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鲠生教授传略

周鲠生教授传略^[2]

□ 李谋盛^[3]

一

周鲠生教授是国际国内知名的国际法学者和法学家，是我国现代法学界的权威和我国现代国际法学界的泰斗。我国当代的国际法学者大多直接、间接受过他的教益和影响，可说“桃李尽在公门”。他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随着时代前进，由一个民主主义者发展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鲠生先生原名览，是湖南省长沙县人。1889年3月18日出生于一个贫寒的教书先生家庭。生性聪颖，有“神童”之称；文思敏捷，师友誉为才子。4岁丧母，10岁丧父，自幼孤儿。由于受到父亲的朋友（当时任长沙府知府）的器重，因而能在知府的家庭私塾里读书。他13岁就参加了科举考试，中了秀才。不久，废科举，兴新学，他又考取了官费，进入新学学堂，成绩优异，名列前茅。17岁获得湖南省的官费，东渡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科。在此期间，加入了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回国，清朝被推翻后，和几个朋友在汉口办《民国日报》，宣传民主革命思想。袁世凯窃取总统职位后，查封了《民国日报》，并下令通缉，他们逃往上海。在黄兴支持下，鲠生先生又于1913年获得湖南省官费，赴英国留学，改名鲠生。在爱丁堡大学攻读政法，获得博士学位，并以成绩冠全系，获得该校最高荣誉的金质奖章。随后，他又进入巴黎大学继续深造，获得法国国家法学博士学位。当时适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凡尔赛举行和会。列强迫使中国接受日本强加于中国的“二十一条”丧国辱权（原文如此，编者注）的条约，激起海外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反对。鲠生先生联合留英、留法的中国留学生，在巴黎包围了中国出席和会的代表顾维钧，不准他在和约上签字。当时国内也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鲠生先生在海外进行的这一正义行动，正与国内的“五·四运动”遥相呼应，扩大了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加速了共产主义思想的输入。

鲠生先生于1921年从欧洲回国，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法制经济部主任。翌年，应蔡元培先生邀请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1926年到南京，任东南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1928年，与李四光、王世杰等人发起筹建国立武汉大学。1930年，任武大教授兼政治系主任，后又兼任教务长。1939年赴美国讲学，并先后担任出席太平洋学会年会的中国代表和联合国成立会中国代表团的顾问。1945年回国，任武大校长。

解放后，他继任武大校长，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任文教委员会副主任。1950年，他奉调北京，任外交部顾问，兼任外交学会副会长，并任第一届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任第三届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1年4月2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二

鲠生先生在旧社会，不愿做官，埋头读书、教书、从事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成立之初，曾任命他为立法院的立法委员，他没有接受。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请他去作教育部长，他也拒绝了。

在20世纪20、30、40年代，他坚守教育岗位，对于提高大学生的教育质量，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在任教过程中，曾主讲过多门学科，如国际法、国际法成案研究、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欧洲外交史、欧洲政治史、比较宪法等课程。他熟悉读经、史、子、集，通晓英、日、法、德诸国的语言，不仅具有牢固的汉学根基，而且具有阅、译、写作、宣讲多种外文原著的特殊本领。60岁以后，掌握了俄文，对苏联的国际法名著进行了深入的探索。

鲠生先生早在北大就被公认为第一流的名教授。所以如此受推崇，是由于在渊博学识的基础上，下了艰苦的功夫。他备课十分认真，非常注意教学艺术。每个专题的重点是什么?难点在何处?争论点有哪些?课前都有细致的考虑。他的课堂讲授很富启发性:特点之一是重点突出，主次分明，很能开发学生的思路。特点之二是旁征博引，层层剖析，颇能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特点之三是在比较阐述的基础上，加以评论，把学生引入更高的学术境界。最后才画龙点睛，畅谈其独到的见解，诱导水平较高的学生课后进一步钻研。因此，他上课，除选课学生外，旁听学生与日俱增，往往把课堂挤得水泄不通。凡听过鲠生先生讲课的，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认为“把周老师的每堂课笔记记下来，就是一篇精粹的文章”。

鲠生先生重视教学的同时，兼重科研，在国内外重要的学刊上，发表过大量有关国际法、国际关系、外交问题的论文和书评。而且能把科研成果很快注入教学，讲稿年年更新，使学生及早掌握学科的新理论、新知识以及学科发展的动向。他的课堂讲授之所以富于启发性，是科研与教学的结晶。

鲠生先生对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的教学指导，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采用了习明纳尔（Seminar）的方式，由学生选择专题和参考书，然后拟出大纲，写成文章，上堂报告。每个环节他都认真指点和审阅。每个学生报告以后，对文章内容和报告方式的优缺点，先让学生讨论，各抒所见。最后，他才全面总结，鼓励学生如何进一步提高。这种教学方式加速了学生的成长，可是鲠生先生自己的教学工作量却是倍增了。

