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成文法的公布

二、春秋时期成文法的公布

(一)奴隶主贵族的法律特权

原始社会的部落成员会议习惯传入奴隶制社会，在法律上成为“临事议制不预设法”的审判制度。贵族违反礼与刑，由司法官和执政的贵族一起，议定刑罚处罚。这种临事议刑，有两重意义：(1)临事议刑并不是没有成文法规，而是指在适用法律规定时，需要议而后定。如孔子参加夹谷之会时，对滑稽的表演主张适用的法律是“匹夫而营惑诸侯者罪当诛”^[36]，后议而定为斩去手脚。这说明当时法律规定是确定的，但是适用法律的过程是不确定的，议罪程序有比较大的随意性。(2)成文法规并不公布于众，主要由司法长官掌握，保持着所谓“刑不可知”的特权。英国的比较法学家、法史学家梅因，在分析许多古代部族的法律形式以后提出，古代法律在形式上的发展，要经过三个阶段：一是没有成文法的阶段，主要依习惯而作出判决；二是有了成文法而藏在祭祀神灵的地方，由司法长官掌握；三是向全社会公布成文法的阶段^[37]。在春秋以前的我国奴隶制社会，法律的形式正是处在梅因所说的第二个阶段。这一方面可以从周有常刑、汝则有常刑的记载中，知道存在着经常适用、基本稳定的法律规范；另外，也可以从大量的实际案例中，知道确实有“不预设法”的审判制度。因此属于有成文法规却秘而不宣。

(二)成文法公布

公布成文法的状况在春秋中后期发生根本改变。由于生产力发展，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出现，私有土地不断发展，井田制被破坏，导致礼崩乐坏，原有秩序已难维持。各国诸侯为富国强兵，陆续颁布成文法，以建构新的秩序。

1.过程

公布成文法最突出的事件发生在郑国和晋国。郑国的执政子产于公元前536年公布一部成文法，把刑书铸在鼎上，公布于众。西晋学者杜预注《左传》说：“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38]这件事遭到奴隶主贵族的激烈反对。晋国的贵族叔向写信责骂子产破坏先王的制度，说：“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39]对于叔向的责备，子产只回答一句话，“吾以救世也”。郑国除子产铸刑鼎以外，另有邓析撰写一部刑书，刻在竹简上，称为“竹刑”，公元前501年郑执政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40]。

晋国在事隔子产铸刑鼎23年后，即公元前513年也铸了一个刑鼎。晋国在赵宣子执政时期曾制定过“常法”，其基本特点是：“正法罪，辟刑狱，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洿，本秩礼，续常典，出滞淹。”^[41]此后范宣子执政时期曾制定过“刑书”，但“自使朝廷承用，未尝宣示下民”^[42]。前513年，晋国铸一铁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43]，这是晋国正式公布成文法。这次铸刑鼎引起孔夫子的震怒，他说了很多责难的话，归结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不守唐叔之法度，贵贱无序，这是指所公布的内容。二是“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这是指公布成文法这一形式。从孔子反对铸刑鼎来看，也可以知道两点：其一，该刑书规定适用于从贵族到庶民这样众多的社会阶层，而不是仅侧重于贵族，或者侧重于庶民的狭小范围。孔夫子所说贵贱无序，也就是破坏宗法等级制，打破了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界限，这当然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其二，它是向全体社会成员公布的，因此，“民在鼎矣，何以为国”。

虽然每一次公布成文法，都毫无例外地遭到旧贵族的反对，但是它代表社会发展方向，因而，它最终取代“不预制刑”的法制传统，成为法律制定施行的一个必备因素。

2.公布成文法的历史意义

成文法的公布是春秋时期深刻社会变革的反映，是新兴地主阶级为建立封建制度而进行斗争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它使中国古代立法制度趋于完备，对法制趋于完备的历史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1)成文法的公布是正在形成的封建生产关系的要求。春秋中叶以后，随着土地私有制的确立，所有权关系进一步发展，与此相联系，侵犯所有权的行为和诉讼也相应地增多。为了保护私有财产权不受侵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新兴政治势力极力要求制定成文法，并把法规公布于众，使私有财产的占有者，可以依据法规保护自身利益，不受奴隶主贵族特权的侵害。

(2)公布成文法是新旧势力争夺统治权的一场复杂斗争。在宗法制度下，“临事制刑、不预设法”是贯穿中国奴隶制社会的法律现象。代表地主阶级的新兴势力登上政治舞台以后，迫切需要打破奴隶主贵族垄断法律的特权，将本阶级意志上升为法律，以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他们通过制定和公布成文法，迫使奴隶主阶级的司法特权受到限制，改变“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传统，初步摆脱宗法制度对司法的束缚，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

(3)成文法的出现推动了封建法制的形成。公布成文法自郑、晋两国开端以后，其他各国群起仿效。楚国制定《宪令》、《仆区之法》、《茆(茅)门之法》^[44]。燕国制定《奉法》。韩国制定《刑符》。法律的公布作为制定法的必经阶段，标志着法制的进步，为封建法制的形成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地主阶级通过制定成文法，初步总结运用法制的经验，更加注重以法律的形式调整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促进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

【注释】

[1]参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礼记·礼运》。

[3]《尚书·召诰》。

[4]《尚书·汤诰》。

[5]《尚书·汤诰》。

[6]《尚书·大传》。

[7]《尚书·甘誓》。

[8]《论语·八佾》。

[9]《汉书·刑法志》。

[10]《尚书·吕刑》。

[11]《尚书·吕刑》。

[12]《尚书·吕刑》。

[13]《尚书·康诰》。

[14]《左传·文公十八年》。

[15]《说文解字·示部》。

[16]郭沫若：《十批判书》载《郭沫若文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00页。

[17]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0～291页。

[18]《礼记·王制》。

[19]《礼记·王制》。

[20]张永和：《“灋”义探源》，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

[21]《左传·桓公二年》。

[22]《礼记·王制》。

[23]《论语·八佾》。

[24]《尚书·汤誓》。

[25]《尚书·盘庚》。

[26]《左传·隐公九年》。

[27]《左传·哀公五年》。

[28]《尚书·盘庚》。

[29]《尚书大传》卷三。

[30]《后汉书·陈宠传》。

[31]《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32]《朱子大全·舜典象刑说》。

[33]《左传·昭公元年》。

[34]《周礼·秋官·大司寇》。

[35]《礼记·文王世子》。

[36]《史记·孔子世家》。

[37]［英］梅因著，沈景一译：《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页。

[38]《左传·昭公六年》杜预注。

[39]《左传·昭公六年》。

[40]《左传·定公九年》。

[41]《左传·文公六年》。

[42]《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孔疏。

[43]《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孔疏。

[44]《左传·昭公七年》及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