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危机为邪教滋生蔓延提供理论基础

二、生态危机为邪教滋生蔓延提供理论基础

（一）人类面临空前的生态危机

自从有人类文明以来，人类与自然的发展历程大体上经过了三个阶段，即崇拜自然阶段、征服自然阶段和协调自然阶段。进入16世纪后，工业革命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了以工业化经济发展为特征的大规模征服自然阶段，人类以科学技术为利器，认为可以凭借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战胜自然、改造自然，进而对大自然进行过度开发、掠夺和破坏，生态系统的平衡受到严重干扰甚至被打破，造成生态退化和失调。当今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6]主要有：

1.人口数量剧增

自1950年以来，世界人口翻了一番。1804年世界人口为10亿，123年后，人口增加了10亿，又过了33年，即在1960年达到30亿，14年后达到了40亿，13年以后即1987年达到了50亿，12年以后即1999年达到了60亿。人口增长率现在虽然开始下降，但每年仍然增加近8000万人（联合国人口处1998年资料）。^[7]由于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无论从生产还是消费的角度出发，人口的快速增长都给地球生态系统带来巨大的压力。

2.自然资源紧缺

（1）土地资源的减少和退化。这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资料显示，1975—2000年，全球有3亿公顷耕地被侵蚀，另有3亿公顷耕地被用于城镇建设和交通建设。在南美洲，几乎2.5亿公顷的土地受到土地退化影响，中美洲有6300公顷的土地正在退化，土壤侵蚀是其主要的威胁。^[8]

近些年来，中国的耕地面积也正在以每年700万亩—800万亩的速度持续减少。同时，受荒漠化影响，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40%的耕地在不同程度地退化，水土流失现象严重。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有11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目前，这一面积达到367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38%，其中西部约占80%。^[9]

（2）森林资源面积锐减。自从8000年前开始大规模的农业开垦以来，温带落叶林已减少33%左右，温带地区的森林植被遭到明显破坏。仅在1980—1990年间，6200万公顷的天然林从拉丁美洲消失。1990—1995年全球共损失5600万公顷森林。发展中国家损失森林6500万公顷。中国是世界上森林覆盖面积最少的国家之一，只占国土面积的18.21%。

（3）水资源危机问题。适用于人类饮用的淡水和河流的水量还不到地球总水量的1%。资料表明，全球淡水消耗量在1990—1995年间增加了5倍，是人口增长率的2倍多。全球已有约1/3的人口居住在中度或严重缺水的国家。根据联合国的预测，至2025年，全球将有2/3的人口可能面临中度至重度水紧张的问题。

（4）物种灭绝和生物多样性减少。1996年，全球大约4630种哺乳动物中的25%和9675种鸟类中的11%被认定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威胁，即物种濒临灭绝。其他很多物种虽然未受到全球范围的灭绝威胁，但其数量正在日益减少，种群碎化，其中许多物种面临在国家范围内灭绝的危险。

（5）土地荒漠化现象严重。对于覆盖全球土地面积40%的“脆弱的干地”——干旱、半干旱和干燥的亚湿润地区——荒漠化是极大的威胁。荒漠化加剧也是中国面临的又一生态环境问题。中国沙漠面积达2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全国荒漠化地区耕地退化面积达776.6万公顷，退化草地1.05亿公顷。

（6）矿产资源日趋枯竭。由于工业化的发展，人类对矿产资源的需求欲壑难填，竭泽而渔，导致矿产资源日趋枯竭。

3.环境污染与公害

历史上对人类危害严重的八大公害事件有：1930年比利时马斯河谷事件、1943—1953年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48年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1952年英国伦敦烟雾事件、1955年日本四日市哮喘事件、1953—1956年日本熊本县水俣病事件、1955—1972年日本富士县骨痛病事件、1968年日本北九州市米糠油事件。20世纪70年代以来，又发生了规模更大、影响范围更广、危害更严重的公害事件，1976年的意大利塞维索化学污染事故、1978年的美国拉伍运河污染事件、1979年的美国三里岛核电站泄漏事故、1984年的墨西哥液化气爆炸事件、1984年的印度博帕尔农药泄漏事件、1986年的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1986年的莱茵河污染事故。人类面临的其他生态问题还有酸雨、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等。