鲠生先生既教书，又教人，任教30年，都是二者并重。他生平治学严谨，自律甚严，言传身教，对学生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每届学生毕业，他都语重心长地临别赠言，勉励大家要秉公无私，除了努力工作之外，还必须不断学习。无论工作多么忙，每天总应挤出点时间，读点新的书籍杂志。他的名言是“大学毕业，只是独立自学的起点，决不可自满自足、贪图安逸”。

在旧社会的社会科学领域，国内自编教材甚少，高等学校采用外国教材的居多。而鲠生先生对外国教材中含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理论和观点，非常嫉恶，特别重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他每讲一门课，即编著一套讲义，他的讲义把中外著作的精华和自己独到的学术见解融汇起来。例如:《国际法大纲》（商务）、《现代国际法问题》（商务）、《万国联盟》（商务）、《国际法新趋势》（商务）、《近代欧洲外交史》（商务）、《近代欧洲政治史》（商务）等书，都是鲠生先生进行教学的讲义大纲。在20世纪20、30、40年代，鲠生先生对于提高国内大学教材的学术水平，是出了大力的。

由于鲠生先生早年就富有民主革命思想，在20世纪20、30年代，还写了一些简明的通俗读物，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例如:《不平等条约十讲》（百科小丛书）（商务）、《近代国际政治小史》（百科小丛书）（商务）、《国际政法概论》（神州国光社）、《领事裁判权》（与陈腾骧合著）（东方文库），这些读物对于提高国人的觉悟和认识，起了重要的作用。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关于战后安全问题全世界都非常重视。鲠生先生曾用英文写了Winning The Peace in the Pacific一书，在纽约出版，发表他对于东方战后计划和稳定的安全制度的见解，很受西方各界人士的重视。

鲠生先生在任武大校长期内，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校长。他本是武大创办人之一，对武大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他任校长后，除了扩大、充实原有的文、法、理、工四个学院外，又恢复了农学院，还增设了医学院，使武汉大学成为一所包括六个学院的多科性的、质量较高的、真正名实相符的综合性大学。鲠生先生服膺伟大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的办学精神。他认定办好一个大学，必须依靠优秀的师资，所以求贤若渴，广为延揽人才。他摒除门阀之见、宗派之见，对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和专家，不问学派，不分地域，都多方敦聘。

他在美国的年代，就注意在留美学生中选拔人才。曾经走访了许多大学，对选中的留学生亲自登门邀约。从1945年到解放初期，由美国应聘来武汉大学的青年教授多至50余人。由于武大新老学者荟萃，因而较为浓厚的学术气氛在珞珈山蔚然形成。这是武大在旧社会的鼎盛时代。今天武大能够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和地位，与鲠生先生延揽人才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鲠生先生作为一位出色的大学校长，更为难得的是适应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在教育界开辟了迎接全国解放的先声。这是鲠生先生由一个民主主义者发展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重要转折阶段。抗战胜利后，鲠生先生以国际法学者和法学家的身份认为，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国家主权考虑，应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一主张遭到他原来的朋友胡适的反对，于是二人在报纸上展开了公开的论战，引起了国内外的密切注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这种主张可能遭到不测之祸。然而鲠生先生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仗义执言。当时郭沫若先生在香港写文章，对鲠生先生这种勇敢无畏的精神，大为赞赏。

鲠生先生任武大校长之初，抗日战争尚未胜利。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看到鲠生先生不执行它的命令，竟公开出面镇压。1947年6月1日清晨，派遣大批军警特务，包围武大学生宿舍和教师住宅，搜捕进步师生，当场枪杀了三名学生，逮捕了多名教师和学生，造成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鲠生先生当时在南京，闻讯后立即飞回武汉，到国民党武汉行辕找程潜主任交涉，营救被捕师生和办理蒙难学生的善后事宜。经过全校师生和鲠生先生的共同斗争，终于迫使国民党政府撤销了武汉警备司令彭善的职务，释放了被捕的师生，从优抚恤了蒙难学生的家属，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1948年，武汉特刑庭又传讯武大进步学生，意图迫害他们。鲠生先生又在学生会、教授会的配合下，进行了合法斗争，终使被传讯的学生获释，免遭毒手。

解放前夕，白崇禧曾命令武大迁校，鲠生先生当面予以拒绝。当时校外盛传，白崇禧将派军队来武大进行破坏，屠杀师生，弄得人心惶惶。这时，除地下党暗中积极进行保校保产活动外，鲠生先生一再向师生明确表示，他一定坚守学校，与大家共同保护学校。在那样的紧急关头，武大能够完好无损地保护下来，鲠生先生是有很大的功劳的。

