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归来，珞珈山麓沐风雨

海外归来，珞珈山麓沐风雨

有“世外桃源”之称的珞珈山吸引了韩德培、张培刚（发展经济学创始人）、吴于廑（世界史学大家）等被中国留学生通称的“哈佛三剑客”，也吸引了一大批年轻有为的教授。这些学界之杰一度成为武汉大学的“少壮派”，在周鲠生校长的带领下，创造了这所名校一段辉煌的历史。当年，胡适先生到珞珈山讲学，面对风华正茂、在一旁作陪的韩德培和其他几位年轻教授，赞赏之辞不绝于口，认为周先生吸纳了那么多优秀人才，“真配做一流的大学校长”。韩德培等年轻人能使当时名贯天下的大文豪和北大教授引发一通感慨，足以显现出这位青年法学家的实力。这是一个有金刚之躯和超凡之才的韩德培，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把鸿鹄之志融入改造中国、开启民智的社会实践的巨大能量。

1947年，年仅36岁的韩德培出任武大法律系主任，后又被推举为武大教授会主席。这位踌躇满志、春风得意的教授，在讲台上大显身手，先后讲授了国际私法、国际公法、外国法律思想史等课程，以其生动的语言和丰富的内容，赢得了广大学生的欢迎和不少同行教授的赞誉。

在珞珈山执教的最初几年，韩德培在法学研究方面也颇有进展。1948年，他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了长篇学术论文“国际私法上的反致问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初步显露了一个法学新秀的才华和理论气魄。看到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在战后的崛起，韩德培又萌生了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国际私法问题作比较研究，并撰写一部世界国际私法最新发展的宏篇巨著的想法，他为此收集了成箱资料，记录下大量笔记。然而，在他被打成右派后，那些被迫藏匿的资料被白蚁蛀食一空。事实上，早在20世纪40年代，韩德培潜心于学术研究的理想就受到政治局势的干扰。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冷眼旁观的人，他一直深切关注祖国的命运。在解放战争时期，他衷心拥护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以渊博的学识和无私无畏的勇气在《观察》杂志上连续发表了“我们所需要的法治”、“评中美商约中的移民条款”、“评现行的出版法”及“征用豪门富室在国外的财产”等文章，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1947年国民党出动大批军警在各地镇压学生运动，他草拟了“对当前学生运动的看法”一文，在武汉三镇散发张贴，引起了反动派的惊慌和不安。“六一”惨案发生后，武大教授会决定罢教，推举韩德培与另一教授起草《罢教宣言》，韩德培还和其他几位教授到“武汉行辕”进行抗议和交涉，要求严惩凶手，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武汉解放前夕，韩德培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暗中进行护校保产活动，以迎接武汉解放。

在南京和重庆的岁月，以及在40年代后半期的武汉，韩德培为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理想而奋斗，对未来充满了信心。然而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他却不得不陷入一种非常矛盾的境地。他一方面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而高兴，竭尽全力地做好党和人民交给他的工作；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了一些与他信奉的理念毫无共通之处的荒唐之举。韩德培有从祖父身上继承而来的禀性，他在信念上的执着和在工作上的强烈责任感，使他的每一根血管都奔突着不屈的精神。这使他无形中得罪了一些人，遭到了极少数人的嫉恨。倘若处于民主与法制逐步开始健全、政治空气日趋明净的今天，他的才华和思想、他的领导方法和处世艺术只会使他得到敬重，产生无可比拟的建设性力量。但在那“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年代，他却遭受了排挤、打击甚至迫害。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在20世纪走过的道路充满了风风雨雨。当他终于看到不仅是他个人，也是整个民族和国家希望之光的时候，20世纪快要结束了。这使我们认识到，在希望与困惑交织、烟花与乌云相混的特殊年代，一个正直的学者要坚持真理、追求光明需要多么超凡的勇气，该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