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坎坷人生路

一、历经坎坷人生路　不改赤子报国心

姚先生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县(现为益阳市)，幼年丧父，家境十分贫寒，求学之路艰难，自小就开始其自我奋斗的历程。

先生所在的姚姓宗祠有上下两支，两支间时有矛盾，下支读书人多，在外干事的人多，上支没有一个读书的，经常受下支人的气，因此上支很想培养一个读书人。先生是上支的一个孤儿，无钱升学，他的一位小学老师一再向族人夸他的天资聪颖，品学兼优，那年宗堂办祭事，族人想试试他的才华，便借了一套长袍马褂让他穿上去读祭文，人太小、袍太长，引人发笑，他却笃定地一字不漏将那祭文读得抑扬顿挫、铿锵有力，族长们频频点首，终于获得了家族的助学金。初中毕业后他又考取公费生，升入湖南省立一中，从二年级起，就为学校刻写钢板，一个晚上要刻四张蜡纸。1936年高中会考名列甲等，接着又考取武汉大学法律系免费生。大学期间，连年全系、全院学年考试第一名，获得法学系及法学院双重奖学金，同学们都称他为“状元”。有时他也投稿，收入一点稿费，除自己的膳食零用外，都用来贴补家用。1940年先生以优异成绩毕业，其学位论文在当年全国大学毕业论文竞赛中荣获第一名。

毕业时政府欲聘其为军法官，先生认为当时政治腐败、仕途险恶，惟有教书适合他的志趣，遂留在母校任教。1941—1943年，他担任助教期间，已开始讲授《法学绪论》，助教上讲台，这在当时“等级森严”的高等学府，实不多见。1943—1946年他先后应聘到国立商学院、国立贵州大学任教，讲授民、商法。1946年武汉大学从四川乐山迁返武汉，受周鲠生校长之聘，回母校任教，在法律系讲授民法总论和物权。当时先生一家住在东湖中学学生劳作室改建的一间小平房中，过着简朴生活，其薪资大部分都寄回老家，奉养老母，尽显孝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赴中央政法干校第一期进修一年，回到武汉大学后，由于院系调整，武大法律系被撤销，但李达校长对姚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学术素养颇为赏识，不让他离开，而委任其为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备课组组长，法律系恢复后，先生又担任法律系国家与法教研室主任，从事马列主义法学基础理论的教学与研究。

正当先生掌握马列、如虎添翼、大有作为之际，却不料遭遇1957年的反右运动，被划为“极右分子”，此后被长期下放劳动改造，每月只发给25元生活费，两次染上血吸虫病，身体受到严重伤害。1960年摘了帽子，但仍叫“摘帽右派”，回到学校农场继续劳动，遭人白眼，受人歧视。

“文革”中全家下放到湖北沙洋农场，先生以体弱多病的身体干着各种苦累的农活，种田、种菜、放牛、帮厨、理发……样样都干过。多年繁重的体力劳动严重地损害了先生的身体，其体力日衰，头发白了，牙也掉完了，后来又得了严重的“冠心病”。眼看岁月流逝、人生蹉跎，年逾花甲，而事业未竟，报国无门，颇为无奈又心有不甘。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先生的“错划”问题终于得以改正，在接近人生暮年时迎来了生命和事业的春天。

熬过冰雪严冬的人会百倍珍惜春天的温暖。虽历尽坎坷，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蒙受了极不公正的待遇，但先生却丝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和过去的伤痛，始终笃信马列，热爱党，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教育事业，衷心地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政策，把他的一生追求、一片赤诚的报国之志全部灌注到自己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之中。“错划”改正重新回到学校后，先生就精神百倍地投入到恢复武大法律系、同时筹建“国际法研究所”的繁忙工作中。1979年法律系恢复后，姚先生回到法律系担任系副主任并兼任国际法研究所副所长，为法律系的建设日夜忙碌，竭尽全力;承担“国际经济法”与“国际投资法”的教学与科研任务，主持国家研究课题，为国家的法制建设献计献策;作为国家首批研究生导师，招收和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为国家培养急需的专业人才;作为党外人士，任职武汉市政协常委，积极参政议政，为发展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而不懈努力。先生虽年至古稀、体弱多病，但老骥伏枥，壮心不已，不避寒暑、日以继夜地忘我工作，一心想把耽误的20多年时光追补回来，以自己的余热余光，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多做贡献。“人老心未老，体衰志不衰，报国之日苦短，报国之心弥切”，这几句他用以自勉的话，彰显其希望在有生之年多作奉献的满腔报国志向和迫切心情。1987年7月，在历经数十年风风雨雨的历程之后，他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然而，由于操劳过度，姚先生的健康每况愈下，并患上不治之症，不得不于1992年春住院治疗。但即使病魔缠身，先生在与疾病搏斗的同时，依然不忘工作，继续为完成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而埋头写作，在病房里继续指导研究生，直到1993年5月不幸逝世。“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先生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其报效祖国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