教义，招揽信众，自成一体。邪教教主则把自己装扮成神，甚至比神还“神”，宣称自己有超凡脱俗的神能，甚至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始知过去、现在和未来，以欺骗群众。某邪教李常受就自称为“主”，要信徒尊之为“活基督”；某邪教的头目亦自称为“活主神”；从国外渗入的“新约教会”的教主则自诩为“列国先知”；“法轮功”的头子李洪志竟把自己说成是远远高于如来佛、耶稣和老子的“大觉者”，宣称自己的“法身”无处不在，可以出入于多层空间，有着巨大的“神通法力”，甚至有推迟地球爆炸的神通，是把人类超度到“光明世界中”的救世主。他们通过自我神化，刻意营造神秘气氛，以使自己成为信徒们崇拜的偶像并甘愿受其驱使。

（二）信奉巫术

人们不仅敬畏神，而且希望能够得到神的点化从而达到诸事如意的境界。而巫师作为人与天地神灵“交流”的媒介，充当了“信息传递者”，运用神灵附体、降坛、念咒语、唱灵歌等巫术演示虚幻的“超自然的力量”，与神“交感”和“沟通”，对信徒进行精神控制。这种原始巫术迷信形式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它是原始社会早期从无神论阶段渐渐进入有神论状态的主要表现。那时的巫，地位是很高的，能将人间事向鬼神报告并把鬼神的指示带回来。故而，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认为“巫”字“像人两袖舞形”，通过“唱歌跳舞来通达神仙”，附托神怪，是古代巫术的主要特征。那时的巫，或出入朝廷，或混迹民间，问天地，卜前程，凭借咒语祝辞和怪异的动作，借助神秘的仪式，一厢情愿地与想象中的鬼神世界保持着某种联系。他们为人驱灾、求吉、治病、表达心愿，借此也为自己谋得一份地位高、收入丰而且稳定的职业。在大众文化中，巫术具有广泛的影响。直到今天，巫术在社会不少领域仍然根深蒂固，占卜、看相、测字、算命在一些城市街头依然可见，扶乩、降坛、跳神在农村仍有市场。民间对巫术的信奉，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人把健康的希望寄托在神功巫术上。生活的贫困和缺医少药，促使他们寻找一条便捷而实惠的“去病禳灾”的途径。这种对巫文化的迷信心理，极易被邪教利用，当邪教教主以神在人间的化身出现并利用巫术的手段显示“超人的力量”时，人们就容易上钩了。

（三）功利色彩

相信任何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学说，而排斥任何一种会给自己带来厄运的做法，即信仰的实用化。在我国，民间对神祇的顶礼膜拜，也大多出于满足个人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需求，或是为了获得某些实际利益。要么祈福，要么祛灾，通过拜神，与神进行利益的酬答互换。“神保我平安，事成必还愿”，还愿包括建庙修塔、重塑金身、挂牌匾、做法事以及捐款等。信仰的功利性还表现在根据不同需要去跪拜不同的神灵。求子拜观音，考学拜文殊，发财求财神，治水求龙王，上天言好事求灶王。只要能给福祉运气，只要能攘除灾祸，不管何路神仙，人们都愿意接受或者供奉。人们通过对不食人间烟火的神灵的敬畏，既谋求精神的慰藉，又幻想物质上的收获。邪教迎合了人们这一实用主义的心理，将巫术、伪气功和歪曲的宗教教义拼凑成便于修炼的“宇宙大法”、“先天大道”等，并向人们暗示信教可以得到优厚的回报，煽动人们的信教热情，并作一些“祛病强身”，“教内周济”的廉价许诺，诱惑人们去追求虚幻的“圆满境界”。一旦人们在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陷于困境，急有所求而又一时得不到满足时，迷信心理较重的人，容易出现病态的幻想，认为在现实社会中得不到的东西，可以通过神灵实现，进而对邪教产生认同感，甚至在特定的环境中，达到痴迷的程度。当遇到不可抗拒的意外灾难时，就更需要向神灵顶礼膜拜，以求转危为安，逢凶化吉。因为求之愈急，信之愈切，敬之就愈诚。这样，很容易受邪教教主的控制和摆布。正是这些封建迷信，以及封建迷信在群众中的心理基础，成为邪教组织衍生及其活动的“营养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