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选择

法律的选择

凡超越国家境界而进行的商业交易活动，势必包含至少两个不同的州或国家的法律，而且还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究竟适用哪种法律来解决当事人间可能发生的争执?美国法院承认当事人自治(party autonomy)原则，即当事人有权在合同中指定该合同适用的法律。对当事人选择的法律，美国法院将认为有效，予以执行的，换言之，而法院在下列范围内，将适用外国的法律:

必须该合同事项同被选择法律的国家之间，有合理的实质的联系(《统一商法典》第一节第105项;《法律汇编》(Restatement of Law)第二版“法律抵触”(Conflict of Law)，187(二)(a))⁽⁶⁾。因此，一个德国出口商同纽约进口商尽管基于合意，指定适用瑞士法，如果该合同交易同瑞士没有联系或很少联系，这种关于选择法律的合意很可能不会为美国法院所承认。在这点上，美国的惯例比最近欧洲各国立法和判决所授与的权限，其范围更狭。

如果外国法违背美国正当程序(due process)及公正审理概念，美国法院也可拒绝适用。

至于由强者一方强加于弱者一方的某种法律体制，如附从合同，可视为带有敌意，也有可能遭到法院拒绝适用。

如果进行跨国交易的当事人双方未表明选择法律的意思(或其选择被认为无效)，法院有权决定其可适用的法律。关于法律的选择问题，曾经有各种学说，但最近的倾向，一般已不重视像“合同订立地法”(lex loci contractus)或“合同履行地法”(lex loci solutionis)等机械的形式的研究方法了。美国法学界一般所接受的学说，是“集中联系说”(grouping of contacts theory)。根据这一学说，认为应适用在整体联系中最有实际联系的地方的法律，这也是美国《法律汇编》所主张的解决方法。

选择什么法律，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合同协商过程中究竟坚持哪种选择，这是一个要从实际来考虑的问题。如果有可能在美国法院起诉，只要方便的话，最好是考虑适用与此有关的特定州的法律，较为有利。

如果有可能预料争执应在该法院结案的话，那就更要考虑这一点。兹举一例，如一个德国人或奥地利人向美国出售物品，有理由预料可能因违反担保义务而被起诉，最好建议他主张选择德国法或奥地利法。因为德国法与奥地利法关于物品买卖的担保权利的主张，其诉讼时效期间最短，只有6个月(德国民法第477条，奥地利民法第93条)。同样，如果一个欧洲进口商从美国买进物品，在上述同样情况下，最好是主张依据美国法，因为美国统一商法典关于违反买卖合同的诉权，包括担保请求权，其诉讼时效期间为4年(《统一商法典》第二节第725项)。

但是，征诸事实，在签订合同时，几乎很难预料将来的争执可能产生在哪些方面，甚至将来谁是原告，谁是被告，也无从预料。至于每方当事人都主动地坚持要适用各自本国的法律，这实际上是不明智的。这种坚持多半只是出于盲目的爱国主义的民族信念而已，总认为本国的法律一定是最好的，而且是对自己最有利的法律。具有真知灼见的法律顾问在对当事人提供咨询意见时，除非有正当理由足以指明某一法制比其他法制应更有利于当事人，否则，关于法律的选择问题最好不预先作出抉择，留待以后问题已发展到付诸诉讼，而且争执之点已经明确，再行择定。

在这方面另一值得考虑的问题是，在美国法院对外国法的证明是比较困难的，而且也花费较大。要使美国法官信服外国法的内容，需要作广泛的(而且也是花费较大的)申述，常常还要延聘外国法律专家到美国法院出庭提出口头证言。尽管近来倾向已经有所不同了，但有的美国法院仍然认为外国法是一个事实问题，应当在反诉程序(adversary proceeding)中提出证明，在反诉中，一个专家可以提出不利于对方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