（二）生态危机为邪教“末世论”提供理论基础

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是发展中遇到的难题，是人类没有正确处理自然和人类关系的结果。但在邪教理论里，却被“偷借”为其“末世论”的现实基础。人类对大自然的这种过度开发，尤其是杀鸡取卵式的对地球资源的“掠夺”，引发了诸如臭氧层被破坏、气候反常、温室效应、植被毁坏、土地沙化、物种濒危、环境污染、自然灾害频繁、不治之症等一系列新问题，似乎在向人们显示“世界末日”的临近，给人类美好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难以抹去的阴影。有些邪教干脆举起了“环境保护”的大旗，招揽信众。这种生存危机感使不少人产生了失望甚至绝望的心态，无形之中认同邪教宣扬的“末世论”，陷入邪教教主能“以神力拯救人类”的圈套，成为邪教活动的牺牲品。^[10]

为了达到敛财、控制成员等目的，邪教组织以生态危机为现实素材，编造散布“世界末日论”，妖言惑众，人为制造恐惧心理和气氛，达到对信徒进行精神控制的目的。在“世界末日论”这种邪说蛊惑下，邪教教主可以随意地命令其信徒为避免所谓“末日灾难”而做一些事情，甚至殉教。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1.“法轮功”的“世界末日论”

李洪志为了发展“法轮功”组织，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编造了“世界末日论”、“地球爆炸论”，李洪志在其“法轮大法”中宣扬：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人类即将毁灭。

李洪志编造了一套“宇宙观”，散布地球“世纪末日”谬论。人类对宇宙的认识，从最初的“天圆地方说”到“地心说”，再到“日心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20世纪以来，科学家又提出宇宙大爆炸等理论，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在继续完善。对宇宙起源和演变的正确认识，是树立科学世界观的重要前提。伪科学和邪教根本不懂相关的科学知识，却妄言宇宙。如李洪志说:“宇宙是由27亿多个银河系这样的星系构成的。而这个宇宙是有外壳有边缘的。可是要超出这个宇宙呢，在更遥远的地方还有宇宙。在一定范围之内还有3000个这样的宇宙。外边还有外壳，又构成第三层宇宙。”“人都是从宇宙各个空间掉下来的。因为他不符合那一层宇宙的法的要求的时候，那么他只能往下掉。直到掉到常人这个状态来了。返不回去的，就只有继续轮回直到业大销毁。所以地球就有多次劫难。……宇宙中不好的人往下掉，掉到宇宙的中心——地球。地球就是宇宙的一个垃圾站。”懂得一定科学知识的人不难看出，这不过是对宇宙结构的荒诞臆说，虽然堆砌了一堆现代天文学名词，其实是张冠李戴，望文生义。如李洪志把“光年”这个距离单位说成是时间概念，想当然地认为火星温度比地球温度高等。他们的理论，说到底是为了给人们营造一种神秘的恐怖气氛，接下去就是宣扬地球要爆炸、人类要毁灭的“末世论”。李洪志说，人类文明至少经历了81次周期性的变化，“现在……社会整体往下滑”，“人如果再滑下去就面临着毁灭彻底的毁灭，那叫：形神全灭，很可怕!”且不说这种论调的反文明、反社会、反政府倾向，单从精神方面来说，李洪志及其“法轮大法”企图营造一种恐怖气氛，让人们在惊恐之余乖乖听从“救世主”的调遣，以获得“拯救”。^[11]李洪志向信徒们暗示，现在正处于末劫时期，即李洪志所说的“末法时期”，在旧世界毁灭之后，将由李洪志建立新的“法轮世界”。李洪志就是“末法时期”人类的救世主和未来“法轮世界”的最高主宰。其目的就是用世界末日说、末劫说来恐吓和欺骗民众，让更多的人尊他为超常的领袖。^[12]李洪志完全不懂科学，不怀好意地夸大社会存在的问题和阴暗面，目的是想引出他的“末世论”，进而用人类即将毁灭的恐怖“预言”来吓唬人，为最后要抛出的“救世说”、“度人说”设下铺垫。

2.其他邪教的“末日论”

