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为人品端正

四、治学为人品端正　仁者风范永存

治学之本，贵在学风严谨，而学风必取决于人品。所谓“道德文章”，即指学问的高深与个人的道德品性往往密不可分的。道学高深者，必定学风严谨、淡泊名利、无私无畏、以社会正义为己任。姚先生正是这样的一个具有“仁者”风范的大学者。

姚先生学风之严谨，在法学界是颇具盛名的。对一种学术观点和学说，他从不随声附和，而是注意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和考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对国际经济法的研究，他既勇于大胆开拓，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又注意缜密论证，使自己的观点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他出版或发表的每一著作或专论，总要反复修改多次，求实求真;每一论著必有十分详尽的附注，注明有关观点或资料的来源或原始出处，绝不随意地不负责任地转引。这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学术研究缺乏规范、版权保护意识淡薄之时，可谓开严谨治学风气之先河。

倡导学术民主，是姚先生治学的另一可贵品性。有一件小事，至今令我记忆犹新。在编写教育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国际经济法概论》一书时，作为当时国内唯一的一部综合性的国际经济法教材，为保证编写质量，姚先生倡导由课题组成员分工撰写，交相审稿。参与该书撰稿的大多是刚刚毕业不久的博士，我也是其中的作者之一。姚先生作为导师，其学识远在这些学生之上，然而他却率先将自己所撰写的篇章交给学生辈的作者评阅，对学生提出的哪怕很小的一点问题，也予以更改，绝不马虎。这种做法在有的人看来有点不能接受，有损“师道尊严”。然而，在姚先生看来，这正是一个学者应有的学术素养和态度。尊重学术，必然尊重学术平等，能够听取各种意见乃至批评，如果自以为是、固步自封、唯我独尊、不愿意听取别人(包括学生)意见，就不是一个真正学者应有的态度。可见，所谓“大师者”，往往不仅“学识绝伦”，而且极为谦虚谨慎，胸襟开阔、海纳百川，从善如流。

“独立公正”、不徇私情，也是一个真正学者固有的风范，然而，在中国这个几千年来具有“人情”传统的社会里，做到这一点却实在不容易，而姚先生在这方面也堪称楷模。对于学者来说，在此方面经常碰到的问题莫过于成果或项目的评审。我国的高校和学术研究单位经常会由于职称、岗位等评审工作，需要外校的同行匿名提供评价意见，这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但由于我国相应的制度和程序并不完善，匿名评审有时流于形式，评审专家有时会面临着“人情”和来自其他方面的“无形压力”。在此情况下，有的可能只好顺应“国情”大势，只褒不贬，保持一团和气;有的甚至可能利用此机会“建立”人际关系;而能顶住压力，在“人情”与“公正”的两难中选择后者的，必定得具有超人的勇气。姚先生属于后者。凡参加评审，姚先生必当依据有关成果的实际水平独立给出自己的评价，实事求是;有时碰到“棘手”的情况，实在无法应对时，只好采取最为简单的“弱智”方法——弃权或退审，即使得罪“人情”，也不愿意违背学术良知和正义。

实际上，无私者才无畏。姚先生一贯对自己极为严格，从不谋取私利。例如，虽然几十年来历经坷坎和磨难，家庭子女均受连累，但在改正“错划”后，姚先生没有向组织上提出任何特殊要求，更没有采取任何不当措施为家庭子女谋利，反而总是约束他们，不让他们利用姚先生可能具有的任何“特权”和机会。这种苛刻的自我约束，极为难能可贵。在工作或与同事的相处之中，姚先生也总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有时因工作原因，难免得罪人，埋怨者有之、嫉恨者有之、谩骂者也有之，但姚先生总是一声不吭，宁可自己受着委屈，也不愿与他人争辩，不与别人“脸红”，不计较别人的态度，襟怀坦荡，处处以大局为重，显示了其高尚道德涵养和情操，赢得了同事们的普遍敬重。

姚先生平素生活非常平淡、简朴。其生前的卧室兼书房极为简陋，一张陈旧的三屉桌，一把旧藤椅，就是其日夜著书立说的凭借。先生平生不讲吃、不讲穿，从不追求物质享受，也不会什么体育活动，唯一的爱好是音乐。先生会拉二胡，会弹琵琶，年轻时每次进城必定要去两个地方:一是书店，一是乐器店;在乐器店遇上一件好乐器、爱不释手，但因家境清贫始终舍不得买，老板见他是内行，也不嫌他，让他弹拉，正好替老板做广告。后来每到一地，在先生的卧室床头边，总是挂着一把二胡和一把琵琶。古稀之年后，每感写作劳累之时，先生就禁不住拉一拉他喜爱的二胡。先生自己笑说:“我玩乐器纯系‘自我欣赏’，对我来说，散步、爬山都不能休息脑子，因为走着路还会想问题。只有沉浸到音乐里边，才能真正放松，而且可以陶冶情性，启发思维。”

姚先生自认为他这一生经历十分简单，只做了三件事:读书、教书、写书。先生把这三件事说的简单轻松，实际上人的一生要做好这三件事谈何容易?但先生却把这三件平凡之事，做出了极不平凡的成绩，而且只讲学术贡献、不图名利，正如20年前有记者评价的那样，是“只令文字传青简，不使功名上景钟”。实际上，姚先生也始终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在武汉大学于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纪念先生执教45周年时，先生在纪念册首页上曾工笔楷书四句话以自勉:“正正当当做人，勤勤恳恳工作，认认真真读书，平平淡淡生活”。这几句话反映了先生对人生的态度，也正是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充分表现出先生高风亮节的学者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