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的边防法律思想

一、郑观应的边防法律思想

（一）加强边防的重要性

作为一个幅员广阔的国家，中国边防问题向来为人所关注，郑观应在其较早完成的《易言》（36）的《论边防》篇中对清政府的边防情况表示出深切的担忧。他针对中国当时所面临的不利情况，在文章中写道：“中国幅员之广，亘古为昭。……迩来欧洲数十国立约通商，此往彼来，动多事变。……盖欧洲各国外托辑和，内存觊觎，互相联络，恃其富强。……由此观之，举凡藩属要荒，半为外邦侵占，藉此窥伺中原，积久生变，遂可长驱直入矣。”^[2]

中法战争后，中国的边防局势更加恶化，西方列强纷纷加强了对中国领土的侵略和瓜分，它们抓紧在中国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而广大边疆地区更成为它们虎视眈眈的“盘中餐”。郑观应对这一现象担忧更甚，他在《盛世危言》的《边防一》篇中着重描述了当时西方列强对中国版图的觊觎，进一步阐述了加强边防的重要意义，希望能引起清政府对边防政策的关注，以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避免被列强瓜分的结局。

经过中法战争一役，郑观应认为不但鸦片战争以来长期存在的殖民主义国家从海洋进攻中国的海患问题成为防务的一大掣肘，并且边患问题也已发展成为危及清政府统治和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他在《边防一》篇中对清政府当时所面临的边防危机有着这样的论述：“似今日边防易于措置，而不料为边患者，乃更有海外诸邦也。……陆则有物产，有城池，得寸则己之寸，得尺则己之尺，故陆路为天下所必争，即边防为兵家所极重。譬之人身，京师腹心也，边塞则手足、皮毛、肌理也。善养身者，卫其手足，护其皮毛，固其肌理，偶有燥湿风寒，不能乘隙而入，则根本益固，神气益完。否则外感纷乘，四肢不保，一举一动，皆蹈危机，腹心虽存，其有生理。此边防所以不可疏也。况中国四边，东至库页岛，南至台、琼，西至噶什喀尔，北至外兴安岭，无一不界强邻。一有衅端，逐处可以进攻，随时可以内犯。将来设有不幸，弃玉帛而动干戈，其必由陆而不由海也，无疑义矣。盖海战虽各国所长，然必远涉重洋，又不能于海中长较胜负，相持既久，仍须登陆，孤军无继，此危道也。彼西人心计最精，岂肯趋难而舍易。……故今日之中国之防务，防海既难从缓，防边更为要图。”^[3]随着时局的变化，中国边疆情势的急迫，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对边防问题的看法比之《易言》（36）中的论述更为深入，他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边患问题愈加复杂，不但与中国接壤的俄国乘机割占中国的领土，甚至那些远隔重洋的西方国家也垂涎中国的边疆，郑观应以人身体各器官为例来比喻边疆与首都之关系，强调“京师腹心也，边塞则手足、皮毛、肌理也”，只有保卫边疆，才能保证首都的安全以及清政府统治的稳固，而中国的东、西、南、北部的边界，均有强敌虎视眈眈，随时有可能寻找借口侵入中国。从上述因素出发，郑观应认为对清政府而言，不但要重视海防，在当时的新形势下也更要重视边防，必须两者并重，才有可能维护中国领土完整。

（二）加强边防的具体法律措施

郑观应对边防问题相当关注，他的看法主要集中在《易言》（36）的《论边防》和《盛世危言》的《边防一》至《边防九》等篇目里。在这些篇目中，他主要是从军事学的角度来论述加强边防的措施，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而涉及到依靠法律手段来缓和与解决清政府当时所面临的边境危机的论述，则散见于《论边防》和《边防五》这两篇文章中，在这里，郑观应强烈呼吁清政府借助国际公法，通过划定边界来防止西方国家寻找借口侵略中国，从而解决边防问题，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

在《论边防》篇中，郑观应认为清政府如想解决边患问题，“今日所最要者约有三端……一、在划清疆界，载诸和约。以免侵占也。我朝藩属原多荒邈之区。既已立约通商，开设口岸，惟宜往来贸易，彼此相安，岂容包藏祸心，得陇望蜀？今中华疆域，洋人履迹迨遍，教堂滋事之案，指不胜屈。或以相距太远未悉隐情，或以不谙西文未能审办。彼遂恃强蔑理，逐渐要求。今宜申画郊圻，将中国疆界绘图著说，载存和约，与各国申明条例：无论内外不得侵占，倘渝此约，各国得声其罪而致讨之。中国复奋发图强，则苞桑永固矣。”^[4]郑观应从领土法的角度出发，就解决边疆危机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清政府应当主动组织人员进行实地勘测，划定边界位置，划清中国与邻国的疆界，然后绘制出详细的地图和边界文本，同时将这些划界结果通过与邻国签订边界条约的形式予以确定。这样即可在国际公法的保护下避免边界被他国所侵占，倘若有国家敢于违背边界条约的规定侵占他国领土，则所有缔约国将会根据条约对其加以制裁。这样的话，中国也可以减轻边界压力，乘机变法图强，从根本上解决边患问题，维护国家领土完整。

而在《盛世危言》的《边防五》篇中，郑观应更是不惜笔墨地对边界问题的重要性进行论述，主张清政府应当重视划界问题。他在文中写道：“窃维数十年来，西洋诸国竞知中国幅员辽阔，又有不争远土之名，一遇界务交涉，鲜不为眈眈之视，意存蚕食者。于是琉球、越南、缅甸以藩属而见吞，香港、九龙、海参崴以边隅而被攘，甚至有睨及朝鲜、议及台湾者。中国素守好大喜功之戒，避开疆生事之嫌，得之则曰犹获石田，失之则曰不勤远略。顾石田弃而腴壤危矣，远略弛而近忧迫矣。我视为荒土而让之，彼一经营则荒土化为奥区，以夺我利柄。我见为瓯脱而忽之，彼一布置则瓯脱变为重镇，以逼我岩疆，伺间蹈瑕，永无底止，岁月削，后患何穷！故必择一、二事以全力争持，然后可以折狡谋而挽积习。”^[5]郑观应认为正是因为长期以来清政府不重视边界问题，以为边疆地区均为贫穷荒瘠之地，因而对西方列强割占边疆领土毫不在意，这样长久割占下来，后患无穷。有鉴于此，郑观应建议清政府应当重视划定边界问题，“必择一、二事以全力争持，然后可以折狡谋而挽积习”，而清政府所派遣的谈判官员在划定边界问题上一定要寸土必争，这样的话，“虽获地无多，而裨益有五：风示各国，俾勿藐视……保护土司，免受胁迫……援用公法，稍获明效”^[6]。可见，郑观应认为清政府如果能够重视划界问题，在划定边界时依据国际公法据理力争，可以向列强展示保卫本国领土主权的决心，也可以保护边疆少数民族免受列强胁迫，这样有助于巩固边防，防止领土被西方国家所割占。

郑观应从领土法的角度，主张通过国与国之间划定边界，并将划界结果写入国际条约，以此来保护中国的边疆地区和领土主权，应当说这一想法还是符合近代国际公法发展趋势的，也是颇有见地的。但是需要看到的是，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它们正急需扩大资本输出地和原料产地，始终梦想瓜分中国辽阔的国土和掠夺中国富足的资源，根本不可能真正遵守和适用什么领土法；边界条约对它们而言只是一纸文书，根本没有任何约束力。这也就决定了郑观应通过法律手段解决边患的建议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是空洞幼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