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的商人经历

二、郑观应的商人经历

1858年，中国局势动荡不安，太平军与清军正在长江中下游激烈争夺，英法侵略者又乘机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就在同一年，郑观应“年十七，小试不售，即奉严命赴沪学贾”，^[30]经历科举考试不中的郑观应，在其父亲的要求下，来到上海学习商务，从此走上了长达大半个世纪的商人之路。

（一）早期的买办生涯

由于郑观应的叔父郑廷江、姻亲曾寄圃、世交徐钰亭、徐润等人均在上海外国洋行里充当买办，因此，郑观应初一踏入商途，也是和他的亲朋好友一样进入洋行工作，担任一名买办，而这一身份伴随了他全部青年时期。

郑观应到上海的第二年，通过曾寄圃、徐钰亭、徐润等人的关系进入了英商在上海开办的宝顺洋行工作，直到该行因竞争激烈于1867年停业，郑观应在这家公司整整工作了七年，这七年也正是他人生经验和思想成型的重要时期，在宝顺洋行工作生活的经历无疑在郑观应思想逐步成型的过程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对他成为一名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起到了启蒙作用。

学习西方语言文字，结交中外人士。作为一个英资的大型洋行，不通英文是无法立足的，更遑论升迁了。郑观应作为一名精明的商人，深刻地认识到良好的英文能力在其中的作用，所谓“盖今日时势，非晓英文，业精一艺，不足以多获薪水”^[31]。除了这一务实的动机，驱使郑观应刻苦学习英文的原因还是为了通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学说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所谓“究心泰西政治、实业之学”，^[32]可见他在那时已朦胧地意识到：通晓西文的目的，是要用它作为改革社会以达到富强的工具。^[33]在这两方面因素的推动下，郑观应刻苦学习英文，根据他《中华民国三年香山郑慎余堂待鹤老人嘱书》一文自述，“余幼承庭训，年十七奉父命赴沪学商务，欲入英文书馆肄业，不获如愿，只在新德洋行买办秀山叔处供走奔之劳，承教英语。继随宝顺洋人坐帆船赴天津考察商务，在津度岁，大雪漫天，身亦只衣布绵袍，素位而行，耐苦自励。返沪管丝楼兼管轮船客载事务。公余之暇，约高要梁君纶卿入英博士傅兰雅先生英华书馆夜课，只读英文两年，可知当日贫读之难”。^[34]虽然洋行工作辛苦，并且由于地位较低而经济状况颇窘，郑观应仍然坚持在业余时间去外国书馆学习英文，经过苦读，不仅提升了郑观应的英语水平，也为他了解西方近代思想文化打下了牢固的语言基础。而在洋行工作和学习英文的同时，郑观应也注重结交有关的中外人士，他在宝顺洋行期间，不仅与中外商人有广泛的联系和接触，也与一些社会名流有交往，郑观应和西方传教士的交往，也就始于这一时期。正是“入英博士傅兰雅先生英华书馆夜课”，才使他结识傅兰雅等人，并通过他们认识了林乐知、李提摩太等在中国近代有着重要影响的西方传教士，通过和这些中、西方人士的交往，不仅使他打下了坚实的人际基础，还增强了英文功底，学习到了西方的文化知识。

了解了近代企业制度，认识到商战的重要性。由于郑观应的介绍人在宝顺洋行中均具有较高的地位，所以郑观应一加入宝顺洋行即取得买办的地位，主要管理丝楼和揽载等业务，这使他有机会见识到西方近代企业管理制度。外国资本在中国投资设立的近代企业规模较大，人数众多，内部分工复杂，远非中国传统的家庭手工作坊所能比拟，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近代企业的组织、管理制度随着外国资本一起进入了中国，这也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前所未见的。西方企业在组织形式上多数采用集股经营的公司形式，由股东选举产生董事会，并委派经理等对企业经营活动进行管理。在具体的管理上，重视人事管理、财务管理，实行保荐人制度、财务核算制度，加强对企业人员素质的培训和管理，并有着良好的监督机制，这一切都是在封建经济下的传统手工作坊所不可想象和无法实现的，郑观应从中亦受益颇深，在其后来撰写的《盛世危言》等书中，建议清政府学习西方国家，制定商律，推行近代企业制度等部分内容，应当是发轫于这段时期的洋行经历。

除了接触到上述西方近代企业的组织和经营、管理制度外，郑观应还充分认识到“商战”的重要性，宝顺洋行曾经是上海开埠当年进入上海的十一家洋行之一，在当时的上海乃至全国都有较大知名度，尤其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宝顺洋行在长江内河航运业占据优势地位，然而好景不长，由于轮船航运业在外国资本扩大其商品倾销和掠取原料方面的重要性，许多外商纷纷涌入这一行业，诸如英商怡和、太古，美商旗昌等洋行的加入竞争，使得宝顺洋行的优势地位急剧衰退，最终在其老对手美商旗昌轮船公司的节节进逼下，不得不于1867年惨淡停业。而郑观应在宝顺洋行的后期主要涉足于该行的轮船经营管理，这段时期的激烈竞争及其后果无疑对他影响极大。像宝顺洋行如此的大洋行，经营领域、规模之大，盛衰变化之骤，西方资本主义的商业竞争在此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身处其中的郑观应得到的观感对他以后的一生都有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35]事实上，郑观应在宝顺洋行的后期经历直接影响到他对商业竞争重要性和残酷性的看法，而与郑观应的“商战论”经济思想密切相关的，则是他关于利用国际公法和制定商律等手段来保护国内民族资本，同外国资本进行商战的法律思想的逐步成型。

