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代人权

二、第二代人权

第二代人权主要包括就业权、同工同酬权、社会保障权等所谓的“社会基本权”，瓦萨克教授将其称为“平等权利”。

社会权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仅仅是指这个时期社会权的内容开始定型化，得到人们的承认以及国家宪法和法律的系统规定，并不意味着在此之前完全不存在与之有关的思想主张，也不表示此前的法律就没有任何与之相近的规定。近代的思想家中，提出社会权思想主张的有潘恩和洛克。潘恩在其《人权论》有关社会改革的方案中，对穷人享有的权利以及如何保障穷人权利的实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明确指出：“这些赡养费不具有施舍性质，而是一种权利。”^[8]历史学家汤普森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它树起了导向20世纪社会立法的航标。^[9]

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制度下，契约自由及财产自由的保障客观上导致了财富的积累不受限制、少数人富有而大多数人贫穷的结果，社会必然产生各种弊端，其中最为人诟病者如贫富差别、通货膨胀、失业、经济不景气等。对自由权的保障反而成为“榨取自由”的后盾，一般人并没有“免于贫穷的自由”与“免于饥饿的自由”。这些问题，仅仅通过保障自由权或依赖经济体系的自我调节功能是无法解决的。因此，国家除了承认个人的独立性之外，更应该针对如何使个人能在社会中独立存在来架构最起码的法秩序，一方面防止和避免强者利用其优势造成对他人自由地位之侵犯，另一方面又能使弱者有机会改善自身的条件，争取更理想的地位，不致因为一时的困难而陷入无法生存的境地。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实行完全的自由竞争而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尤其是形式上的平等所掩盖的实质上的不平等，建立一个安全、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将国家权力介入到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制定经济法、劳动法、社会福利法等所谓的“社会法”，建立社会福利制度，来对个人提供生存照顾，进而将原属私法范畴的社会法原理反映到公法上，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保障个人在此方面享有的权利，由此而形成了社会权。据此而言，社会权就是“基于福利国家或社会国家的理念，为使任何人皆可获得合乎人性尊严之生存，而予以保障之所有权利的总称”。^[10]其形成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下，劳资对立和贫富悬殊等各种社会矛盾与弊害，防止传统的自由权保障流于空洞化，谋求全体国民特别是社会经济弱者的实质自由平等，而形成的新型人权形态”。^[11]且保障性质是“为了确实保障任何个人的实质自由与平等并维持生存，而要求国家需积极参与的20世纪权利保障”。^[12]概而言之，社会权是“社会上、经济上弱者的生存要求”与“支配者、既得权益者为维持既有资本主义体制”，在相互冲击下，经由妥协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权利。^[13]

与第一代人权的个人主义思想基础不同，第二代人权的思想基础是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遵循的是社会国家的理念，主张国家对社会和个人的生活进行干预，国家承担对个人的生存进行照顾、提供福利保护的责任。

社会权的内涵可以从这样三个方面来理解：(1)社会权是“受益权”，体现的是个人在国家中的积极地位，即要求国家积极采取一定的作为，藉以享有特定利益的权利。(2)社会权主要是由国家积极义务保障实现的权利。社会权则要求国家承担积极的义务，具体表现为提供一定给付的作为义务，以此来促成这些权利的实现。(3)社会权的内容往往涉及国家对一定资源的分配、干涉和制约，更多地是要求通过政府项目，例如税收分配来实现。因此，更强调国家对个人应尽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