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商律卫商保商

二、制定商律卫商保商

中国封建统治者一向重农轻商，视商业为末务。19世纪末期，随着统治危机日益加深，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改变其产业政策，以扶持民族工商业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过程中，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外国资本取得在华设厂的特权，他们欺负中国对商务“没有定章”，以此“乘机愚弄，攘利侵权”，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达到了又一个高潮，使中国的社会矛盾发展到了尖锐激化的程度。甲午战争以来“广开民厂”、“设厂自救”的呼声更形急迫，国内工商业者呼唤国家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愿望更加强烈。^[40]鉴此，国内有识之士纷纷要求清政府早日制定商律，以保障华商权益，发展民族工商业。郑观应乃是其中最为活跃之人，他在多篇著作中都提到清政府应当速定商律以保商卫商，反映了他希望借助商律来振兴商务的思想。

郑观应认为，“中国只有刑律，无民律、商律、报律、航海诸律，故商民讼事律多未裁，地方官与胥吏随意判断。商民负屈甚多。国家非有商律……商务必不能旺”。^[41]此外，郑观应还提出，1882年上海发生的“倒账风潮”，使得中小型股份公司几乎全军覆没的那场金融危机，正是因为“中国不重商务，不讲商律，于是市井之徒彼此相欺，巧者亏逃，拙者受累”^[42]而致，值此金融危机之后，华商“以故视集股为畏途，无怪乎不能与洋商争衡也”^[43]。

有鉴于此，郑观应在《商务二》篇中明确指出，“今欲整顿商务，必须仿照西例，速定商律”^[44]，“各国皆有商贾条例。……择其善者编定若干条，颁行天下。凡创商贾公司，必须具禀列明：股董何人？股本若干？所办何事？呈请地方官注册。如不注册，有事官不准理。庶几上下交警，官吏不敢剥削，商伙不敢舞弊。公司所用之人无论大小皆须熟悉利弊，方准采用，当道不得滥荐，举从前积弊一律扫除”。^[45]郑观应建议清政府选择西方国家商事法律（主要是公司法）中立法水平较高的条文，将其编定为中国商律予以颁布。这样一来，凡是成立公司经商之人必须根据商律向地方官申报注册，若不去申报注册，则不能受到商律保护，地方司法官员也不得受理未注册的商民所提起的商事诉讼。郑观应认为在商律的约束之下，官吏不敢滥用职权，剥削商人，而商人在经营时也不敢舞弊，公司雇员根据真才实学来聘用。这样的话，就可以扫除以前的一切积弊，整顿商务，提高华商在“商战”中的竞争力。

除了看到制定商律在整顿商务，提高华商在“商战”中的竞争力方面的作用外，郑观应在《商战三》篇中还提到，“况遇商务讼案，华欠洋商，则领事任意要索不止，累及身家。洋欠华商，则领事每多偏视。于是华商或附洋行股份，坐沾余利，或雇无赖以为护符。故欲兴商务，必先能卫商保商，尤必须杜奸商以防逃闭”^[46]。郑观应根据自己多年的从商经验，认为在涉外商务诉讼中，由于清政府没有制定商律，使得华商如有亏欠洋商的债务，外国领事则会依据其本国法律讨要，直至华商偿还为止，若洋商是债务人的话，则领事往往又以中国没有商律为借口想方设法拖欠，这样一来，导致有的华商或者通过依附于洋商来逃避债务，或者雇用无赖来拖欠不还。因此，要想振兴商务，首先必须要能保商卫商，而保商卫商的关键在于杜绝中外奸商逃避债务，这些都需要通过制定商律来实现。

最后，在制定和实施商律的问题上，鉴于商法“条目烦多”，郑观应建议清政府“须延访深明商律之人，将东、西洋商律参定颁行，俾可遵循”^[47]。郑观应认为清政府只要制定出商律并颁布实施，如此一来，“庶奸商无弊可舞，自然日兴，公司大集，中国之利权不致外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