当今世界各种邪教都普遍利用天文奇观、自然现象、社会危机制造世界末日的谎言。尤其在20世纪末之时，各种邪教频频发出某年某月某日为世界末日的预言，扰乱人心，造成很大恐慌。美国邪教“天堂之门”的首领马歇尔·怀特就曾一再宣称：现世已经无望，只有他一人能拯救这个世界。他能率领信徒的灵魂乘坐来自天堂的宇宙飞船，由哈雷彗星拖带着冉冉升天。“奥姆真理教”的重要教义之一就是宣扬世界末日论，其教主麻原彰晃称现在已进入“恶魔支配操纵的时代”，2000年将发生“世界最终战争”，人类将死亡90%。而只要加入“奥姆真理教”，麻原这位“世纪最后一位救世主”便可把死亡人数控制在世界人口1/4左右。于是一些相信这些“预言”的人纷纷加入邪教组织，在教主操纵下走上了狂热、激烈的反抗社会的道路，给社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和危害。^[13]美国邪教——“强人教”预言，1988年12月30日美国的各大城市将被苏联的原子弹摧毁；中国台湾地区邪教——“天救教”预言，1998年3月25日是世界末日，届时上帝将在电视上露面；日本邪教——“法之华三法行教团”教主福永法源宣称:“1997年，人类将有1/3的人死亡”，“2001年1月6日凌晨2时，地球上的人类将迎来末日。”^[14]

形形色色的邪教教主们把世界上发生的一些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以及人类面临的生态问题，包括一些偶然事件和尚不能为人们搞清楚的社会变异，都说成是末日来临的征兆，宣称他们可以预知某年某月某日人类的末日即将来临，把世界末日的时间说得非常具体、精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末日论”不攻自破，所有宣布世界末日的预言统统破产。各种邪教组织宣扬世界末日论，说到底，其实是为了抛出邪教组织的“救世说”，为宣扬邪教教主“以神力拯救人类”的歪理邪说作铺垫。

（三）否定科学，利用歪理邪说发展信众

一是反科学，诋毁科学技术。任何邪教都反对科学，宣扬神秘主义、封建迷信和伪科学。不少邪教教主满口科学术语，把自己伪装成“科学卫士”，借科学的名义以售其奸，背地里却又疯狂地反对科学，狂言“根本不相信现在的科学”。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伪科学、反科学的嘴脸。现代科学以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基础，不承认任何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并认为事物发展有其规律可循，人们只要认识和掌握了这些规律，就可以利用它为人类造福。因此，科学不承认有任何“救世主”。邪教反科学的本质，突出表现在他们宣扬的神秘主义和教主的所谓“神通”、“法术”上。日本“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把教主神秘力的修行称为“秘密金刚乘”，宣扬其“超越大乘与小乘，处于最顶位的数理实践，是引导灵魂趋向最高境界的力的修行”，并大肆渲染“超能力的仙道”，声称他有“预言能力、能看到远处的透视能力、能听到远方声音的远隔透听能力、能看到分子和原子之类的微视能力、进入他人身体的能力，能随心所欲地生活，还有无中生有及使身体任意变重、变轻、增大、缩小的能力”等。美国的“天堂之门”利用互联网传播邪教，一心希望波普彗星能把他们带上天堂，幻想破灭后，几十人集体自杀。李洪志也吹嘘他是“最大的佛”，可以“往来于宇宙各个不同的空间”。其实，他们的“科学”知识是从“科幻小说”那里得到的，骨子里是对神秘力量的迷信，是反科学的。将各种“科学”知识作为邪教教主宣扬歪理邪说的工具，是邪教欺世盗名的惯用伎俩。从根本上看，靠邪教起家的一些所谓“大师们”，其实都是一些科盲，甚至对科学怀有刻骨仇恨。李洪志就竭力贬低现代科学的作用，多次向练习者宣称：“现在的科学不算科学，因为用这个科学这条路永远都探测不到宇宙的奥妙”，“所以在修炼界，我们修炼的人根本就不承认现在的科学。”这些胡言乱语，是对现代科学的全盘否定，是对科学的恶毒攻击，充分暴露了反科学的邪教本质。^[15]

