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法律思想在国内的影响

一、郑观应法律思想在国内的影响

（一）对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影响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向西方学习的思潮一浪高过一浪。薛福成、冯桂芬、何启、王韬、郑观应等都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向西方学习的愿望，以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为代表的著作使这股思潮达到一个高峰，因而得到同时代知识界人士尤其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高度评价。1879年，王韬从友人处读到郑观应《易言》（36）的稿本，就认为它“于当今积弊所在，扶其症结，实为痛彻无遗”，第二年，王韬在《循环日报》发表《杞忧生〈易言〉跋》，称郑观应的著作是“救时之药石”，认为“当今之世，非行西法则无以强兵富国”，而郑观应的著作，“于当今积弊所在，抉其症结，实为痛彻无遗”，“参内、外之消息，了中、西之情形，深悉天时人事，倚伏相乘”^[2]。而到了《盛世危言》出版时，陈炽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拟作《庸书》内、外篇，博考旁征，发明此义，簿书鲜暇，卒卒未果。陶斋观察资兼人之禀，负经世之才，综贯中西，权量今古，所著《盛世危言》淹雅翔实，先得我心。世有此书，而余亦可以无作矣”^[3]。可见，郑观应的思想理念在当时知识界的主要代表人物心目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

（二）对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影响

公车上书后，以康梁为首的维新党人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新星，《盛世危言》热开始消褪。但由于资产阶级改良派和维新派政治立场在原则上基本一致，故郑观应的思想仍有一定的影响。实际上，早在1880年8月，远在日本的黄遵宪就写信给王韬，打听郑观应及其著作，“再读贵报有《杞忧子〈易言〉书后》二篇，是公著述。心仪其人，访其姓名，仅知为岭南人，姓郑。尊处有《易言》稿本，可赐一读否，深山穷谷，不无奇才，在上之人拔而破格用之耳”。梁启超在拟定《西学书目录》里，把《盛世危言》作为学习西学书目之一，又在《变法通议》中，接受了郑观应与开启民智、设立议院密切相关的“兴学校，废科举”的主张。1897年维新派创办《实学报》，在发表《实学报启》中提出天、地、人、物四项纲领，其中前两项就是郑氏“西学”篇的观点。^[4]