三

解放以后，周恩来总理邀请他当外交部顾问，他如鱼得水，发挥了一位国际法学者的专长。

在外交方面，鲠生先生任外交部顾问后，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很重视他的意见。有些重要的外交文件，都要经鲠生先生提出意见后，才批发出去。20世纪50年代，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和英国国际法专家沃尔多克因事来中国商谈，周总理特邀鲠生先生参加会见和谈判。1958年9月4日，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我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4]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台湾和澎湖列岛等岛屿。将我国领海宽度定为12海里^[5]的决定，也是毛主席邀请鲠生先生到北戴河商量后才作出的。此外，有关我国的一些重要的国际问题，鲠生先生随时写文章公开发表，义正辞严，以影响国际舆论。例如，关于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席位的问题，鲠生先生根据国际法原则，发表了颇有分量的文章。在鲠生先生兼任外交学会副会长期间，凡是在国际关系中有重要影响的外宾来我国访问，往往由鲠生先生代表外交学会出面接待，对于沟通中外关系，起了重要的折冲作用。

在立法方面，由于鲠生先生曾担任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对于法案的审议和修改，是出了大力的。在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制定中，更发挥了他的法学权威作用。1954年，党中央曾聘请鲠生先生为宪法起草工作的顾问，他提供了许多中肯的意见。董必武同志的秘书沈德纯同志曾对韩德培教授讲，“董老曾说，‘周老对这次宪法的制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也曾听过几位参加过1954年宪草讨论的同志说，“周老对于欧美各国宪法的制定经过和宪法条文的来龙去脉，讲解如流，真是一部各国宪法的辞典”。

鲠生先生晚年所著的《国际法》上、下册，1975年出第1版，1982年出第2版，全书60万字，是他功力最深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第一部最有权威的国际法著作。这部巨著的每个专题都是旁征博引，比较论列，将近代现代国际法名著的重要理论和见解阐述无遗。全书除理论的阐述外，还重视成案的研究，引用了有代表性的成案，一一加以分析，为我国国际法著作创立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范例。书中对各家学说的评价力求公允，褒贬颇有分寸。这部著作有几大特色:第一是该（原文为误刊为“读”，编者注）书的全面性。书中阐明了国际法的来龙去脉，介绍了西方的理论和实践，备述了苏联和第三世界的观点和作法。第二，作者以其渊博的学识，书中列了一千五百多条附注。不仅注明了论据和资料的出处，而且是正文的补充论述。这样的安排和处理，既能发挥专著的作用，便于专家参考；也可用作大学教材，便于初学国际法的人阅读。第三，作者深通国际法在中国发展的过程，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表现了中国的特色，阐明了中国法学家的观点，不但把旧中国所遇到的国际法问题穿插进去，而且还把自己对新中国所进行的国际法斗争的亲身经验以及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反映于书中。例如，关于我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关于新中国的承认、继承、国家责任、领海、外交方式、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华侨的国籍和保护等问题，以及关于旧中国的外国人特权制度和不平等条约诸问题，作者都有精湛的论述。

鲠生先生这部专著的突出贡献，破天荒地将新中国率先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升为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这就使传统的国际法学在国内和国际开始了质的变化。至为清楚，现代国际法的任务主要是两项:一是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二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这两项任务是紧密联系、互相为用的。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升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一切为国际法规范必须受国际法基本原则总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制约，于是大为加强了现代国际法的法律严格性、政治原则性和理论逻辑性，从而使现代国际法更有利于解决它的两项主要任务。非常难能可贵的是，鲠生先生在其专著中，列举出大量的典型案例，深入论证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的真谛，充分显示了现代国际法在当代国际关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最近十几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在同超级大国、发达国家的政治谈判和经济交往中，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获得的显著成果，清楚地反映了鲠生先生发展现代国际法理论所作出的贡献。

鲠生先生原定该（原文为误刊为“读”，编者注）书的写作计划，包括平时法和战时法两部分。1969年完成第一部分（平时法）后，由于受文化革命的严重干扰，无法进行第二部分（战时法）的写作，使这部不朽之作的战时法部分迄付阙如，真是憾事。

1963年，还出版了《现代英美国际法的思想动向》一书。在该书中，他严肃地批判了英美国际法学界流行的“超国家法”或“世界法”，以及“世界国家”或“世界政府”的反动动向。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美国际法学界的这股逆流，该书所作的精辟分析，对我国外交界和国际法学界人士起了一种强有力的免疫作用。

1985年，武汉大学设置“纪念周鲠生法学奖金”，以纪念这位著名学者长期从事国际法学和大学教育所作出的显著成绩，以纪念他对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和立法工作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为青年们树立一个为新中国法制建设和外交事业而献身的楷模。

（审稿人:刘筱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