二是打着科学的幌子进行精神控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伪科学现象在我国社会生活中时有泛滥。如“致圣先师”、“第一超人”、“特异功能师”、“相面大王”等的出现。“水变油”、“改变2000公里以外的物质分子结构”、“凭意念发动扑灭大兴安岭森林大火”、“精确预测几千公里以外卫星发射数据”等闹剧的出台。1988年，《科技日报》就曾载文指出:“美国的一个科学委员会在考察130多年来声称的各种特异功能行为后提出最后报告，认为迄今并没有任何科学能证明特异功能的存在。”^[16]现代迷信——伪科学在邪教滋生蔓延中的重要作用，就是为邪教提供了“理论依据”。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包括传统迷信、气功、伪科学、人体遥感遥测、人体特异功能、飞碟、外星人等内容在内的神秘文化异军突起，迅速在全社会形成一股热潮。这股热潮的兴起是邪教滋生蔓延的直接文化因素：伪科学直接给了邪教理论来源，迷信泛滥给邪教提供了思想的心理的基础，歪理邪说有了生存的社会土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伪科学就在中国开始流播。他们把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神秘文化装扮成现代科学甚至是超现代科学进行推销。一个典型是把《周易》解释成是集预测、未来学、宇宙理论等于一体的科学大成，把《周易》说成是算命的高级科学。在一班人的推动下，全社会形成一股《周易》热潮。算命热、风水热接踵而至，以及用计算机算命的“现代科技”也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这些带有现代科学色彩的迷信的流传为人们坚信“命运”等思想提供了看似科学实质荒谬的理论或技术支持。还有一个重要的典型是被称作是“人体科学”的特异功能。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出现了特异功能热，一大批自称能耳朵认字、意念移物、意念致动等特异功能人出现了。到了80年代初期，随着“气功外气”的出现，一大批科学工作者、医学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极力用各种手段证明气功能导致特异功能的出现，并以各种理论论证这就是人体科学。他们还给这类现象贴上“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的标签，认为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致使全社会形成一股神怪气功热——许多自称有特异功能的大气功师、借科学名义行骗的骗子在江湖上闪亮登场。一些神怪气功组织也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人体科学”理论和思想在全社会造成很大影响，它让人以为练功、出功能是有科学理论支持的。我们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时候，一些伪科学也随之传播进来。主要有大预言、外星人、占星术、现代灵学等。其中一些与邪教的滋生有直接联系，最具影响力的是世纪末大劫难的预言作为“21世纪的科学”进入国门。这些以“科学”论证过的世纪末劫难就成为邪教“世界末日来临说”的直接理论来源。门徒会、三元教、黄坛教、达米宣教会等邪教所宣称的世界末日即将来临论与这些结论是一致的。^[17]

邪教组织否定科学，反对科学的真正目的，是借助“伪科学”的光鲜外衣，大肆编造歪理邪说，其真正的目的还是为了发展和控制信众，对其实施精神控制，使信众对教主产生盲目崇拜，变成任其摆布的“阿斗”，成为其不义之财的来源和呼风唤雨的资本。

（四）邪教教主宣扬“以神力拯救人类”的弥天谎言

在反对科学、编造“末世论”进行一通危言耸听的鼓吹之后，邪教教主们抛出了他们自己挽救世界的“良方”——“救世说”。邪教教主以欺骗手段把自己打扮成“人神”，号称自己拥有许多超自然的神力和权力，鼓吹邪教成员只能唯教主之命是从，为教主而生，为教主而死。无论是美国“人民圣殿教”的教主琼斯、“大卫教”的教主考雷什，还是日本“奥姆真理教”的教主麻原彰晃，无一不把自己说成是上帝或神灵的替身。

“法轮功”邪教头目李洪志也一样，吹嘘自己“有搬运、定物、思维控制、隐身”等功能，有“推迟地球爆炸时间”的大神通，是“度人去天国”，“把整个人类超度到光明世界中”的救世主。他自吹比老子、释迦牟尼、耶稣还高明，出言便是“经文”。他鼓吹人们只有信奉他这个万能的教主，跟着他修炼“法轮功”，才能不断上层次，飞升天国。他恬不知耻地宣称，“法轮大法”是他“拯救”人类社会的“唯一大法”，“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常的科学”，“是从粒子、分子到宇宙，从更小至更大，一切奥秘的洞见，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它是宇宙特性‘真、善、忍’在不同层次的不同论述”。人们只有修炼这“唯一大法”，才能达到度己度人的目的。李洪志一方面自称是释迦牟尼的转世，一方面又妄谈生命起源，鼓吹人是神造出来的，这是对佛教的肆意歪曲和亵渎。同时他人神不分、神佛不分，把释迦牟尼说成是神、是仙，而他则是比释迦牟尼这个神还要厉害几万倍的神，是当今唯一的救世主。并称自己“了悟宇宙真理，洞察人生，预知人类过去未来”，“我要度不了你，谁也度不了你”。其目的就是为了制造狂热的教主崇拜，以达到对信徒的精神控制。^[18]

邪教“造神”的目的，是要把教主捧为至高无上的“主宰”，使信徒深信不疑，死心塌地地盲目相从，以便使教主随心所欲地操纵一切。在邪教教主的欺骗和蛊惑下，那些处于某种困惑的人们把希望寄托在邪教教主身上。受“教主崇拜”心理的驱使，被邪教蒙蔽的人员对邪教教主顶礼膜拜，任其宰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