身处动荡局势，了解社会苦难现实。香山县由于接近澳门，开埠较早，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基本上远离战火纷扰，社会维持相对平和的局面，然而当郑观应在1858年来到上海的时候，就开始踏入了战火相对集中的一个区域。当时，由于上海特殊的地理位置，一方面它是对西方开放的重要商埠，聚集着众多的外国侨民，另一方面，它又地处长江下游，接近当时太平天国的统治中心——南京，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上海受到太平天国、清政府和西方国家的重视，对上海及其郊县的争夺在此期间一直呈现拉锯状态，而郑观应恰恰是在太平军和清军战况最为激烈之际来到了上海，并且一直长住，并且他进入了宝顺洋行后，所负责的主要业务均和长江航运、贸易有着密切关系，必然会经过清政府和太平天国各方所控制的区域，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在这段时间内必然对太平天国与清政府之间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有所了解，对残酷的战争现实也应有所感触。同时，就在太平军和清军在长江中下游争战之时，英、法侵略者在美国、俄国的怂恿和支持下，为扩大鸦片战争所获得的利益，悍然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并且直逼京畿重地，就在清政府被迫与外国列强签订中俄、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之时，郑观应因为洋行业务原因，被派往天津公办，可见，在郑观应于宝顺洋行工作生活期间，不管是太平天国起义，还是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国这些历史重大事件，他都身在漩涡的中心，所见所闻的有关情况应当是相当真实的。作为一个饱读圣贤书，有着强烈道德感和爱国情操的年轻买办，这些事件在被郑观应真切地目睹和感知的。同时，也在他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使得他在今后的岁月里，围绕着如何使中国自立富强这个核心内容，展开了一系列的论述，而其中就包括了开设议院、行君主立宪制、改革法制等法律思想。

总之，郑观应在宝顺洋行里度过了他人生中从少年迈入青年的七年时光。在这七年当中，他目睹了当时动荡的社会局势，对于国家民族的危亡局面深感忧虑，产生了拯救国家的愿望，他在这一时期陆续开始写作并编辑出版的《救时揭要》一书，则充分反映了他“触景伤时，略陈利弊”的写作动机。而他在洋行工作生活时所学习的英语，有助于他去了解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乃至政教法律制度；所掌握的近代企业制度和经历的商业竞争，则对他后来的“商战”论和商事立法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这些内容随着他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而不断地深化，到了他完成《易言》和《盛世危言》等著作时，逐渐变得全面和系统，形成了自己独特风格的思想体系。可以说，包括法律思想在内的郑观应的整个思想体系，正是在宝顺洋行的工作、生活过程中开始萌芽和发展的。

（二）从买办到民族资本家

宝顺洋行停业之后，郑观应自己开始经营商务，担任过和生祥茶栈的通事，后来又与友人卓子和共同承办和生祥茶栈，主要业务是为两湖、江西以及徽州的茶客沽茶。1871年他成为扬州宝记盐务经理，并在其中拥有不少股份，成为一个商业资本家。1873年上海轮船招商公局正式开局，半年后改名为轮船招商局，郑观应不久加入股份，同时，他又参加了英商太古洋行轮船公司的创办，并于第二年被太古轮船公司聘为总理兼管账房、栈房等事，权力相当于总买办。^[36]此时，郑观应的身份属性开始发生变化，已经由前期单纯的洋行买办向兼具洋行买办和民族资本家的双重角色过渡，^[37]并且他的重心在其后愈来愈偏向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产业，买办色彩也逐步弱化。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运动中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也是规模最大的民用企业。为了谋求发展，当时在招商局中但任要职的盛宣怀、唐廷枢、徐润等人邀请郑观应加入，郑观应曾写道，“余曩时总理宝顺及太古轮船公司事务，嗣又与洋人创办公正轮船公司，及各口揽载行三十余载。旋蒙盛杏荪、唐景星、徐雨之三观察，采听商情，禀请傅相帮办招商局”，^[38]于是他“故太古合同期满，即荐保杨桂轩接办，官应遂脱离太古，奉北洋大臣札委，入局帮办”。^[39]加入轮船招商局标志着郑观应的买办生涯的终结。^[40]此后，郑观应的商业活动基本上都体现出一个民族资本家的性质，诸如出任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和粤路总办等事件，无一不体现他作为一个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也正是在兴办民族资本近代产业的过程中，郑观应的社会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和当时的中外社会名流以及封建统治阶层有了更为紧密的联系。

郑观应自1873年开始加入轮船招商局，一直持续到1920年，在他病逝前仍然被轮船招商局股东大会选举为新一届董事会的留任董事，可以说这半个世纪以来，郑观应完成了由一个洋行买办向兼具买办和民族资本家身份再到一个民族资本家的身份蜕变。尤其是他中年以后，身上所带有的外国买办的色彩越来越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他完成了向一个民族资本家转型的过程，这一时期，正是他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逐步定型的时期，也是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从初步形成到正式确立的时期。在宝顺洋行期间，郑观应对许多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的看法还处于感性认识阶段，往往比较肤浅、片面，尚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启蒙阶段；而到他由买办向民族资本家转型的时期，随着郑观应人生阅历的丰富，对外交往的频繁，知识结构的更新以及各项事业的跌宕起伏，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状况的观察视角大大拓展，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深度大大加深，对西方政教法律制度的认识程度更为深入，逐步形成了比同时代大多数思想家更为完善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体系，而作为这一思想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思想，也体现出这样的演变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