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云开见日劫难后，荣辱看淡功成时问:您在武大工作60年，除了学术研究，您还有非常多的社会兼职，有没有统计过，最多的时候，有多少个头衔？韩:不仅仅是我，1957年，武大法律系好多教授都被打成了右派了，下放到农村劳动，放牛。最终，我留下来，并重建武大法律系。
云开见日劫难后，荣辱看淡功成时
问:您在武大工作60年，除了学术研究，您还有非常多的社会兼职，有没有统计过，最多的时候，有多少个头衔？
韩:（大笑）没数过，很多。多数是挂名，只顾不问。
问:有没有遗憾？
韩:遗憾没有，倒是从1957年“反右”开始，到“文革”，我两次被迫戴上“右派”的帽子，整整浪费20年时间，没工作，有些可惜。我在美国的朋友说我当年要是留在联合国工作，就不会受那么多苦了。
问:您被打成“右派”那年，武大法律系好像也没有了。
韩:不仅仅是我，1957年，武大法律系好多教授都被打成了右派了，下放到农村劳动，放牛。没有老师，法律系自然就办不下去了。
问:法律系没有了，对您来说，就像农夫没有了土地。
韩:（笑）但我并没有消沉，相信总有一天，会云开见日。有段时间（1961～1966年），我被调到外文系教英语。开始，人家不放心，让我教一年级，后来看效果还不错，就让我一直教到四年级。
问:教英语算是“不务正业”，有没有想到挪个窝？
韩:北京大学曾多次希望调我去任教，房子、调动手续都办好了，我也打好包裹准备走，可学校不放。最终，我留下来，并重建武大法律系。
问:打破容易，重建难。
韩:是的。为了重建法律系，我通过各种途径将法律系以前的教师调回任教，只一年时间，法律系就开始招收本科新生，还同时招收了国际法研究生，武大法律系从此又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1980年，我在武大建立了全国首个国际法研究所；一年后，又建立了亚洲第一个环境法研究所。这两个所现在都是全国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我也算是为武汉大学争了光（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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