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立法活动与法律渊源

二、战国时期立法活动与法律渊源

(一)李悝《法经》

《法经》早已失传，据唐代所修《晋史·刑法志》载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据董说《七国考》引述《新论》的记载，李悝《法经》可分三个组成部分，前四篇“正律”、杂律和具律，主要内容是治“盗”、“贼”。《盗》法是保护封建私有财产的法规；《贼》法是防止叛逆、杀伤，保护人身安全和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法规。

李悝所述《法经》的篇章结构，首起于“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就是说：保护财产和人身安全是维护统治秩序的首要任务。

“正律略曰：杀人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杀二人，及其母氏。大盗，戍为守卒，重则诛。窥宫者膑，拾遗者刖，曰为盗心焉。”

其杂律略曰：夫有一妻二妾，其刑聝；夫有二妻则诛；妻有外夫则宫，曰淫禁。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议国法令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曰狡禁。越城，一人则诛，自十人以上，夷其乡及族，曰城禁。博戏罚金二币；太子博戏则笞；不止，则特笞；不止，则更立，曰嬉禁。群相居一日则问，三日、四日、五日则诛，曰徒禁。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按即将军)以下受金，则诛；金自镒以下，罚不诛也，曰金禁。大夫之家有侯物，自一以上者族。

第六篇为具律，又称《减》法。这一篇从“具其加减”看，应该包括不同情节予以加或减的两个方面，但可能是以减为主。《新论》说：“其《减》律略云：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减，罪卑一减；年六十以上，小罪情减，大罪理减。”

《法经》首创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规范，与“乱政”而“制刑”相比，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如对“大盗”，轻则送往边地服苦役，重则处死，甚至起“盗心”都要领受严厉的肉刑，是保护私有权法律的一大发展。《法经》是维护封建等级特权的暴力工具，它明确规定，大夫之家如保有诸侯享有的器物，便以逾制的罪名，判处最严厉的族刑。《法经》宣扬封建“法治”原则，但这一原则并不可能废除等级制度。《法经》体现出了“重刑轻罪”的精神，对于人们哪怕是最轻微的反抗或违反封建秩序的行为，都要予以严刑镇压。如窥视宫殿者要受膑刑，路上拾遗的要断足。

《法经》在编纂结构上，革弃传统刑书以刑统罪的编纂方法，而按发生犯罪、国家机关介入、追缉、审判的权力运作过程安排篇章顺序，并在发生犯罪的选择上，以财产犯罪和侵害人身权利犯罪为序安排篇名。由刑事审判程序展开的“网”、“捕”两篇关于诉讼制度的规定，也综合编入实体法规中。《法经》将不易并入“正律”的罪名，另成一篇，自集为“杂律”；《法经》还首创将刑罚适用一般原则，规定于刑、罪各篇之外另著“具律”的立法技术，使古代的综合法典产生适用于全法各律的一般调整原则。所有这些均对后世法律产生极为深刻又非常久远的影响。

(二)商鞅变法与秦国法制

商鞅原来在魏国师从李悝学习《法经》，后携《法经》入秦，在秦孝公支持下主持变法。他的变法一共进行了两次，其主要内容有：

1.奖励军功，制定战争方面的立法，论军功授爵授禄。“有军功者，各以率(律)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9]

2.奖励农耕。“国之所兴，农战二事”，凡是尽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10]。

3.实行连坐，重奖告奸，“告奸与斩敌首同赏，匿奸与降敌同罚”，告奸者无论何人，都可以承袭被告发者的财产、职位。受惩者株连范围广泛。

4.取消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度。

5.废井田，开阡陌，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11]。

商鞅变法，使秦国从一个积弱的西方落后部族国家一跃成为最强大的封建大国。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商鞅逃往边界，结果被政敌仇家抓捕，以叛国罪车裂。商鞅虽死，其法未败，使秦国大治，最终统一天下。

(三)吴起在楚国的改革

吴起是战国时期早期著名法家，同时也是军事家。原任鲁国大将，战功卓著，后赴魏。经魏文侯的选拔，任河西郡太守。吴起在担任太守期间，连续战败秦人，使二十多年间秦人不敢东望。但魏武侯继位以后他又被排挤，逃到楚国。当时楚悼王因为楚国积弱而起用他实行改革。

吴起改革的内容有三点：(1)废除世卿世禄的制度，贵族三代以后没有新战功的，夺取爵位和俸禄，用来抚养战斗之士。(2)根据楚国地广人稀的情况，使“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3)为了保证变法实行，他又提出明法审令，“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但是吴起变法由于楚悼王的死亡而夭折^[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