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医疗机构管理盲流

案例1.12　“盲流”患者在医疗机构饥饿而死亡，医疗机构是否尽到了管理人义务?

☞案情简介

2001年9月25日凌晨，孤身一人在广州做生意的陕西省村民景某乘出租车不付款，司机求助民警给予解决。民警见景某精神异常，遂将其送到广州市某精神病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随后将其转送到临时收治“盲流”患者的广州某精神康复医院。景某住院后，拒绝进食。医护人员除对症治疗、护理外，采用鼻饲实施“支持疗法”，但每次都遭到景某的强烈反抗。只要医护人员让他进食，景某就大闹不已，还整日大呼小叫，多次与同室病人发生打斗。半月后，景某出现频繁腹泻，大便呈红色胶冻状。医生考虑其患上“器质性精神障碍合并中毒性痢疾”，为防止颅内压增高出现意外，开始限制他的输液量。景某身体每况愈下，17天后死亡。

景某的尸体由中山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解剖后，作出的结论为“因饥饿致死”，同时发现颅内有一个拳头大小、严重压迫脑组织的团块状灰白色肿瘤。根据尸检结果，死者家属以广州某精神康复医院“对患者诊治及护理严重不负责”为由，将医院告上了法庭，索赔各种费用。

☞审判结果

广州市某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景某住院期间，因拒绝进食处于饥饿状态，而医院没有采取正确的医疗措施，如及时注射葡萄糖，导致其因饥饿而死亡。对景某与同室病人发生打斗，医院也未及时采取措施，使其多次被打伤，加速了死亡。所以，医院存在重大过失。2003年4月30日，法院作出判决:广州某精神康复医院须赔偿景某家人各类费用约10万元。

☞案例分析

在本案中，作为私立医疗机构的广州某精神康复医院，并无法定义务为景某在脱离“急危”症状后继续提供医疗服务，那么医患双方之间是否存在约定义务呢?景某属于无民事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精神病患者，并不能成为医疗服务合同的缔约主体，其缔约主体只能是景某的监护人(所以在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称景某为医疗服务接受者，而称其监护人为医疗服务需求者)。可见医疗机构是在没有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情况下，为避免景某生命健康利益受到损害，而提供医疗服务，所以应认定为无因管理。

医疗机构对景某的管理方法应当有利于景某。但是案例中的医疗机构所采取的救治行为显然存在着一定过错的。医疗机构的管理方法是否有利于景某，应以客观上能否避免景某利益受损失为标准。如果医疗机构主观上认为其管理方法有利于景某，则不能认为其管理是适当的。如果医疗机构停止或消极管理会使景某利益受损，则医疗机构就负有继续管理的义务，不得停止管理。显然，本案中的医疗机构在此方面存在着过错。

本案中的医疗机构在景某到达医疗机构后，即应承担将管理事实通知景某监护人的义务，如果医疗机构没有设法与其监护人或关系人取得联系，则视为未履行此项义务。如果在无因管理过程中，医疗机构因过错造成景某损害，则表明无因管理行为在性质上已发生了变化，即无因管理行为已转化为侵权行为，医疗机构不再是为景某利益提供医疗服务，而是在不法侵害景某权益，并应负侵权责任。

但是如何认定医疗机构的无因管理行为已转化为侵权行为呢?关键是看医疗机构的注意程度和过错程度。一方面，由于无因管理行为是一种受到法律鼓励的行为，从鼓励此种行为的角度出发，对医疗机构在从事管理活动中应尽的注意程度的要求不应太高，在一般情况下，医疗机构只要按照一个“善良管理人”所应尽的注意义务来处理事务，就应认为已履行了其注意义务。在紧迫状态，不能延误时机的情况下，只要医疗机构不具有恶意或者没有毫不顾及患者利益，那么即使具有一般的过失，也不应认为其已构成侵权。另一方面，由于在民法上注意义务的内容常常受利益关系的影响，医疗机构在从事管理活动时，并非为自己谋取利益，而是为患者的利益而行为，所以对医疗机构注意义务的要求不应太高。

也就是说，如果景某处于非常紧急的状况，在此情况下，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只要不具有过错，即使造成损害，也不认为构成侵权。但从本案来看，“景某身体每况愈下，17天后死亡”和“对景某与同室病人发生打斗，医疗机构也未及时采取措施，使其多次被打伤”等事实属实，则医疗机构很难表明其已经尽到一个“善良管理人”的义务。因此，法院作出的判决并无不妥。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九十三条　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