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浩劫，乱云飞渡待天明

十年浩劫，乱云飞渡待天明

“文化大革命”开始，20世纪初叶就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李达校长，因对“顶峰”论提出异议（他认为不能把毛泽东思想捧成马克思主义的顶峰，如果有顶峰还要不要发展？）而被斗得死去活来，韩德培也被抄家游街，成为数以百计的武大“黑帮”之一。西装、皮鞋、领带、照片、图书，统统成了“封资修”的罪证，他教英文时提到的“胡子”单词成了他“攻击革命领袖”的滔天罪行。（韩德培说英文里“胡子”有三个单词，为便于学生记忆，他便用马、恩、列、斯的画像作例子，告诉大家什么叫“whiskers”，什么叫“beard”，什么叫“moustache”。结果，一些人别有用心地诬蔑韩德培影射毛泽东“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借胡子的多少讽刺革命领袖“一代不如一代”）。自此，他被军宣队从严处理，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此番经历在中国高级知识分子中实属罕见。

我们无须详细追溯韩德培两次被划成“右派”期间的痛苦往事，也无法描述他的夫人及子女在二十年间忍受的歧视、冷遇、惊恐、饥饿和思念等种种折磨。今天，93岁高龄的韩德培教授虽然精神矍铄，风趣开朗，但让他回忆起数千个日日夜夜的风雨历程，并不感到轻松。在沙洋农场这个整人的“风水宝地”，中国最高的司法、检察、公安机关的“五七”干校都设在这里，连费孝通先生和一大批“牛鬼蛇神”都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韩德培便不再为自己的命运而感到冤屈，却更为国家的前途而担忧。他对自己的信仰和理念作了一次深刻的反思和检讨。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真正的伟人，但决不是神。那些把任何个人和理论捧上神坛的人，除了别有用心之外，没有其他任何解释。他赞赏列宁有容人之量，是真正能读懂马克思原著的人。联想到1949年以后的中国，韩德培对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与法制上存在的严重问题进行了思索。他认为，我们批评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是形式，虽然不无道理，但如果我们连形式上的民主都没有，还谈什么事实上的民主？他深知，从马克思到列宁，他们都没有全盘否定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包括它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管理，而我们置历史发展规律于不顾，夜郎自大，创造“十五年超英赶美”的伟大空话，建立所谓“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是何居心？韩德培认为，把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定性为“十年浩劫”是无可争议的，但把1957年反“右”的政治灾难定性为“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却不正确。“事实上，绝大多数右派分子都平反了，还有什么扩大化可言？它是根本性的错误！”自反“右”运动开始，一大批正直知识分子被“专政”，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地方党政部门的中坚人物被打倒，这便使党内党外的民主丧失了基础，为“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及发动铺平了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韩德培就已经意识到，中国乃至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前途将要经历一场严峻的考验，缺乏民主，无视法制，闭关锁国，固步自封，只会导致危险和不幸。因此，“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早在他预料之中，但他无法想象1957年以后的20年，特别是“文革”十年会造成那么大的破坏力。韩德培始终认为，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充满希望的时刻，如果党的领导人当时能正视社会主义阵营和中国自己的问题，不要粉饰太平，那么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或许可以提前20年。然而，次年掀起的反“右”斗争，却使这个希望丧失殆尽。随后，中华大地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中元气大伤，失去了经济起飞和迈入世界发达国家之林的大好机会，以致这种历史性的失误走到了极端。

韩德培被打成“右派”时年近五十，可谓年富力强。这正是为祖国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做一番事业的大好时候，结果岁月蹉跎，他被耽误了20年，中国的民主之声被扼杀了20年。许多爱国青年、海外赤子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抛弃优厚的待遇，不远万里奔赴祖国怀抱，准备为国家的建设而贡献力量之时，却在原以为找到了民主与光明的地方被惨遭扼杀。这种扼杀，如果仅仅针对少数几个人，倒也在所难免。在中国这个人才辈出的国度，少了谁，国家机器似乎都能照常运转，但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受煎熬，一大批英才俊杰被打翻在地，其他人却异口同声地高唱语录歌、齐呼“万岁”的时候，这个民族无疑陷入了危险的境地。好在“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政治斗兽场上一些人把事情搅得异常复杂时，在普通老百姓的内心深处，真理却是那样清楚而简单，而历史终将以人民的判断作出结论。韩德培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仍然相信“公道自在人心”、“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事实证明，“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但它也是中国走向民主、法制和现代化的伟大转变的前奏，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随着1976年“四人帮”的倒台、邓小平再次奇迹般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亿万中国人民看到了新的曙光，至此，中华民族在20世纪真正的新生，就像火中的凤凰飞向长空，全世界都为之欢呼并拭目以待。韩德培终于得到彻底平反，回到珞珈山，恢复了他的教授职务与工资，并重新走到他在中国法学界应有的位置上。这整整两个年代的辛酸和血泪、冤屈和不平、希望与期待，使韩德培的儿女们悲喜交集。这一天来得太迟了！然而，已经过了67岁的韩德培仿佛又焕发了青春，他告诫儿女们说:“要开创一番事业，任何时候都不算晚，关键是要有机会。”韩德培先生正是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像充满活力的青壮年一样，创造了法学教育和学术研究的辉煌业绩，谱写了他人生的又一个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